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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歌:透过安倍被刺,看到水面下的真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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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歌:透过安倍被刺,看到水面下的真实日本|文化纵横

孙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导读】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身亡;7月11日,日本参议院完成选举,自民党主导的执政联盟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拥有足以推动修宪的票数。围绕安倍被刺事件和修宪力量崛起所折射的日本政治社会变化,近期《文化纵横》采访了日本思想史研究专家孙歌教授。

孙歌指出,日本国内近年来暴力恶性事件案发率呈上升趋势,安倍被刺就是一例。而这背后,是一个经济长期停滞、贫富分化越发严重、上层社会腐败越来越引起普通国民不满的日本社会。刺杀事件发生后,日媒均表示严厉谴责,并试图把原本属于个人行为的刺杀事件政治化,甚至把话题引向以往政界和社会批判安倍言论的抨击。孙歌认为,这种现象说明,本该与具体的社会结构相呼应的意识形态话语,如今却丧失了与现实状况的呼应关系,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针对日本修宪的前景,孙歌指出,安倍执政时期就已奠定日本将日益走向修宪的格局。真正的要害不是修宪,而是目前还没看到日本内部牵掣军备升级的社会能量。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日本宪法是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虽然它赋予进步人士批判政府的空间和自由,但终究不是从日本人的血肉拼搏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因此缺少真实的社会根基,奠基于宪法的民主政治也因此缺乏深厚根基。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战后日本的批判知识分子借用西方理论对战争根源和日本“前现代”思想展开批判时,放弃了进入日本思想遗产的努力,仅仅止步于拉开距离从外部进行批判和否定。这就导致他们丧失了与保守派争夺思想阵地的机会。保守派则一直从事肯定日本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建构。于是,最终出现了批判知识分子的工作与现实中日本社会的保守化和右倾化并行不悖的独特现象。但孙歌也指出,尽管推动修宪的日本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危险的国家,但是今天的日本人毕竟不是20世纪前期的日本人,日本已经不具备“全民战争”的社会基础了。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专栏特稿,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文化纵横》:2022年7月8日,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为自民党参议员助选的活动中遇刺身亡,震惊世界。我们都知道,自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以来,日本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此次刺杀事件的凶手山上徹也曾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服役,刺杀时处于无业状态,可说是社会边缘人。这一事件跟这些年来日本经济社会的演变有何关联?为何社会治安相对较好、在外人印象中秩序井然的日本,会出现这样的政治暴力事件?

孙歌:这件事要先从山上说起。山上父亲去世早,母亲信奉某个宗教,为此捐出家里的一切,山上也在高中毕业之后无法进入大学。山上个人非常努力。他在2005年从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后一边在土地测量公司打工一边进修,取得了住宅用地交易协调员、二级个人金融财产管理顾问的资格证书,但是一直没有在相应公司找到固定职位,只能四处打工。他实际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在建筑工地开起重吊车,与他获得的资格证书无关。没办法找到合适工作的原因据说有两个:一是只有这两种资格证书还不足以就业,需要继续取得税务和司法方面的资格证书,并且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二是这种工作需要较高的社交能力,而山上恰恰缺少这样的能力。

直到案发为止,山上没有条件成家,一直单独居住在很小的单间公寓,收入不稳定,生活贫困。他的年龄和经历,比较典型地代表了日本“就业冰河期”世代的现状。“就业冰河期”是指1993~2005年期间大学毕业求职的人,也就是1970~1982年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正好赶上了日本经济衰退期,大小企业因为泡沫经济崩溃而不断裁人,编制外临时工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山上并不是无业,他一直作为“派遣社员”(也就是与人力公司签约,最常见的派遣社员种类,是由人力公司不定期派到某些公司短时间就职,具体项目完成后再回到人力公司等待下一次机会,假如没有被派遣,就没有收入,山下应该属于这一类)从事临时性的工作。

中国近年来流行“躺平”的生活方式,日本社会出现躺平现象的时期更早。“就业冰河期”开始之际就出现了所谓的“废物联合”(ダメ連),这是在1992年发表宣言的一个社会团体。发起人是两位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不满于日本社会盛行的多挣钱、多消费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提倡另类生活方式。所谓“废物”,指的是那些不像普通人那样就职工作(或者无法工作)、不恋爱(或没有条件恋爱)、不组织家庭(或无条件组织家庭)的人,通常日本社会把这种人称作“废物”。而“废物联合”则反其义而用之,正面标榜自己是“废物”,并且聚集起来,摸索更自由的生活方式。“废物联合”并不是一个消极对抗或反社会的组织,它其实有自己积极的社会立场。虽然其发展过程有高峰有低谷,但至今仍然在持续,围绕着福岛核电站、日本社会贫富差别等问题,都展开了相应的具有“废物特色”的社会活动。

山上并不属于“躺平”的“废物”。他一直认同日本社会的主流逻辑,而且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在社会上“正常”立足。他的高中同学回忆说,在校时他是一个寡言的优等生,从不招惹是非。山上在2002~2005年为了生计参加海军自卫队,据说这种底层士兵的训练很艰苦,不少人中途退役,山上却一直坚持到服役期满。退役后他勤奋学习,力争取得就职的资格。有些网友感叹说,自己绝对做不到这种程度。但年过四十之后,他的境遇仍然没有改善。在日本,这个年纪不能获得稳定工作,就基本上没有多少发展空间了。正因为认同日本社会的主流逻辑,山上对自己的挫折格外敏感,他走向极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日本社会确实有很强的秩序感,尤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种秩序感造就了良好的治安状态,所以外国人和日本人一直都有一个幻觉:日本社会很安全。但是随着日本经济衰退,各种社会问题变得尖锐,表面上平静的日本社会涌动的暗流越来越激烈,开始喷出水面。九十年代奥姆真理教制造的地铁沙林事件不加选择地伤害无辜,一时间社会上人人自危。其后,这类针对不特定人群的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但是频率一直并不太高。这种情况在这两年有所改变,可能与疫情流行导致的失业率有一定关系。NHK做了一个统计,2020~2021短短一年里,日本全国伤害无辜的恶性事件就有十五起。跟过去十年以来的情况相比,这一年里的案发率非常突出。仅就东京而言,这一年就发生了好几起在电车里或者公共场所用刀随机砍伤人的事件。但跟当年奥姆真理教无差别杀人不同的是,这一年的恶性事件都是个人所为,没有特定的组织背景。根据媒体采访爆料,作案人大多是因为个人奋斗失败,在社会上受到歧视,走投无路之后选择了这种极端的手段。日本人把这样的人称为“无敌之人”,意思是他们没有财产,没有亲人,没有任何可以牵挂的东西,所以也就不害怕失去什么,甚至希望在激烈行动之后求死。

山上不是躺平的“废物”,他比较接近这种“无敌之人”。不过与无敌之人明显不同的是,他没有实行无差别杀人,他有具体的目标。而且仔细分析他的逻辑,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性质:他希望刺杀的是那个宗教团体的头目,但是因为宗教团体壁垒森严,很难展开行动;所以,他把刺杀对象转移到了安倍身上。

正因为是“转移”,山上才在被捕的时候说他对安倍的政治不感兴趣。这不是一次政治性的谋杀,一些评论者把山上的刺杀和昭和时期的“二·二六事件”相提并论,其实是不妥的。“二·二六事件”是一次明确的政治行动,而山上的刺杀本身没有政治意图,安倍在很大程度上是替代品。至于这个事件后来被政治利用,那是另一回事。

从根本上说,日本的社会结构不断制造出“无敌之人”,这才是发生社会暴力的基础。

《文化纵横》:2012年第二次当选首相后,安倍力图以“安倍经济学”重整日本经济,在日本也获得较高的支持。安倍执政时期的日本经济有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他重振经济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实际的成果?

孙歌:关于安倍经济学及其后果,已经有很多专家的文章讨论了。我不是经济学专家,讲不出更多的道理。要言之,安倍经济学的着眼点是虚拟经济,即使一时刺激了金融市场,带动了消费,仅靠无限货币扩张、无限财政扩张、促进投资这“三只箭”,日本社会不可能恢复景气。安倍经济学的推行一时间刺激了日本经济,但同时也加剧了日本社会贫富两极的分化。这个分化过程中的受益者是资本集团和上层政治势力。“无敌之人”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分化为背景的。不过,根据民调的结果,安倍在日本民众中的口碑一直不错,他的野心和抱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当然,随着安倍时代的结束,一切还会发生变化。

安倍遇刺之后日本网民热议的话题之一,就是日本上层社会的腐败,特别是阁僚议员及其子女构成的“上级国民”(即“高等国民”)与普通人之间的鸿沟。一些日本网民指出,这种分化已经造成了日本国民对政治家的不信任感,政治家与国民的关系已经崩溃了。安倍遇刺正值参议院选举前夕,不少网民表示,无论选举是什么结果,都不会有真正的改善。

日本众议院的立宪民主党议员小泽一郎在街头演讲中指出,安倍此次遇刺,与自民党长期执政有关。社会活动家仁藤梦乃在自己的推特上指出,自己一向从事抵抗暴力的社会活动,正是安倍政治,正是自民党政权,持续地打造出产生这种事件的社会。

我在事件发生之后一直浏览日本的网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各大传媒对此事的报道都对山上表示了严厉的谴责,但是,日本网民们的留言却有微妙的不同。虽然大家都不赞成山上用暴力解决问题,而且也表示了对日本社会今后暴力化倾向加剧的担忧,但网民们对山上的态度远比传媒温和。有网民说,山上考取了那么难的资格证书,而且还自己制造出手枪,比我聪明能干多了,为什么他要走上这条绝路呢?

《文化纵横》:如您所说,刺杀事件本身可能不是政治问题,但日本政界可能会利用这一事件做政治化处理。日本的传媒是如何将社会事件政治化,这其中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考量?

孙歌:与网民们第一时间对山上个人命运做出评价这一反应方式相对,日本的传媒在第一时间试图把这个事件政治化。这当然与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听到消息后的表态有关。岸田说,这是对民主主义的挑衅。理由他没说,当然指的是安倍在助选演说中被刺,而选举是民主主义的核心程序,所以刺杀助选演说者就等于破坏选举,破坏选举就等于挑衅民主主义。

网民们在回过神来之后分成两派,一派否定这种政治化意图,另一派支持这种政治化说法。即使传媒力求把舆论诱导到山上挑衅民主主义的方向上去,一个基本事实也没法篡改,那就是山上在第一时间说出“我对安倍的政治没有兴趣”,而媒体在来不及斟酌的情况下就直接把它公之于众,之后也不太好改口。不过争论仍然可以无视这个基本事实,说明舆论的分歧其实并没有围绕事实展开,它背后另有逻辑。

安倍遇刺之后,有人说这是以暴力对待言论,以暴力干涉言论自由,不过这个说法明显过于牵强。于是,很快一些大报就把这个关于暴力与言论自由的思路引向了以往政界和社会对安倍的批判。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在安倍遇刺第二天发表的报道,提示语为“战斗的政治家安倍氏卸任之后也不断受到中伤……批判激进化 演说被破坏”。由此,话题被引向因为言论不受节制而使安倍受到攻击的方向。沿着这个思路,传媒进一步把舆论诱导到“由于舆论界不断发表对安倍政治的批判,所以山上这样的人被洗脑,最终发生了这一惨剧”的方向上去。于是,所有对政府的批评,包括议会内部日本共产党议员把岸田政府篡改统计数据的不正当行为归结为安倍政权时代形成的异常机制的批判,都被归结为对安倍的“中伤”。

在这场由山上个人行为引发的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论中,有识者指出,原本属于个人行为的刺杀事件,被御用传媒和官方利用来转而封住批判政府的声音,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对政治家的批判,本来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机制,却被扭曲为“中伤”,这种做法才是对言论自由的破坏。

这个信息对我有着极大的冲击,因为它照亮了我一直苦恼着的一个基本问题。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冷战阵营重组的过程,对政治思想研究者构成了极其严峻的考验。我们不断观察到一个基本事实反复出现:现实中露骨的利益冲突,被捉襟见肘地硬塞进二战之后形成的意识形态话语中。而本该与具体的社会结构相呼应的意识形态话语,例如“民主”“专制”“言论自由”,在意识形态失灵的状态下天马行空,被随意植入各种不同的脉络,再作为打人的工具使用。与此相应,意识形态斗争也不可能依靠道理和逻辑推进,丛林法则前所未有地公然取代了政治思想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今日世界的政治已经失去了原理,变成了权力斗争的帮凶。

安倍遇刺的事件引发的一系列后续效应,斩断了意识形态与现实状况的呼应关系,以赤裸裸的形式明示了政治失去原理的窘境。

《文化纵横》:此次事件发生后,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日本修宪的前景。安倍执政期间一直推动日本修宪,试图使日本恢复所谓的“正常国家”身份。7月11日,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束,由自民党主导的执政联盟获得超过三分之二席位,拥有了足以推动修宪的票数。日本修宪的步伐可能进一步加快。日本右翼的“再武装化”诉求一直以来是干扰东亚地区秩序与和平的关键因素。如果日本完成修宪,将对日本政治及东亚地区秩序与和平产生怎样的影响?

孙歌:我询问了几位日本的老朋友,他们表示了相近的态度:这次事件其实跟选举结果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结果早在安倍遇刺之前就在人们的预料之中。这个态度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由于自民党持续执政,日本日益趋向于修宪从而有可能使原来只有防卫权的自卫队逐渐成为拥有攻击力的合法军队,决定这一事态的时期并不是现在,而是前一个时期。可以说,让这个决定性时期最后定型的,正是安倍执政的时期。

安倍在政治上非常善变,但是只有修宪和自卫队军队化这一条,他从来没有变过。不仅没有变,而且不断升级。安倍代表的自民党右翼激进势力,希望日本能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实力大国,军备升级是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不过,即使自卫队变成了军队,恐怕美国的军事基地也不会轻易撤出日本,日本也不具备摆脱美国控制的空间。在亚太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是美国称霸全世界的重要支点。现在的美军在日本的基地主要在冲绳,冲绳民众为了赶走美军基地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代价。但是在日本本土,与冲绳民众气息相通的人并不多。

日本自卫队其实一直在悄悄升级。目前,已经下水的两艘“准航母”,已经超过了自卫的范围,具备了攻击性战斗力。美国已经公然宣布要在这两艘“准航母”上配备战机,进行起降训练。安倍执政时期,借助福岛核事故之后的救灾需求,自卫队偷天换日地在冲绳与美国海军一起训练,后来又被允许共享美军基地。安倍的目标是先让自卫队跟美军对等接触,再通过修宪使这一切正当化。可以想见,即使不能顺利全部修宪,即便只是在第九条里加上一部分改动,现实中的日本军备升级都会加速。应该说,修宪只是一个契机,它能决定的改变在现实中早就发生了。真正的要害问题不是修宪还是不修宪,甚至也不是日本军备升级是否会通过修宪而正当化,而是我们目前还难以看到日本内部牵掣军备升级的社会能量。

日本拥有正规军队,对于东亚地区来说,当然首先会引起不愉快的历史回忆。日本与德国不同,特别是与原来的西德不同,它在战败之后没有完成真正的反省,尤其没有形成警惕法西斯战争再次发生的社会基础。当然,随着世代更迭,没有战争经历的人成为社会主体,历史记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风化,这一点在西德也不可避免。而现代战争的手段不同于以往,短兵相接和巷战已不再是主要形式,这也使人们对战争的血腥缺少想象力。不过这次俄乌战争把传统战争与现代战争的形式杂糅在一起,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关于战争的直观样本,我相信日本人也不会不思考自己是否需要战争的问题。日本拥有军队,并且与美国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确实很难期待这个国家对东亚和平做出贡献。从岸田政府尽量拉近与北约的关系这一姿态看,日本是死心塌地要把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它会成为东亚的乌克兰,还要看整个地区的国际制衡关系。日本和美国并不能一手遮天地主宰东亚的命运。

《文化纵横》:正如您所说,“真正的要害问题不是修宪还是不修宪,甚至也不是日本军备升级是否会通过修宪而正当化,而是我们目前还难以看到日本内部牵掣军备升级的社会能量。”确实,日本近些年的右翼转向非常迅速。除了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之外,日本政界总能推动、操纵这样的极端政治议题,其背后是思想根源是什么?为什么日本内部一直缺少能与右翼相抗衡的思想力量?

孙歌:日本的战后史是一部充满悖论的历史。美国主导的东京审判和其后由麦克阿瑟掌控的盟军占领,不能用黑白两色来判断。中国人一直习惯于对这段历史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但历史恰恰在这两极之外。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掌控,可以说从日本战败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不过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特点,功能也不一样。在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这个阶段,美国为了防止日本“赤化”而向日本移植了美式民主制度,制定了延续至今的《日本国宪法》。虽然连麦克阿瑟本人也没有真正尊重这部宪法,但是它却为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日本进步人士在最初若干年里提供了不少便利条件。与战争时期动辄被特高课逮捕相比,战后进步人士可以合法地批判政府了。言论自由这一条,是日本知识分子最看重的权力。这个短期内完成的转变确实借助了美国的外力。

竹内好有一篇演讲,叫做《我们的宪法感觉》,他说,我们日本有一部完美的宪法,强调人类的普遍原理,完美到有些炫目的程度;我作为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把这部宪法作为自己的东西有点不好意思,不免有些疏离感。这些话包含的微言大义是,《日本国宪法》由于产生于特殊的状况之下,它并不是从日本人的血肉拼搏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所以它缺少真实的社会根基。竹内好是1960年6月12日发表这个讲演的,在这之前的5月19日,日本内阁在国会大厦被示威群众包围的情况下,在深夜强行通过了《日美安保条约》。这件事情的主导者,就是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竹内好把这一事件称为“五月十九日的政变”,即内阁违背民意做出的决定,等于民主政治的主体——日本国民受到了暴力的背叛,被剥夺了决定权。当竹内好说这是一场政变的时候,赢得了一片掌声。竹内好还说,以1960年5月19日为界,经过形式上的民主主义程序,独裁者诞生了。

竹内好那一代人经历过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他们了解,如同换了一件衣服一样地变成了民主国家的日本,并不足以依靠“和平宪法”真正实现民主,更不可能在短期内把天皇的“臣民”改造成自由人。他们给自己规定的课题,是在日本实现真正可以用这部宪法表述的“人的自由”,而他们深知这条路还很遥远。他们首先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日本的民族主义问题。与亚洲其他战争受害国相比,在发动过侵略战争的日本,民族主义缺少正当性。特别是当它转变为排外情绪的时候,就更具有危险性。这次刺杀安倍事件发生之后,立刻就有人无端猜测凶手是韩国人,日本社会上曾经出现过瞬间的排外情绪。事实上,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民间和警察系统迫害朝鲜人的事件,一直是日本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也出现了对在日俄国人的骚扰。当然现在的排外与大正时期的排外在范围和强度上不可同日而语,也不能说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只有排外的面向。日本民族主义也在历史上产生过抵抗霸权、连带弱小的可能性,这就是早期的亚洲主义。但是它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最后甚至沦为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在近代以来都以学习西方为自救的途径,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更是如此。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并没有破坏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它只不过是把西方的技术和文化覆盖在已有的“传统”之上。战后日本思想界的课题就在于掀开覆盖物,剖析这个传统,但是工具仍然是外来的。批判性的进步思想家,基本上援用和改造西方思想工具。活跃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使西方话语落地并与本土话语对决的时代,而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丸山不是简单模仿和挪用西方理论的西化知识分子,但他的思想武器是在精读了西方政治社会理论经典之后转化而成的。他在五十年代成为精神领袖,影响了一代寻找思想武器的年轻人,帮助他们面对日本社会风土中那些“前现代”的要素。丸山等人的努力使西方思想转化为批判日本前现代思想的工具,这一努力获得了成功。但是这种成功本身也有它脆弱的一面:进步知识分子大多放弃了进入日本思想遗产的努力,而是直接以批判的方式对以民族主义为表象的这些“带着腥味”的思想进行否定,而他们的武器基本上都是外来的。这种政治正确的社会潜意识产生了一个后果,它使批判知识分子的工作与现实中日本社会的保守化和右倾化并行不悖。这种情况的要害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拒绝内在于日本历史中的那些“政治不正确”的潮流和事件,仅仅满足于拉开距离从外部进行批判。于是,他们丧失了与保守派争夺思想阵地的机会。如同竹内好在分析亚洲主义为何堕落为侵略意识形态时指出的那样,当左派放弃了对亚洲主义的主导权时,就在事实上把主导权拱手让给了右派。竹内好、丸山真男那一代人对此是有警惕的。姑且不说竹内好一直以“火中取栗”的方式辨析日本的“前近代”思想,就连一直通过转化西方的现代性概念对日本的前现代性进行批判的丸山真男,从六十年代以来也开始开掘日本思想史中不能简单地以“现代性”之类概念覆盖的思想水脉,并初步完成了他的“古层论”研究。

战后日本的进步思想界在批判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日本社会右翼思潮时,很少有人愿意像竹内好那样在不体面的历史事件中内在地理解它的复杂性,并从中找到开放性地建设本土思想的可能。而保守派和右翼知识分子,则一直从事肯定这个传统的意识形态建构。随着世代更迭、社会繁荣,成为社会主体的后来人没有传承过去的战争体验,战争的血腥对于他们来说更多只是动漫世界中的幻象。当日本社会遇到经济危机,日本政治在事实上又开始复苏战前的某些因素时,外在的批判已经没有多少遏制作用,保守派经营的意识形态建构却有真实的社会功能。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日本。不过,毕竟今天的日本与历史上的日本不同了,大半个世纪以来,日本的和平力量也一直在成长。中国人都听说过由九位著名知识分子联名代表的“九条之会”,以保卫宪法第九条为媒介,在日本社会推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运动。国际主义视野也在日本的年轻一代中以非常生活化的形态得到滋养。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日本政治正在右翼化,而且日本社会的保守势力也日益占据上风,尽管推动修宪的日本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危险的国家,但是今天的日本人毕竟不是二十世纪前期的日本人,日本已经不具备“全民战争”的社会基础了。

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只关注日本修宪是远远不够的。从山上刺杀安倍到参议院选举,这些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暗示了水面之下的世界。关注水面之下的那个世界,我们才能慢慢地接近日本社会和日本人。而在理解了他们的苦恼和困惑之后,或许日本的问题就不再仅仅是他人之事,它们将以另外的形态成为我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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