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层面的‘后遗症’让她感到无所不在的心理压力。
5 月 23 日晚上 8 点，余文（化名）在教师宿舍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公司的同事，他开口问了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曾经得过新冠？”
余文的确得过新冠，而且是两次。她在乌克兰一所大学的历史系读研，今年过年期间确诊了新冠。受 2
月末开始的俄乌冲突影响，她尚未完成学业就回了国，落地后在隔离期间被通知复阳了。
那是一段兵荒马乱、不堪回首的日子。在她的自媒体号 ” 我是小妖怪 ” 上，她发了多条视频记录当时的崩溃心情。
所幸康复没花多长时间。结束隔离后的余文以为，自己等到了拨云见日的时候。她找到工作，去了河北某县城的一所重点高中教俄语。但 5 月
23 日晚上的那一通电话，颠覆了她刚刚开始的正常生活。
她被辞退了。校方要求她在一小时内收拾行李搬出学校。
” 你得过新冠？”
年初，余文和新冠缠斗了一个多月。
第一次确诊是在乌克兰，过年的那几天。余文说自己那一段时间一直坚持戴口罩，确诊新冠的前几天也都没有出门。”
还搁家贴春联，欢欢喜喜的，没想到自己这个‘普通的感冒’是新冠。”
2 月 24 日，俄乌冲突爆发，在之后的一周内，大批在乌的中国留学生陆续撤至周边国家。余文也是其中的一员，她 3 月 3
日抵达匈牙利，并在 12 日乘撤侨班机回国。上飞机前，她听从使馆的安排通过了几轮核酸检测。没想到落地两天后，3 月 15
日，余文被医院通知确诊第二次新冠阳性。当时她正按照规定，下飞机后在酒店隔离。
她拍了条视频，苦笑着给大家讲故事。这一次，她被拉到了集中隔离的医院，7 天后转阴康复出院。
4 月 14 日，医护人员引导解除隔离医学观察的市民有序出舱。当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首批 322
名患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顺利出舱。
尽管经历了曲折，但余文还是努力保持乐观。其实在回国之后，她就隐隐地感觉到有些东西和之前不一样了：以前每次她从学校回家，有位朋友都指定会约她出去吃饭。但这次回来，那位朋友却一直没有联系过她。”
她可能还想再观察一段时间吧，” 余文笑道，”
但我也心知肚明，好几个月了，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没办法做朋友了。不过这可能也不是真正的朋友，对吧？ “
余文说，和她一样在国外染上新冠的留学生，多数人会选择隐瞒自己的新冠史，但经常拍 vlog
的余文，大方地觉得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和治愈过程分享给更多人。” 那都已经是翻篇的故事了，都已经康复了，得向前看。”
5 月 4
日，余文从老家河南拎着箱子到了河北的学校。仅仅在前一天，她才敲定了这份工作。从乌克兰回国后，余文一直在尝试找工作，但都很周折，因为她的学位证、毕业证等各种招聘需要的原件都被迫留在了乌克兰。最终，她在五一假期前给一家教育机构投了份简历，5
月 3
日那天，公司通知她，河北某县城有所高中急缺俄语老师，需要有教师资格证和语言过关的人去任教，今天通知，明天就要上岗。当地的防疫政策是无需隔离，只要在当地住满
14 天，在头尾两天的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即可。
余文本科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 做老师是初心，” 她告诉《中国慈善家》，”
我当博主，收入还是比当老师要高一些，当老师不是为了挣钱。” 几千块钱的工资，7
人合住的上下铺宿舍，她仍然觉得是个不错的机会。校方告诉公司方面，因为急招，余文的工资可以跳过实习档，直接按照正式工资发放。
校方的恳切态度让余文心里对这份工作相当笃定。她开始着手添置必需品——床帘、靠枕、小桌子、小风扇、眼罩、书立、收纳、热水壶等等，还自费给学生们买了些本子和笔，批改作业用的红笔也备了
100 支。
按照流程，余文需要上 3 节试听课，之后即可转入正式的教学。她的社交账号上记录了 21
日第一节试听课的一些片断：在开设俄语课之前，学校已经引进了日语课，很受孩子们欢迎。性格外向的余文就在课间跑到走廊上拉人，”
明天同一时间，给俄语老师一个机会，大家一定要来啊！”
后来的课堂上，学生们的热情也让她有点受宠若惊——只是提了一句自己的留学经历，下面的孩子们就突然鼓起掌来。
4 月 14 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首批 322 名患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顺利出舱。
但试听课只上成了一节。
5 月 23 日晚上 8
点，余文接到一个电话，是公司的同事。对方只问了两个问题：你是否曾经感染过新冠？什么时候感染的？余文都如实作答了。
”
过了一会，他又打来一通电话，说让我现在收拾一下行李。我说这是出什么问题了吗？我录了电话录音，排除了工作能力上的问题。同事很着急，叫我立刻走。”
余文向《中国慈善家》回忆。
余文说，时间挺晚了，能不能在学校先再住一晚，明天白天再搬走？对方的答案很坚决：不行！必须在一个小时内离开！
在慌乱和委屈之中，余文哭了。那天晚上，她前后接了七八个电话，全都是催促她离开，其中也有校长打来的，问她行李收拾得如何，是否能快一点
……
后来她了解到，校方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得知她曾经患新冠的消息，马上就联系她所在的教育公司，让公司核实。公司核实之后，学校立即做出辞退决定。
虽然很崩溃，余文还是摊开行李箱，流着泪收拾行李。”
我也理解学校，学校是很特殊的地方，孩子马上要参加高考了，不能冒一点风险。确实学生、家长和学校也为防疫做出了很多努力，毕竟是个很多人聚集的空间，所以他们有些害怕，我可以理解。”
余文对《中国慈善家》说。
当初余文刚到学校时随身只携带了一个 16
寸的小行李箱，原本打算长住下来的她慢慢添置了许多东西，在仓皇离开的时候就变成了巨大的包袱。校方要求一个小时以内离开，她就只能用塑料袋尽可能把东西装起来。东西很多，她和同宿舍的一位女老师来回搬了几趟才搬完。
余文入职的时候，学校派了车去接她；但被辞退时，余文被告知只能自行找办法离开。
晚上 9 点，校长亲自在校门口监督，目送她坐上了自己找的车。
后来，她在学校的一位同事告诉她，自己也接到了校方的电话，询问有无新冠病史。
5 月 9 日，上海，一名从方舱医院出院的市民带着行李骑车回家。
只想回到平凡生活
在被学校辞退之后，余文还被公司告知，合作的一百多所学校都没办法再接受她了——她可能将在很长的时间里与教育行业无缘。公司提出，如果她愿意，可以调整到行政岗位，无需离职。这显然和自己的职业规划不符，余文拒绝了。
余文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下来，发在了微博上，引起很大关注。” 这不是歧视新冠康复者吗？” 许多人替她打抱不平。
2020 年，多家媒体曾报道过新冠康复者的窘境：有出院患者乘社区派的车回家，司机却拒绝把她送到地下车库，对她说：”
你还知道怕丑。” 她当即表示自己要下车回康复驿站，” 那里没有人歧视我们
“。有康复者回家后渐渐发现邻居躲着自己，曾经的朋友也不愿和他们见面。还有康复者本该复工，却一直被单位拖延到失去了原本的晋升机会，委屈积累太多，最终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 我们战胜了病毒，却还要被当作病毒一样被孤立排挤。” 一位受访者说。
而因为害怕身份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歧视和麻烦，也害怕引起周围人不必要的恐慌，多数康复者不敢公开自己的经历，希望沉默能掩盖他们本不必承担的关注，让他们重新拥有普通人的平凡生活。
尽管开诚布公给自己带来了巨大麻烦，但余文仍然选择发声，希望能以此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在她发布相关微博后，在转发和评论区里，很多用户写下了自己或周围人因新冠史遭遇的不平等对待。
李菁（化名）也是评论区留言的人之一。李菁是吉林人，3 月 9 日开始按照小区要求居家隔离，足不出户。没想到在 3 月 23
日，丈夫被通知新冠结果呈阳性；李菁和 10 岁的孩子也在两天后确诊，三人都被转移至方舱集中隔离。
” 我都自嘲说，这也太倒霉了。”
李菁告诉《中国慈善家》，她们和一位小朋友、两位老人住在征用的学生宿舍临时方舱里，每天无法洗澡，而核酸检测结果一直没转阴，”
没有一个大心脏 ” 的李菁特别崩溃，吃不好也睡不好。
4 月 15
日，检测结果合格的李菁一家结束隔离，回到小区。出舱时，李菁领到了三份文件：出院通知单、诊断证明书和解除隔离知情同意书。文件上写着，”
出院后请您配合社区完成 7 天居家健康监测。”
4 月 15 日，从方舱康复出院后，李菁领到的出院通知单、诊断证明书和解除隔离知情同意书。
对新冠康复人员的 7 天居家健康监测这个要求，被明确写入了国家卫健委今年 3 月 15
日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中。但回到家后，李菁一家被要求隔离 14 天，后来又增加到 28 天，最后变为 42
天。《中国慈善家》注意到，网上也曾经曝出吉林市出现对新冠康复出院者实行超长管控的情况，李菁一家的遭遇也佐证了这一点。
” 这是对我们的歧视。” 她说。
李菁是个体户，在漫长的 42 天隔离期之后，一家人终于等来了一纸复工证明。他们发现，自己还算 ” 幸运 ”
的，他们所在小区楼群里，其他遭遇超长隔离的康复者中有很多人表示仍被雇佣单位拒绝复工。
李菁觉得不可理解。她和丈夫、孩子都是轻症，体感和感冒无异，也没有后遗症，但社会层面的 ” 后遗症 ”
让她感受到无所不在的心理压力。现在，非必要的时候她仍然选择不出门，生怕给别人带来麻烦。她更加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可能遭遇他们所无法理解的歧视。
” 病毒不可怕，我们被感染过的人也不是过街老鼠。” 她说。
余文说，自己不希望被区别对待。”
我已经康复了，我希望能像个正常人一样融入这个社会，而不是时时刻刻去提醒我，你是一个新冠康复者，你曾经感染过新冠。不管是优待还是不好的待遇，我哪一个都不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