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精神遗弃的惩戒，可追溯至古罗马。
当时，有一种专门惩罚“精神遗弃之不作为”的规定，即“直系尊亲属下狱时，卑亲属能保释而不为保释者，丧失继承权;卑亲属为俘虏时尊亲属有资力救赎而不为者，丧失继承权。”这与苏州中院的措施可谓异曲同工。
在中国古代，唐代社会即提出精神赡养义务，提倡对父母等长辈要做到“色养”。所谓色养，即指养老要尊敬长辈，承色顺志，恭敬柔色，好之所好，恶之所恶，处处顺从父母的意愿，满足父母的要求。
《唐律疏议》还把精神赡养规定为法律层面上的义务，“父母在，不远游，不别居，不异财”，“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谓可从而违，堪供而阙者。须祖父母、父母告乃坐。”
在上面的规定中概括了两种情况：一种是违背祖父母、父母的教训威权，在应当听从而且也可以听从教诲的情况下，却违背长辈的教育训导，即视为犯罪;另外一种是应该赡养而且也有能力赡养祖父母、父母的情况下，不履行赡养义务的也属于犯罪。
“可从而违”和“堪供而阙”都被《唐律》定性为“不孝”之罪，立法严禁。
在明朝，则出现了终养制。所谓“终养”，是指官员因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年老，依例具呈暂离职务，回籍伺养。
上述律例可谓都对精神赡养进行了量化。而在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三化”同时进行的当代中国，由于传统的撕裂，以及现代意识的居无定所都使得量化当下的精神赡养变得困难重重。
法律约束VS政策鼓励
北欧福利国家瑞典、芬兰等似乎走在了前面，其国家法律中都有关于精神赡养的具体要求。
这些要求以量化的方式具体规定了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每年、每月、每周，甚至每天应当与父母接触的时间和次数，连子女与父母谈话的忌语都受到限制。
不过，强行提倡精神赡养的多数是传统的福利国家，在非福利国家，对精神赡养的重视程度也跟当地文化习俗有关。
在东正教占主流的俄罗斯，孝敬父母也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旧约，出20：12》提到，“孝敬父母，使你能在雅威、天主赐给你的土地上活得长远。”
《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对精神赡养做出规定，“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子女，应赡养其无劳动能力需要帮助的父母，并关心他们。”
在美国，各州对家庭法都有独立的立法权，且判例和习惯法的保留及不统一。不过美国大多数州的家庭立法都肯定了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有的州也规定，对负有赡养义务而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要追究刑事责任。
不过，即使绝大部分州法律肯定了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义务，但是在其单行法中，较少有涉及老年人精神赡养方面的条文。
东亚各国及地区受孝道文化影响颇深，在精神赡养方面也都给予了重视。相较于量化式的惩戒，通过政策加以鼓励似乎更受欢迎。
日本作为老龄化大国，其《老人福利法》被称为“老人宪章”。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每年的9月15日为日本的“敬老日”。
在日本，老人与子女同居率非常高。老人即使与子女分开居住，居住的距离也不会太远，即著名的“一碗汤距离”。
为鼓励子女养老，日本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若子女照顾70岁以上收入低的老人，可以享受减税;若照顾老人的子女要修建房子，使老人有自己的活动空间，他们可以得到贷款;若卧床老人需要特殊设备，政府予以提供;同时，日本在社会舆论上提倡三代同堂，提倡子女尽抚养老年人的义务。
在韩国，政府通过福利政策补偿赡养父母的孝顺子女。对那些与老人同住，积极赡养老人的家庭给予税收优惠和住房补贴。
新加坡政府还推出一系列津贴计划，以鼓励儿女与老人同住以便照顾父母。不过，新加坡并没有将精神赡养写进法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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