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殿臣是哈尔滨某供热公司门卫。2021年3月12日凌晨，他在公司收发室突发脑出血。送医后，医生断定马殿臣已经脑死亡，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此时，对他的妻子柳兴平来说，拔不拔掉呼吸机是个无比艰难的决定——拔，意味着丈夫很快会停止呼吸，可在外地工作的女儿还没有回来看父亲最后一眼；不拔，则意味着难以被认定为工伤。61个小时后，柳兴平和女儿还是决定拔掉呼吸机。而如她们预料的一样，马殿臣的死没有被当地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必须在48小时内“死掉”，否则就拿不到工伤赔偿，为何非要如此抉择？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此处的“48小时”，成为工伤认定最难闯的一道关，以至于像马殿臣这样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其死亡与其本职工作有着高度关联性的案例，都无法被认定为工伤。
是否被认定为工伤，对死者家属来说，有着很大的区别。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职工因工死亡，近亲属可以领取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赔偿，其标准是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2013年约为49万，2020年提高到80余万。柳兴平原本可以拿到这笔高额赔偿，前提是必须舍弃亲情，在女儿看到父亲最后一眼之前狠心拔掉呼吸机。柳兴平的选择无疑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无论是法律还是制度，如果与人们朴素的道德观念相违背，那么它显然是不尽合理，至少是值得拷问的。
有人会说，法律是刚性的，既然做出了48小时的限制性规定，就应该不折不扣地遵守。现实中，像马殿臣这样的案例占了大多数，但也并非没有例外。2016年发生在广西的一个案例是，梁某某因公出差，死于返程途中，因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没有被认定为工伤。家属没有放弃，经过复杂的法律程序，二审支持了家属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在法律对死亡认定标准没有明确规定情况下，应从有利于保护职工的立场予以解释，认定梁某某视同工伤。
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判决，既没有突破法律，也最大化地兼顾了人情。工伤保险的立法本意，就是要保护劳动者权益，在其死亡和伤残之后，给予其及家属一定的物质补偿，因此认定工伤的核心要素，应该是因果关系，即死亡是否由工作原因引起，而不应该是抢救时间。48小时就可以，多一个小时就不行，这明显有失公平。
事实上，48小时的规定，本身就未必站得住脚。据一名劳动法专家表示，“48小时的规定是参考医学抢救的黄金时间”，而在医学专业人士的眼中，这一说法十分荒谬，“医学上没有绝对的48小时界限”。这个小小的分歧，既折射出不同专业领域的技术壁垒，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48小时”规定掺杂了法理之外的多重考量。
人社部2019年曾经有过一个答复，认为工伤认定的把握上，要兼顾与用人单位、社会保险基金之间的利益平衡，不能无限扩大。这段话让人五味杂陈。任何立法都不可能脱离现实，但“48小时”规定兼顾用人单位、社保基金的利益，唯独劳动者的利益被选择性无视了。
是时候对工伤认定的“48小时”时限进行法律层面的调整了，因为我们不应该让人们在法律和人性之间做选择。现实中经常发生的一个场景是：企业为了逃避工伤赔偿，强烈要求医院“不要放弃，继续抢救，我们全力配合”，而病人家属则纠结于，要不要拔掉呼吸机，提前结束亲人的生命。这一幕讽刺又悲凉，而原本它并不应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