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宁《浪的景观》：回到千禧年

还有一张照片是苏州河的一个游船码头其中的一站，周嘉宁在小说《明日派对》的最后就写到包括主人公等三个人坐着皮划艇沿着苏州河滑行很小的一段路。河道的变化也在暗示着城市的变化，苏州河在之前也一直有夜航观光的路线，2018年时，因为城市建设，通往虹桥火车站的高架桥中间有一段要穿过苏州河，就将航道中断了。

周嘉宁也展示了另一位摄影师许海峰的照片，他拍摄了很多1990年代铁路边上的人们的生活景观，以及最终伴随着城市的扩张，这些偏远的铁路也演变成繁忙的城市轻轨的过程。

这些照片直观地呈现着城市的变化。

周嘉宁回忆，城市在自己的《浪的景观》的写作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大学一年级暑假第一次去北京，遇到了申奥的场景。宣布北京申奥成功那一刻不久，所有人都往天安门广场涌过去，长安街上全部都是人，公交车停在路边，里面是空的，有人爬到公交车的车顶上，走来不认识的人都会和你打招呼，对你笑，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手里面拉着横幅，充满快乐的情绪。对我个人来说，2001年夏天，天安门广场的这个瞬间，是我成年以后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用自己的世界观去看待事物的起点。”

周嘉宁把这些城市的照片分享给大家，希望告诉大家，十年到二十年间，城市中发生的无数个这样很有意味的瞬间，是如何影响着一个人的记忆、经验、成长。

上海和北京的城市空间，都曾像一个非常庞大的工地，时间和空间都是混乱的。在很多规则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整个城市和社会当中有很多缝隙和孔洞存在，比起现在，青年人在曾经更容易找到一个容身之处。

关于城市景观和人的关系，邵艺辉从“巴黎综合征”谈起：初到巴黎的人，因为看到了很多爱情电影，认为这里充满无限可能，会发生很多美好的艳遇。但真的去到巴黎，会发现很脏乱差，并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感。所有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也只能“尽可能接近真实”地去呈现一座城市。以电影为例，城市文化和工业成果产生了电影这种形式，另一方面，电影也在参与文化的建造，以铁路为例，诗人们曾描绘看到铁路的这种心情：“我喜欢那种时间被折叠的感觉”，时间和空间给人的感觉变得完全不同。

“你如果事先不知道作者信息的话，可能不知道小说描写的到底是上海的还是其他城市，但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一个人身上不一定要有地域性，有时你看不出来她是北京、上海还是纽约、东京的，她自己的光环或阴暗就来自于这个人本身。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很多小说也是这样的。”邵艺辉认为，《浪的景观》中的第二、第三篇相对地域性更强。

《浪的景观》书封

回到千禧年

《浪的景观》中，三个故事都发生在千禧年。周嘉宁谈道：“当你想为未来打算的时候，你的依据是什么？如何去判断接下来所做出的决定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这需要一个判断，对我来说，时间的坐标系可能就要推到千禧年的时候。”

在一次访谈中，周嘉宁也谈及，世纪初的十年在自己的个人经验中，也并不是一个很耀眼的时代，“我甚至都不觉得它会是一个在历史当中被留存下来的时代。它其实就是黯淡的，一个在建造中的样子，但是所有最终景观的形成，其实是和建造中的一切相关的，就好像所有工地被挖出来的洞，它最终是会愈合的，这种更迭极其地迅速，愈合了以后，你只能看到一个景观闭拢以后的情景，根本就看不到之前的那个样态了。我就想再多提供一点东西，让大家站在过去面对现在和将来，恰恰在这个极其不重要的时间阶段中，会有一些很暗淡的光芒，罩在一些小人物的身上，它一定会对这个时代的解读产生一些影响，即便是微弱的影响，所以才去写了世纪初这一批小说。”

之所以名为“浪的景观”，也是因为这是一种并没法儿得出什么固定的结论的个人化的写作。没有人可以仅仅用自己的一个工作去解释一个关于时代的庞大命题，每个人只是这当中的一个环节。“我有时会对整体的环境感到悲观，但是你在这种悲观当中，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周围有人在跟你做一样的事情。”

周嘉宁和邵艺辉也从女性创作者的角度进行了分享，周嘉宁谈及，近十年女性意识确实是在突飞猛进。

但是男性视角始终是一种创作的“中间地带”，这种“中间地带”带给自己的自由感很强烈，而女性自己的领域也一直是欲说还休的：“创作者会更愿意在创作当中去设计一些社会议题，更愿意去谈论公共领域的事情，女性的私人领域就变成了一个禁地。这几年，大家有一些回过神，爆发式地进行补偿式的写作。”

“这个过程如何重新开始？也是一个问题，它也是和整个社会环境，所有的创作者包括男性创作者态度息息相关的。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在写作当中，边界到底树立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必要存在一个写作的边界？如何不让自己的性别受到伤害，这些问题就是之后所有女性创作者所需要面对的。”周嘉宁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