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因为感觉到在一线城市立足的难度陡然变大，一大批北漂年轻人回到老家发展。再次回到父母眼皮底下，解决他们的婚恋问题就成了第一要务。
但这批洄游的北漂很快发现，他们不仅错过了老家的最佳择偶期，自己按照大城市标准打拼出来的个人价值，在老家相亲市场的重新评估下，也被瞬间贬值。
他们感到焦虑，更感到一种隐秘的不公平心理。
出走老家时，自己是同辈中敢于追求梦想的青年才俊；北漂时，自己的努力也能得到相应的肯定。
但经过一番折腾回到曾经被自己落在身后的老家，却突然被相亲对象以另一套标准轻视了。
那些自己引以为豪的经历、爱好和见解，远比不上老家同学一路躺赢、被轻而易举授予的“稳定”。“一个曾经的大厂P8，不会比在机关单位做基层公务员的中学同学，更容易找到对象。”
在大城市奋斗的几年里，这些曾经的北漂也建立起另一套择偶观，不仅得不到相亲对象的青睐，自己也无法喜欢上谁。
背井离乡几年，自己和老家之间难以弥平的“错位”，在相亲的过程中显形出来。
小朱今年31岁，在2022年初经历了一波大厂裁员，当时北京的各种工作岗位又在缩减招聘，最终决定回到老家发展。“回到老家，一个事实摆到眼前：所有的同学都结婚了，就剩下我，还依次给他们当伴郎。”
小朱最近一次给老家朋友当伴郎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
“前几年，我跟同学们聊聊北京的生活，人家还羡慕你，觉得你知道的真多，你的生活方式真时髦。还有人跟我明里暗里的较劲，比谁过得更好。现在呢，对于大城市生活怎么样，大家是真的不感兴趣了。好像所有人都得到了自己真正在乎的东西，只有我还困在想用谈资证明自己的执念里。”
感觉被落下了，小朱自然想通过相亲赶紧追上进度。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我们那里单身青年的个人资料流通得太快了，优质的早就被介绍出去了。”
在北京时，小朱在某视频平台大厂的OC（office
culture）部门做设计，月入2万。“但放在老家的相亲市场，感觉自己的履历还没有在北京时体面。”
有一次，小朱的妈妈把他的资料推给了一位熟人，对方却迟迟没有将自己女儿的基本信息交换过来。在小朱妈妈的追问下，对方才委婉表示：还是希望能找个有正经单位的（小伙），而不是一个网红。
“因为我资料上写着我曾经在某视频平台工作，人家以为我是在上面做直播的。”
后来，小朱把自己的资料发到了沈阳本地相亲的微博上。“我发现月入6、7千的公务员，下面都有好几条‘求认识’。我之前在大厂OC部门工作，无人问津，唯一一条是问‘什么是OC？’”
21年，小朱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买下一套沈阳市沈河区的房子，房子本应在去年7月份交付，但由于恒大房地产暴雷，资金链断裂，到现在还没有建完。“沈阳相亲市场的规则是，看你已经有的东西，不看没影的，所以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没房没车。”
“等于说是通过自己的奋斗，回来后在老家相亲市场的鄙视链垫了底。”
小朱没交付的房子
开始，小朱觉得忿忿不平。但后来，他也渐渐理解了，“在沈阳找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当地对设计师的需求，大多局限于给房地产广告P个图、给奶茶店画画logo，每月6千块钱是中位数。那别人对你职业的认知，肯定要降一个档次。”
小朱也想过考公，“但我现在这个年龄，没有什么备考的心力了。”他也坦白，更多还是一种心理压力。“就好像考了公，就否定了自己之前北漂的决定，承认自己走了一大圈弯路。”
他形容自己现在的感受是：“我是按北京的标准奋斗的，结果回了老家才发现技能点都点错了，就像努力复习了，却发现自己最终参加的，是另外一门考试。”
刚进入沈阳相亲市场的时候，小朱被这里的效率深深震撼了。
“比如说，你把自己的资料发给你妈，你妈有那种专门的渠道，比如其他亲友、相亲父母群。咔咔一通交换，不用怀疑，全沈阳大致能匹配上的男女嘉宾，最终都会相遇。”
两边看资料没问题，就会约见面。见完面后如果觉得不合适，对方还会把反馈通过中间人婉转地转达给你。“整个流程已经完善到我后悔怎么没早这样找对象。”
也是藉由相亲，小朱重新理解了沈阳的社交规则。有一回，小朱的小姨面露难色地提醒他，以后能不能别再约女孩去咖啡厅。
“她说，没有在咖啡厅相亲的道理，除非去的是星巴克这样的大品牌，否则就意味着男方很抠。要请女孩去饭店，证明自己愿意给她花钱，再不济，去肯德基麦当劳也行。我说都不认识，为啥要花时间和钱，小姨说你别扯那些没用的，这是在沈阳。”
小朱和相亲对象在沈阳中街约会
除此之外，小朱发现，家乡使用的是一套跟北京完全不一样的社交语法。“这里对一个好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标准。相亲就像对暗号，就看你上不上道。”
“打个比方，男的去相亲，爱好里要说自己爱看书，尤其要说爱看历史和心理类的。看历史书证明你能从宏观角度看问题，有男人该有的深度；看心理书证明你能体察伴侣的感性，有男人该有的柔情。
一切答案都有它的功能在，把你的功能摆在明面儿上，别整那些没用的，这就是沈阳的方式。”
有相似感受的，还有92年的漂亮。2020年年底，漂亮在北京得到了一个大厂内推机会，于是果断地辞掉了手上编辑的工作。没想到疫情影响很大，大厂offer迟迟没有下来，漂亮就干脆回了老家郑州。
到目前为止，漂亮已经跟10多位郑州的相亲对象见了面，但没有一位能成功发展为恋爱关系。
他说自己之前的经历，她们不感兴趣；
他的前公司，她们知之甚少；
他写过的在北京广为传播的稿子，她们没看过；
他看犯罪美剧，她们追复仇韩剧；
他听万青，她们听五月天。
“当然，大家兴趣爱好不一样，没有什么高低之分，我就只能找别的话题去跟她们聊了。比如职称啊，五险一金啊，产假啊，什么才是体制内的生存之道。”
在北京，漂亮爱上了骑摩托，
并买下一台10多万的印第安摩托。“那会儿我每天去公司上班，到了公司就站在阳台上看我那辆摩托，觉得太好了，人生的使命完成了。”
漂亮和他的印第安摩托
因为太喜欢自己的车，漂亮在载自己的相亲对象时，总会事先提醒别人：千万不要去踩排气管，因为很热，我怕会把你的鞋烫坏，“但事实上是，我怕她们会踩脏我的排气管。”
因此，即便漂亮主动去适应了大部分相亲规则，但在摩托这一点上仍忍不住暴露出一份没有利他价值的自豪。他回郑州后，在相亲资料中写自己“有房没车，但有一辆国产摩托”，家里人当然建议他删掉。
但他坚持认为这句话很重要，“甚至是全篇最重要的。”
一开始，漂亮觉得自己对女方没有任何要求。“但见得多了，我有了唯一一条要求，就是对方要有特点，或者说有自己的爱好。”
坚信人无癖好不可交，漂亮希望对方在交往中多少能展现出一丝“人味”。
“未必对方是没有细腻情绪，可能只是不想对我展示。那同样也算完成了相互筛选。”漂亮的要求听起来简单，实则隐含着不能诉诸于具体标准的主观感受。
“有一次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护士，我约她到一个文创园逛一逛，后来去到一家独立书店。那家店有很多书在‘7·20’那场大雨中被水泡了，正在低价处理中。但那个女孩对这些毫不关心，她看到那家书店有猫有狗，就一直在逗猫逗狗。”
漂亮跟约会对象讲自己的事情，对方只是随声附和两句。“我觉得可能是没有什么共同话题。那天我们甚至没有吃饭，她就借口说她朋友来找她了，我就明白了，没看上我。但我也无所谓，看不上，很正常，也是相互的。”
那天的相亲以自己喝酒结束
漂亮表示，自己已经不期待能找到爱情。小时候，他有一个明确的理想型女性的形象，他甚至为此遍了一个顺口溜：长头发，穿白裙，走路哒哒的。
后来长大了，他对理想型的想象也变得朴实了：就是要坦诚。
在北京时，他曾经遇到过一个喜欢的女孩，“她是我印象中那种典型的北京女孩，落落大方，大家闺秀。”
当时，漂亮和女孩还是同事关系，两人一起在外面抽烟，聊两人都喜欢的一支乐队里的鼓手。“她会怎么形容这个鼓手的特点呢？她会讲，这个鼓手打鼓是咚咚咚的。”
“如果让我来形容，我会装模作样、拿腔拿调，说鼓点啊韵律啊如何如何。但这个女孩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此，她很坦然地把她的不懂暴露出来，她就是喜欢那种咚咚咚的。”
我问漂亮，郑州没有这样的女孩吗？漂亮沉默地一顿，“也不能说没有。”
漂亮的家里人非常着急，并将他找不到对象的原因归结于身材
但有一次相亲，漂亮体会到了一个类似于爱情的共鸣时刻。
“有一个单亲家庭的女孩，工作是在商场里卖包，长得挺好看的——我也是因为她照片拍得好看，愿意和她接触。有一天她下夜班，晚上10点多我开车送她回家，在路上我放了万青的《冀西南林路行》，她说这个乐队我听过。我问她你听过他们的哪首歌，她说听过《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即便是一个特别流行的歌，但是她能记住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有的可聊。”
“后来我也很开诚布公地跟她说，我说我觉得单亲家庭的孩子，她的独立性是一大优势。她比我们这种所谓正常家庭的孩子，要成熟得早，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缺点。我不知道这个话对她来讲是不是有点突然，但我只是想表达我的欣赏之意。后来她从那家卖包的店辞职了，我也没有理由送她回家了，就不了了之了。”
前一阵万青在郑州巡演，漂亮一个人去看演出，发了个朋友圈，女孩给他点了个赞。“她应该是还记得那天我送她回家，我们在车上讨论这个乐队的过程。我觉得即便不能跟她恋爱，但至少有过找到一个小小共同点的时刻，也挺好的。”
Ending
在北京生活了几年，漂亮对家乡的感情更加复杂。一方面，他看到了自己和家乡观念的差异；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种差异，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变本加厉地捍卫自己的家乡，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政治正确”。
“我觉得自己不能直接说，我不喜欢那些相亲对象身上的哪些点。如果我自己都瞧不上这里的一切，那我凭什么要求别人去喜欢我的老家？”
在离开北京之前，漂亮的前同事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你现在回郑州，找对象也只能找一样是从北京回去的了。当时他不太信，但现在却一语成谶。
最近市场回暖了，漂亮和小朱都又动了回北京的心思。
“其实我知道自己在北京也不一定能找到对象，但在北京，我时常觉得自己不需要一个对象，”小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