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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治下黑暗时代 中国维权律师将越来越艰难

11月16日,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最近几年,伴随着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群体的严厉打压,很多律师被当局关闭事务所、吊销执照并严密监控。逆境之下,这些”誓为苍生扶正义”的律师们还有多少生存空间?其生活状况又是怎样呢?

“今年冬天有吃羊羔肉的朋友,可以给我提前打电话预定。我们的羔子都是六个月到一岁的羔子。羔子大致在30斤左右。”

受当局打压 维权律师转营农场 

这是一段发在微信群里的短视频,农场主人正在推销自己牧场的羊羔。不过,这位农场主并不是一个普通农民,而是甘肃省的著名维权律师蒋永继。2015年“709维权律师案”中,他曾被警方带走问话;2016年,当地律师协会和司法局无故不给予他年度考核,令他无法执业。

蒋永继告诉本台,“709”对维权律师的打压分成三个层次,“一种象周世锋等被抓捕判刑;第二就是对没有抓捕判刑的,以各种理由吊销执业证;第三种就是象我这样的,不给你考核。”

2019年, 蒋永继又因声援维权律师刘正清、反对将其吊证,并拒绝给司法部写检讨和汇报,而被挂靠的德言盛律师事务所解除聘用关系。

为维持生计,蒋永继在朋友为抵债而送给他的几百亩土地上经营农场,栽种果树,饲养牲畜。“农场从2016年开始,一直到2019年都是亏损的,现在刚刚好一点。现在农场里一年能收入个三、四十万。”

除了农场,蒋永继还代理一些法务工作,补充家庭收入。

政保骚扰 转型困难 维权律师大多生活窘迫

近年来,在当局全面打压下,很多中国维权律师不得不象蒋永继一样,想办法谋生。少数被迫转行,大多数还在努力从事与法律相关的事务和咨询工作。这其中包括四川维权律师卢思位。

2021年1月,受托代理“12港人案”的卢思位被省司法厅吊销了律师执业证,理由是他在网上发表了所谓 “不当”和“恶意 ”言论, “危害国家安全””、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他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均石沉大海,还被法院警察殴打,导致手臂受伤,至今未愈。

卢思位以书面形式告诉本台,“现在处于失业状态,靠一些小案子与其他律师合作,但是收入锐减,入不敷出。政保骚扰我的一些客户,导致客户与我解约,常规业务也没法开展。”他说,其他维权律师的状况大同小异,生活偏窘迫的居多。

广州维权律师隋牧青早在2018年初就被当局以莫须有罪名吊销了执业证。他代理过许多人权捍卫者案件,包括黄琦、丁家喜、郭飞雄等。但他说,这几年都没有做过什么案子。

“一是来请的人少了好多,另一方面,没牌以后,要办案非常困难。所以很多案件人家来找,也不太敢答应人家。那么又没能转型,所以这个经济上的窘迫是非常明显的。”

湖南长沙律师文东海曾是709案当事人王宇的律师,后因代理法轮功信仰案件,于2018年5月遭当局吊销律师执业证。如今,他自己开设了法务公司–长沙荟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因不能出庭,他只能做一些没有律师证也能做的业务,诉讼案件就要找其他有证律师合作。

“我现在做案件的话他们还很少骚扰,因为他们认为我主要是去赚钱了,他们是持一个欢迎的态度的。”文东海告诉本台,现在主要问题是案件越来越难办了。“因为现在这个法院也好,检察院也好,公安也好,就包括一些政府机关也好,也是越来越不守规矩。他们也不把法律当回事了,做很多事都是没有底线。”

虽然不再代理敏感案件,以上这些维权律师依然常被政保找上门,外地出差也被限制。

长发披肩 仍坚持“为自己维权”

在被当局系统打压、吊销执业证的过程中,这些维权律师们也在努力“为自己维权”。那么他们的遭遇又是如何呢?

蔺其磊曾任“709案”的代理律师,也曾任“12港人案”的委托律师。2018年6月以来,北京市司法局就不给蔺其磊开设的北京瑞凯律师事务所和他的律师执业证进行年度考核。2021年1月和10月,司法局又违法将其律师事务所和执业证注销,并阻止他转所。

蔺其磊随后启动了五个维权步骤,但官方都是以不让立案的方式处理。目前,他还在继续上诉,并申请律师事务所遭强行注销的国家赔偿。

“期间,我一直坚持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无奈最后还是调侃自己从‘护法运动’变成‘护发运动’,就是护‘头发’的运动。”他感叹说,“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不苛求能够打赢这场官司,我们只需要你能立案,走一下法律程序。就算这样一点想法都成为一种奢望。这还是在北京首都的法制环境。”

蔺其磊说自己目前完全处于失业和无业状态,还一直被河南老家的公安部门予以关照。要想从事法律相关工作或者是改行做其它都非常艰难,被处处刁难。

展望前景,他觉得很不乐观,但依法维权是他的唯一选择。“结果不敢设想,但过程我们绝不放弃。”

挂牌乞讨与算命卖药:是行为艺术 更是现实写照

上海维权律师彭永和曾多次代理敏感案件并就公共事件发声。2017年他因公开退出上海律师协会,而遭到当局持续的打压报复。2018年和2020年,他分别以“跳黄浦江”和“上街挂牌乞讨”的行为艺术方式,抗议当局阻止其正常执业。

当时,彭永和在视频中说:“我的讨饭生涯正式开始了,我三年没有收入。我的律师证还在,但是我找不到律师事务所。我一找律师事务所,他们就说我有政治倾向问题。所以在我的律师证被干掉之前,除了转行,剩下的只能讨饭。”

彭永和告诉本台, 这既是一种表达方式,更是他目前的现实写照。最近几年,他一直处于失业状态,生活基本靠妻子收入维持。政府国保也一直在和他谈,称“希望给他一条出路。”

“对他们来说也是‘消除隐患’吧。你安定下来了,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个工作的成就,消除了一个不利的影响。”彭永和说,他还在争取,要求官方能允许他继续从事法律相关工作。

另一位也曾以行为艺术方式抗议当局打压的是北京锋锐律所合伙人刘晓原。“709案”中,他虽然没有被当局抓捕入狱,但被北京司法局阻止转所,2019年6月,又被当局无故吊销律师执照,不能正常执业。长期失业之下,他曾把自己卖杀虫剂、老鼠药,当算命先生,及做修理工谋生的照片上传到社交平台,希望以此唤起社会对维权律师执业权被侵犯问题的关注。

目前,他仍处于被强力维稳状态中,生活靠家属维系。他起诉司法部吊照,也不被受理。

未来可能更艰困 但无悔一切付出

旅美人权律师吴绍平说,“维权律师在这几年,尤其是709之后,一年不如一年。到了这两年,它通过对你职业上的控制、网络言论的管控、人身自由的限制,已经把律师的空间和辩护的权利剥夺殆尽。”

吴绍平告诉本台,在习近平实际掌权后,中国的法制状况急剧倒退,法律变成了控制和压制百姓的工具。中共20大后,政治局势更是进入个人独裁加一党独裁的阶段。

他认为,当局未来对社会的压制和人民权利的剥夺只会加强,不会减弱。“未来是不是会进一步以更加残暴的手段、或者是更高压的手段来对维权律师群体进行管控,我们认为是极有可能会出现的。这种事情它肯定不会朝着松绑的方向发展,只会朝着压缩的方向前进。”

隋牧青律师也持类似看法。他认为,就算维权律师们什么都不说也不做,未来可能也依然难逃厄运。“这个维权律师,作为当局很重点关注的一个特殊的小小群体,未来如果有某一些政治风暴,我们很有可能会首当其冲。”

身处中国法制的黑暗时代,这群“誓为苍生扶正义”的律师们依然在默默前行。有维权律师告诉本台,对于前途他们不乐观,但还没有到“真正悲观”的时候。虽然一些事情他们无力改变,但至少他们曾经努力尝试。他们尽到了身为公民的责任,也对得起自己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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