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人们如何自愿听话

最近身处疫情中的北京，先是社区管控了10天，紧接着又是整个海淀区居家，前前后后已经在家里蹲了2周。

虽然居家，但生活总体无大碍，就是工作上难免耽搁一些。小区里的邻里都很配合社区的工作，只是期盼着能早日解封，但居家的时间长了，难免会有些苦闷。

时值525，看到上海的新闻，看到上海日报的短视频和地铁上的采访，不禁有些感怀。

最近几个月来有一些上下之间的矛盾，表面上是意识形态、抗疫方略上的分歧，究其内里，或许是两种对于“个人”和“社会”间关系的构想的分歧。

可以说一种是旧有的，一种是新兴的；一种是传统的，一种是“舶来“的。

台湾大学著名本土文化心理学家杨中芳在《中国人的自我：心理学的分析》一书中，以下表总结了传统中西文化对个人和社会关系构想的不同：

在西方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价值体系中，社会是由一个个平等、自由、独立的个体组成，社会的幸福建筑在个体以自主独立的精神去奋斗自己个别的幸福之上。社会协助各个个人去完成他的追求。社会规范或法律只是在这个个人追求自己最大幸福的过程之中，保证了“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能得到最大利益”。如果任何社会规范或法律被认为不再能起前述的作用，就应该被取消或忽视。此时，个人可以以他自己认为最能确保社会作用的方法来作为他行为的依据。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念中，社会内里各个个人不是完全独立的，每一个个人都有一个无形的关系网，使他与社会中部分其他人有不同紧密程度的关联，个人的行为必须依在这个关系网络中，自己对他人所背负的责任及义务来行事。如果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都能履行他的社会责任及义务，整个社会即可运作自如，向前发展。社会中的个人必须有一个划一的信念：社会幸福是个人幸福的先决条件，整个社会的进步可以带动内中个人向前进步。社会规范及法律是用以限制及惩罚那些不能坚持这个信念，以致不能履行对社会的责任及义务的人。最终，个人要与社会在前进的方向上，变为一致。

可以看出，一边强调“小我”的幸福，强调对个人的生活质量、情绪状态的重视，而另一边强调“大我”幸福是“小我”幸福的先决条件；一边强调的社会公正是利益计算，另一边强调的是遵守规范。基本的分歧导致两边无法进行价值观的沟通。

当然，杨中芳老师讲的是“传统中国”和“传统西方”之间的差异，但这种群体水平的差异如今也会以相当大的个体水平差异的形式存在于社会中。

不是偏向“传统中国”就是爱国，偏向“传统西方”就是崇洋媚外。很难说后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还是开放后的文化输入。但就像很多老一辈无法理解“小资”和“90、00后”，这两种观念之间的分歧确实已在社会中牢固地存在了。

他们坚决封控，是真的相信社会稳定才有小我的美好生活，真的相信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他们呼号对个人的尊重，也是真的相信只有每个个人幸福了，社会才是正义的，才会有幸福。

他们都存在着，谁也不该被灭亡，不可能被灭亡。但总要有沟通，有妥协。当一边成为设定界限的人，另一边成为受到限制的人时，妥协是需要双方都做出努力的。

心理学家理查德·瑞安和理查德·科斯特纳曾做过一项研究：他们邀请一群5~6岁的孩子参与一项绘画任务，这个任务涉及使用颜料，小孩子很容易制造出一片混乱。

他们为了让孩子保持整洁，采用了两种不同方式来设定界限：

一种是控制的方式，使用高压的语言，实验者会说“做个好孩子，保持材料整洁”或“做你应该做的，别把颜色弄混”。

另一种是支持自主的方式，实验者说：“我知道，有时候你只是想随意地涂一下颜料，这确实很有趣，但这里的材料和房间需要保持整洁，以便其他孩子使用。”

两种方式只是在措辞上有简单的变化，后者不过承认了冲突的存在，并表达了对孩子的理解，但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

以支持自主的方式设定界限的那组孩子，在整个绘画过程中都更加富有内在的动力和热情，他们更享受守规矩地绘画的过程。

著名心理学家、自我决定论提出者爱德华·德西在《内在动机》一书中介绍了这一项研究。德西认为，我们通常使用奖赏、要求、威胁、监视、竞争、批判性评估等方式来激励人们做出行为，但这些方式背后往往隐藏着控制，控制能让我们做这些事，但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我们的内在动机会受到损害。

当内在动机消亡而只有外部动机推动我们时，“应该”“必须”“不得不”的规范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情绪压力，对生活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然而，反对控制，却并非提倡纵容。目标、制度、设定界限很重要，但人们不会喜欢他们。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在不产生僵局的情况下避免纵容，或者说，如何让支持自主和设定界限共存。

上述的研究给了我们启发：当设定界限的同时，真切地考虑受到限制的人的心理和情绪，承认而不抑制他们的感受，说明界限的必要性让他们有选择和认同，那么受到限制的人就会更有动力自发地遵守界限。

对于设定界限的人来说，抑制自己控制的心态，设身处地为受限制的人着想，是一件需要投入努力的事情，如果在观念上就认同“牺牲小我”，那么或许共情会更加困难。

虽然困难，但这种努力是当下最需要的。很多时候，对界限的质疑并非针对界限本身，而是针对界限对个体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无视。我希望封控日久的人的心声能够被听见而不是封杀，封控中的人们得到理解而不是指使。

被封控自然会吃些苦，但并不求什么回报，也不想改变大江大河前进的方向，只是希望得到一些理解和尊重，能够感到自己是一个有自主权、有能动性的个体，继续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