边缘、民族与微观史：中国西南让历史学者发现了什么

记者 | 徐鲁青

编辑 | 黄月

西南，山高道阻，庙堂远在天边，长期隔绝于华夏文明核心区域之外。西南地区可以为历史研究带来哪些启发与反思？

历史学者王笛研究家乡成都三十余年，以微观史的方法考察成都的茶馆、街头的袍哥，以及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的互动。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则深入川西田野多年，探寻华夏及边缘人群的民族历史。日前，二位学者围绕西南与历史展开了一场题为“显微镜V.S.放大镜：西南随想与历史的方法”的对谈。在对谈中，他们聊到了西南地区对理解中国历史的意义、西南少数民族的身份建构过程，以及微观史学在当下中国的发展及意义。

从西南出发反思中心与边缘

作为研究成都数十年的历史学者，王笛称，上世纪80年代，学界对西南地区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这种现象直到90年代也并没有太大改变。他回忆自己在美国读书时，发现西方研究多关注中国的沿海地区，比如上海与广州，对内地城市研究非常少，“沿海城市很早就受到西方的冲击，发生的变化很大，并不能代表中国全部城市。内地城市，比如昆明、贵阳和成都，反而保留了更多的传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中国，甚至某种意义上更像我们概念中的过去的中国。”

西南地区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反思长期以华夏核心区域为中心的中国研究 。王笛提到了近日三星堆遗址的新发现，“教科书总是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三星堆的发现让我们有了不同的眼光：不仅仅黄河流域有中华文明，同时代在长江上游地区也发展了相对独立的文明。”王明珂同样认为，人们为何对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这么讶异，是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对我们的历史记忆来说，三星堆好像是不应该存在的。但实际上，如果翻阅汉代到魏晋的文献，包括《华阳国志》和《蜀王本纪》，我们会发现三到五世纪的四川人对蚕丛和鱼凫——这些三星堆有关的人物——都是有一些记忆的。后来一个非常强势的记忆从中原传来，蜀人也开始承认，古代的蜀王是黄帝的后代，在黄帝派他的子孙来之前这里是没有王的。”

王明珂谈到，从三星堆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人们遗忘本地历史的过程，也为我们展现了核心与边缘是如何被建构的。“中心和边缘的概念是相对的，成都对于北京是边缘，对于羌族却是中心。”他回忆道：“九十年代在川西做田野的时候，发现有些老先生的概念里，皇帝是住在成都的。”思考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对理解中国历史有重要的意义。

边缘族群传统如何被现代化潮流影响

西南地区的昔日传统与身份认同都受到过现代化冲击，无论是民国时期成都的茶馆，还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皆被视为落后和腐朽的符号，并遭遇过清理与改造。然而近十年，这些传统作为多元化的象征，在政府的鼓励下逐渐回潮。作为西南地区研究者，该如何看待边缘区域和族群的传统，在现代化潮流下被影响的现象？

王明珂认为，现代的人类学与民族学传统常常把少数民族与原住民刻板化。他承认，一方面这会带来好处，因为人们能用文化来凝聚彼此，“在成为现代意义的民族之前，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内部是很分歧的，有了共同的民族认同和文化之后，内部变得更团结，纠纷少了很多。”但另一方面，他也担心过分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将其拿来作旅游观光的展演，会加剧它们的边缘化，干扰其与现代化进程建立适当的关系。

他也提到了近年做中国台湾地区原住民研究的经历，发现原住民非常强调自身的原生态特性。在农耕时，他们使用一种完全自然的农法，即使在亚热带气候中，此类农法让农作损失非常大。当询问他们为什么坚持要这么做时，原住民回答，因为保存自己的文化更重要。王明珂对此颇为质疑：“为什么都市人从来不担心要保存自己的文化，但我们会鼓励原住民和少数民族保护他们的传统？中国台湾地区711便利店开的时候（在原住民地区）一大堆人反对，说会破坏他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他们不能享受现代的超市，连这点享受都觉得会破坏他们的文化？这是我们要反思的一点。 ” 

王明珂也提到，羌民的民族认同在很晚近才被人类学知识建构出来的。上世纪30年代，学者黎光明到川西考察羌族，他并没有接受过系统人类学训练，他记录羌民并没有所谓的民族语言，邻沟的居民互相难以理解对方的话；寨子是羌族最大的社会单位，不同寨子的人不会把彼此当同胞；他还看到羌民的婚礼，认为和川西的汉人没有什么两样。在黎光明之后，受过许多训练的人类学家又去做了考察，那时“他们更强调羌族文化里面与汉族相异的部分，忽略了他们内部的分歧，羌族就这么慢慢建立起来”。

到上世纪90年代王明珂去川西做田野时，他发现黎光明的观察是更准确的，但那时羌族的概念已经成型。他回忆自己和羌族老人的聊天，老人谈到过去他们各个寨子之间打得很凶，每天生活在恐惧和暴力之中，最后他自嘲式地说：“那是因为我们以前的人没知识，不知道我们是一个民族。”他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汗毛竖起来了”，“我想我在做什么，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个文化知识是被建构的，但当地人的确从这个建构中得到好处，过去的暴力没有了，我们为什么要去解构它？”后来，王明珂不再关注解构问题，而是聚焦羌族自身的知识。他的新书研究了羌族的“毒药猫传说”，并从此出发反观西方历史中的“猎巫”以及现代社会的霸凌现象，“我们可以从边缘的少数民族的文化里，获得反思性的知识，这种知识会让我们的世界更好。”

用显微镜看历史里具体的人

近年来，微观史研究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界对此亦有许多争议，微观史一方面被认为让大众看到了被官方忽视与遮蔽的历史，是对权力垄断的反抗。也有人质疑，微观史是历史学文学化的产物，满足大众猎奇的心态。甚至有批评指出，政治军事史的衰落、历史学的微观化写作使得研究者没有能力展现出历史的结构，面对更重大的问题。

王笛认为，微观史在中国还远远称不上热门，“它在西方已经流行半个多世纪了，但在中国不过是刚刚受到关注，真正的实证研究还很少。”他举例去年出版的微观史经典研究《奶酪与蛆虫》，认为这本书出版后引发这么大关注，部分是因为对读者来说这种历史研究方式还很新颖。他也指出，微观史与宏观史都不可或缺，宏大的题目只能是历史的一个方面，“涉及宏观视野时最大的问题，是人在中间消失了，研究的都是所谓人民、所谓群众，却看不到个体的人。”

王明珂同意王笛的看法，认为微观史是把个人情感放在时代中考察，“只有这时历史才变成有生命的，才能更清晰地看到历史的变迁。”他提到了上世纪30年代苗族研究领域发生的一个故事：两位人类学学者到湘西考察苗族习俗时，被当地的士绅告状致官府，觉得把这些最见不得人的习俗记录下来，是在故意侮辱他们。告状信中写：“女子打花鼓，自卑自贱之女子所为也。”那个时代的报纸上还会刊载：“感谢国民政府称我们为土著民族，因为苗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辱称。”王明珂认为，从这些边缘的小事件里可以看到边疆人群的身份认同变化，“现在，苗族花鼓是非常骄傲的民族文化，而我们从微观的视角发现，那时候少数民族是非常卑屈的，从中也可以看到整个时代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