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前文《给北宋与辽国的「金钱换和平」算笔账》的留言里，有好几位朋友提议“说一说契丹的打草谷”。
那就说一说“打草谷”这个事情。
当代人知晓“打草谷”这个名词，很大程度上须归功于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相关电视剧集。书中第二十章，描写了萧峰在雁门关见到宋军前往辽国境内打草谷，“驱赶着数百头牛羊和十余名契丹妇女”。第二十七章，又描写了辽军前往北宋境内打草谷，“马后缚着许多俘虏，似是打了胜仗回来一般”。
书中还说，“他（萧峰）在辽国多时，已约略知道辽国的军情。辽国朝廷对军队不供粮秣，也无饷银，官兵一应所需，都是向敌人抢而来，每日派出部队去向大宋、西夏、女真、高丽各邻各国百姓抢劫，名之为‘打草谷’，其实与强盗无异。宋朝官兵便向辽人‘打草谷’，以资报复。是以边界百姓，困苦异常，每日里提心吊胆，朝不保夕。萧峰一直觉得这种法子残忍无道……”
♦ 电视剧《天龙八部》中的“打谷草”情节
其实，金庸此说不可当真。契丹建立的辽国历史上确有令人发指的打草谷恶行，但在小说《天空八部》所选取的历史年代，也就是女真政权初兴的北宋晚期，辽国早已效仿中原王朝，建立起了正规的军队补给体系，打草谷已非“辽国军队的规矩”。辽宋边境上，也很少发生辽军过来打草谷、宋军再过去打草谷以示报复这类拉锯式冲突。
契丹政权早年确实没有军粮补给制度。史料中有许多这类记载。
如后梁贞明三年（917），契丹军进攻幽州，李存审、阎宝等将领的主张是“虏无辎重，势不能久，俟其野无所掠，食尽自还，然后踵而击之”——契丹军没有后勤辎重，无法打持久战，我军只须坚守城池，等契丹军将城外的粮食都搜刮完了，没得吃了，自然就会退军，那时我军正可趁势追击。
另一位将领李嗣源的最大担忧是“虏无辎重，吾行必载粮食自随，若平原相遇，虏抄我粮，吾不战自溃矣。不若自山中潜行趋幽州，与城中合势，若中道遇虏，则据险拒之”——契丹军是不带辎重粮草的，我军必须带辎重粮草。若我军与契丹军在平原地带相遇，契丹军必然利用其骑兵优势包抄抢夺我军的粮草，那样我军就不战自溃了。所以救援幽州的最好办法，是让部队放弃平原改走山路。如果在山路上与契丹军相遇了，我军还可以据险防守。
再如，辽太祖阿保机与李存勗在望都交战败北，也是因为时值大雪，“野无所掠，马无刍草，冻死者相望于路”，阿保机没有粮草补给，大雪又让掠夺百姓变得非常困难，只好以“天未令我到此”为由选择退兵。
但是，没有军粮补给制度，也就是没有辎重，并不意味着契丹军没有携带军粮，这完全是两码事。战争是大事，鲜少有军队会冒险将粮草完全寄托在掳掠上。契丹军的常规做法，其实是携带大批活着的马牛羊随军出征作为粮草。后梁贞明三年契丹进攻幽州就是这么干的，当时的状况是“渔阳以北，毡车毳幕，羊马弥漫”。固守多日后，幽州守将周德威派人告知李嗣源：
“契丹三十万，马牛不知其数，近日所食羊马过半，案巴坚（即阿保机）责让卢文进，深悔其来。契丹胜兵散布射猎，案巴坚帐前不满万人，宜夜出奇兵，掩其不备。”
周德威传递给李嗣源的信息未必完全可信。他一面说契丹军携带的牲畜不知其数，一面又说自己得到的信息是这些牲畜已被吃掉了超过一半，就略有一些冲突。他这样说的目的，自然是希望李嗣源能够尽快发兵来解幽州之围。但周德威的这些话，仍保留了一些确凿无疑的信息，那就是当时的契丹军虽然没有粮草辎重，却随军带有大量的马牛羊等牲畜。围攻幽州城的契丹军，便主要以这些牲畜为军粮。
除了携带牲畜作为军粮外，契丹军也比较重视抄掠对方军队的辎重。如后唐时代庄宗同光元年（923年）闰四月，契丹军入侵，“抄掠馈运”，馈运即后唐政权的粮食运输线。次年五月，契丹又入侵幽州，“馈运多为所掠”，契丹军将掠夺的重点放在后唐政权往幽州城输送的粮草上。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八月的记载是“幽州城外，虏骑充斥，每自涿州运粮入幽州，虏多伏兵于阎沟掠取之”，这是契丹军摸透了中原政权不愿野战只肯固守城池的思维后，将幽州当成了围点打援之所。他们知道幽州的大军需要外界源源不断输送粮草来维持，所以在幽州城外遍布斥候，专门探查哪里有要运送入城的粮草可抢。
契丹军也掳掠百姓。不过，对大规模军事作战而言，掳掠散在田野之间的百姓是效率很低的做法。搜寻村镇的成本、搜挖粮食并打包运输的成本都很高，所得又往往有限，远不如截击敌国的税粮和军粮来得有效率（为了减轻搜挖粮食的成本，历史上更常见的规模化掳掠现象，是选择农作物成熟之日，以军队直扑田地强行收割）。所以，如果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出现了大规模掳掠百姓的恶行，往往也意味着契丹军队的补给已发生了严重危机。
一般认为，中原民众熟知“打草谷”一词，缘于契丹与后晋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公元947年以契丹军队消灭后晋、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军进入开封城、身着中原王朝之皇袍改国号“契丹”为“大辽”告终。但中原百姓的苦难却未因战事终结而平息。据《资治通鉴》记载：
“赵延寿请给上国兵廪食，契丹主日：‘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以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
赵延寿是投降契丹的汉人，耶律德光有意利用汉人来进取中原，故重用赵延寿，以之为幽州节度使。契丹军占领开封灭亡后晋之后，赵延寿建议由即将成立的新政府向契丹军供给粮草，但耶律德光认为契丹军的粮草从无由政府负担一说，故采取了旧办法，让部下骑兵出去漫山遍野“打草谷”。这场“打草谷”的结果，是以开封城为中心，方圆数百里间的百姓死亡枕藉，财富与牲畜皆被掠夺一空。可说是一场极为残酷的大屠杀与大抢掠。
其实，没有任何统治者会在一开始便给自己定下的制度取一个恶名，“打草谷”一词应该也是如此。据《辽史·兵制》的记载，辽国实行的制度是百姓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皆纳入兵籍，也就是战争启动时都得应召参与。其中，“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皆自备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谷草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联系前文提到的，契丹军出征时会随军携带大量活的牲畜作为军粮，这里的“打草谷家丁”的设置，应该就是为了给这些牲畜提供草谷；“守营铺家丁”顾名思义，是看管营帐的留守人员。
正因为随军携带的牲畜必须由契丹士兵的家庭自己提供，作战期间牲畜的谷草也必须由契丹正兵之外的“打草谷家丁”自己提供，所以耶律德光才会拒绝赵延寿由府库向契丹军提供军粮的建议，才会坚持继续实施“打草谷”政策。或许，在耶律德光看来，采纳赵延寿的建议很危险，意味着开了由契丹政府承担军粮成本的先例。也有可能是耶律德光攻陷开封后发现自己手中并未掌握足够的粮草。
于是，本意乃是“为随军牲畜提供谷草”的打草谷一词，在公元947年的中原，迅速蜕变成了大屠杀和大抢掠的同义词，也成了中原士大夫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到元朝编修《辽史》时，除保留有“打草谷家丁”这个名词外，“打草谷”一词已经与烧杀抢掠划了等号。
♦ 《辽史》中关于“打谷草家丁”的记载
公元947年这场残忍的“打草谷”，也给耶律德光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首先，烧烧抢掠的契丹军在中原地区无法建立起有秩序的统治；其次，原后晋残留在地方上的军队将领，见契丹军如此热衷于烧杀抢掠，也认为其无法逐鹿中原，故对“大辽”多持观望态度；再次，中原地区的义军蜂起，纷纷以“杀契丹”为口号。于是，在开封城逗留了仅约三个月之后，耶律德光见形势不妙，便以天气热为由选择了北返。耶律德光后来承认说，“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意思是悔不该放纵军队“打草谷”，让全中原人皆对契丹军恨之入骨。
不过，任何政权走向皇权集中化之后，都会产生由中央政府来掌控军队供给的需求。这是因为军队的向心力对皇权的稳固至关重要，只有把军饷、粮草等攸关军队命脉的经济权力抓在手里，皇权才会放心。辽国也是如此。
至晚在辽圣宗时代（983-1031年在位，大致相当于北宋的太宗后半期、真宗时期与仁宗早期），辽国已经建立起了与中原王朝相似的军队补给制度。如统和四年（986）五月，辽圣宗下诏让部队“备器甲、储粟，待秋大举南征”。辽兴宗时代进攻西夏时，也有“战舰粮船，绵亘数百里”的记载。这一时期，“打谷草”的旧做法也渐渐被视为违法。统和二年（984年）发生过下面的将领“请行俘掠”而被皇帝以“徒生事耳”否决的事情；统和四年（986年）有诏书禁止将领“纵军残南境桑果”，统和七年（989年）发生过“三卒出营劫掠”结果被鞭笞责罚，其掠夺所得之物被皇帝分赐左右之事。
1005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两国边境长期无事。让北宋君臣最担忧的边境问题已不是辽军前来“打草谷”，而是边境地区的北宋百姓会逃亡辽国。
比如，宋仁宗时代，有人建议朝廷禁掉河北的盐业自由市场，改由官府经营，以增加财政收入。谏官余靖上奏极力反对。他告诉宋仁宗，“燕蓟之地”被契丹占领数百年，那里的百姓之所以“忘南顾心”，没有了回归中原王朝的想法，是因为“契丹之法简易，盐麴俱贱，科役不烦”——契丹的政策简易，盐价也很低贱，劳役征发也不频繁。余靖还说，本朝太祖皇帝当年之所以“推恩河朔，故许通商”，允许河北边境地区的宋朝百姓自由买卖食盐，便是为了抵消边境内外生存环境对比带来的伤害，“今若榷之，价必腾踊，民茍怀怨，悔将何及。河朔土多盐卤，小民税地不生五谷，惟刮卤煎盐以纳二税，禁之必至逃亡。盐价若高，犯法亦众，边民怨望，非国之福。”——如果现在将内地普遍实施的食盐官营政策推广到河朔地区，那些靠卖盐为生的百姓缴不起税赋，一定会逃亡。百姓们吃不起高价盐，也会铤而走险。让边境百姓对国家心生怨念，对国家不会是什么好事。
♦ 《宋史》中关于北宋边境地区为防范百姓逃亡而采取与内地不同政策的记载
再如，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苏辙以“北朝皇帝生辰国信使”的身份前往辽国贺寿。归来后，苏辙在给宋朝皇帝的劄子里说，辽国百姓的生活状况比较好，除非发生特殊的“急速调发之政”。寻常年份里，辽国的情况是“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出使辽国期间，苏辙还写有诗作《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在其中一首题为《惠州》的诗里，苏辙自注道：“传闻南朝逃叛者多在其间”，这里的惠州大致位于今天的辽宁省建平县一带，苏辙用 “逃叛者”二字，显示据他的耳闻，该州有不少百姓是从宋朝逃亡过来的。
♦ 苏轼《惠州》诗中提到了“逃叛者”
宋哲宗时代，与金庸小说中的虚构人物萧峰活跃的年份大体相近——书中，萧峰结识了女真头目完颜阿骨打。据史料记载，完颜阿骨打大约生于1068年，至苏辙出使辽国时年已21岁。显而易见，如前文所述，在这个时代，宋、辽边境总体处于和平状态，北宋士大夫很少为“打草谷”事件焦虑。他们可能更担忧边境百姓会逃去辽国。（来源：腾讯新闻）
参考资料
①费国庆：《辽朝的“打草谷”问题》，《辽金史论集》第一辑。
②孟广耀：《“打草谷”辩》，《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3期。
③伯颜：《打草谷家丁》，《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4期。
④罗继祖、刘庆：《〈“打草谷”辨〉辨》，《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5期。
⑤张国庆：《辽朝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后勤制度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⑥吴飞：《“行逐水草”与“打草谷”——辽朝初期契丹军队后勤补给方式再研究》，《宋史研究论丛》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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