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理古城摆摊的人经历过一个文艺而“蛮荒”的时代，近些年来摆摊逐渐商业化，很多不追求经济利益的摆摊者难以生存，只能寻求改变或离开。编辑 / 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有人把来大理的人笼统地分为以下几类：生意失败破产了，感情受挫离异了，工作压抑得病了，不想奋斗躺平了。人们来到这里清净避世，疗养身心。而长期生活在大理的一些人，在苍山、洱海和风花雪月的想象外，看见了更加充满烟火气的大理。新式教育、有机农场、文艺聚会、社区营造……这些词对他们来说过于“矫情”。他们保持着低消费的日常，走上街头，支起摊位，赚取生活费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喜好摆了出来。很难找出一个定义来涵盖这些摆摊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自洽于自己的生活。有情怀就去追，想混日子就躺平，想赚钱也可以认真赚钱。
6月，大理的天黑得晚，晚上七八点钟，城楼上亮起灯时，天空还是明亮的蓝色。通常，游客们在白天游览苍山、洱海，傍晚聚集于古城，人气、烟火气跟着街灯一同喧腾起来。再晚一些，店铺门口不知不觉就出现了很多地摊，一张桌板、一个LED台灯就能张罗起一个摊位。摆摊文化是大理的一张名片，三月街是传统集市的代表，卖农产品和日用品居多，古城则聚集了各式各样的文艺地摊。阿烧的地摊在人民路中段是热门摊位，他做喷绘文身，用一种叫海娜的植物汁液做染料，颜色能维持两个星期左右。相比于旁边的摊主，他的地摊面积大上一倍，两张拼起来的塑料矮桌摆着各种文身图案，另有一张作为操作台。根据大小不同，纹一个图案的价格10元至上百元，有时候客人接踵而至，他会连续忙上半小时。政策上，古城不允许摆摊，所以摊主们大多轻装简行，方便随时收拾东西躲避城管的巡查。阿烧不担心，他的摊位后方是朋友的门面，店铺前的空地属于他们的经营范围。摆摊时，他的朋友们就围坐在摊位旁边，聊天、喝酒。▲城管每天晚上在古城里值班、巡查，他们的工作室位于古城博爱路上喷绘文身摊是阿烧2022年6月下旬刚刚从朋友手中接下来的，这项生意没有技术门槛，一学就会。2021年，阿烧在古城的叶榆路上摆摊卖饰品，诸如扎染手绳、串珠手链，叶榆路经常出现摊主之间争抢位置的情况，严重时双方大打出手。引来城管更加严格的管理，阿烧不愿在叶榆路摆摊了，2022年上半年是旅游淡季，他索性没有出摊，跟着朋友在云南四处出游。他今年20岁，戴着大框眼镜，短发柔顺地贴在前额，面孔稚嫩。他刚来大理的时候还未成年，2020年的高考因为疫情推迟了一个月，他在这期间离家出走，来到大理古城，先在酒吧做跑场歌手，2020年12月，许多酒吧接连倒闭，他试着摆摊玩一玩，发现自由时间更多了，而且“赚的至少不会比打工少”。“每个刚来大理的人，一开始摆摊都是为了玩儿。”因为“玩”的心态，阿烧不认为他和摊贩之间有很强的竞争关系，“有的人没位置摆摊了，大家就挪一挪，腾出一个位置，谁上厕所旁边的人就帮忙看个摊儿，很自然，大家都能赚到钱。”收入高低则各凭本事，“一个姐姐卖绢花耳环，旺季一天卖一两千块很正常，但是她需要不停地说话。”阿烧一般下午五六点来人民路，7点以后出摊，往往到8点才能开张（完成当天的第一笔买卖）。2021年夏季，他平均一天收入七八百元，利润在四五百元左右。但收入是不稳定的，淡季和雨季都没什么生意，阿烧就自己练口琴、弹吉他，“在酒吧唱歌时，我每天只能唱同样的歌。”对阿烧来说，摆摊是一个能赚点钱的兼职，他不会长期干，对未来他暂时还没有计划。他太年轻了，拥有大把的时间，就像手握巨额财富的富翁一样，还不到要去节省的时候。但他确定一件事：“我不会再做任何有雇佣关系的工作，我想一直做自由职业者。”
“每个来大理的人都有故事。”林逸喜欢和人说这句话。他27岁，比阿烧早来大理两个月，尝试过多种工作，在大理摆摊算是最久的一段工作经历。与阿烧这样玩一玩的心态不同，林逸属于认真赚钱的那一类。林逸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下辖的一个彝族自治县，他发过小广告、卖过鸭脖，在房地产公司和健身房上过班，在汽修店当过半年学徒。学汽修时，他问工作了十年的师傅工资是多少，师傅说五千块，他下了要离开县城的决心。去哪里呢？他看过一本书，《我是一朵飘零的花》讲一个四川姑娘去东莞打工的经历，他对工厂产生了好奇。“我一张机票干到深圳，导航去富士康，真搜到了，过去一看工厂门口好多人在排队，我就进厂了。”林逸发现自己就像一只跳进跑轮的仓鼠，每天在流水线上拿着电钻钉螺丝，一天工作10小时，“上班很累，回到宿舍就想睡觉，一觉睡到上班，起来吃点东西接着干，干完又睡。”连轴转一个月，林逸只能拿到3000块钱。他不想继续过像“人肉机器”的生活，“浪费青春，浪费人力”，又去尝试了几份其他的工作，但工厂刻下的疲惫感始终追随着他，他想给自己一段“净化心灵”的时间，萌生了骑自行车环游中国的想法。自行车、帐篷、冲锋衣、维修工具、压缩饼干等等装备加起来花了林逸小一万块钱，远远超出预期。就这样，背着五六十公斤的包，林逸从深圳出发，一路西行，由川入藏，再从滇藏线去云南。2020年10月，他在西藏一个空无一人的临时放牧点借宿，在牛棚里吃泡面，度过了他的25岁生日。2020年4月，云南疫情缓和以后，林逸骑行到大理，原本只是游玩，待了一个半月后，他开始想怎么做生意。受到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老人家启发，他用稻草扎了一个草垛子，照着网上的教程学做冰糖葫芦，推着自行车去古城、洱海边和各个村子里卖。因为山地自行车和冰糖葫芦的反差，很多游客跟他合影，他就给他们讲骑行的故事。林逸觉得，摆摊能留下的都是找到了生存之道的人，他的生存之道是“产品多元化”。只卖糖葫芦时，他辛苦一天只能赚一两百，他开始在中午炎热的时候卖冰棍，在晚上卖棉花糖，逢年过节则卖自制花灯，慢慢地，他觉得能攒下点钱了。他也掌握了寻找摊位的经验，大理很多村子有固定的传统集市，他知道每个集市的日子，知道哪个村子生意好，知道古城哪里能摆摊，哪里会被赶走。但他的经验也有失效的时候，2022年“五一”，他在人民路租了某店铺门口的一个摊位，一天两百元，他觉得“再怎么挣也可以回本”，结果连日阴雨，游客数量锐减，他连租金都没收回来。他付摊位费的店铺也亏损了。那是一间奶茶店，一年租金19万，加上装修、机器，开业时一共花费了近30万。两个月后发现生意不行，开店还要搭上人工和水电费，老板选择关门歇业，转租店铺，可是没有人接手。“五一”过后，奶茶店租期到了，林逸从老板手中回收了机器，大理的人来来走走，他也做一些二手生意。“那堆机器的价格我不知道，我收才花了几千块，搬了两天才搬完。这个店完全是钱砸出来的血泪教训，而我摆地摊，小本生意，再不济也亏不了多少。”“疫情期间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第一年每个人都有点存款，觉得疫情很快会过去，第二年存款花得差不多了，第三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人们赚得少，舍不得花钱，别人就挣不到钱了。”林逸说，“现在在大理摆摊就两个字：很难。”
林逸决定结束自己在大理的故事，他花一万块买了辆二手面包车，自己改装成床车，打算去别的地方摆摊。而正如他所说，大理的人来来走走，旧的人离去，又不停地有新人进来，因为它足够包容，也足够便宜。2019年，结束了一场惨淡的签售会后，陈小琛开始了没有计划的旅行，他是一名“鸡汤文学”作者，简介上写着“文章朴素又让人心疼”。他离开燕郊的独居房，坐绿皮火车和公交车，住二三十元的青旅，满中国地跑。2020年4月，他借着帮朋友看客栈的机会来到了大理古城。陈小琛觉得自己不具有大理的代表性，“在大理很多人都很酷，没人去注意我这种人，因为我一点都不酷。”但是他完全融入了大理的生活，从朋友的客栈搬出来后，他找了一个月租650元的房间，有被褥，有公共厨房，包水电燃气。吃饭去5块钱一顿的素食堂、9块钱的快餐馆，或者在菜市场买便宜的菜。这里还有很多免费书店、图书馆和文化空间，陈小琛每月花销只需一千多元。“在北上广一个单间的年租金，够在大理生活两年。”陈小琛在公众号里写道，“很容易就能生存下来。”他在公众号里推出“大理古城低消费指南”咨询服务，65元一次。来大理两个月后，陈小琛开始摆摊卖自己的书，他觉得摆摊在大理是一种文化，谋生是其次，“如果你没摆过摊，仿佛你没在大理生活过一样。”他希望通过摆摊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书，哪怕他觉得有些难为情，但他安慰自己，“诗人北海这么做过，很多人都做过，没什么可羞耻的。”北海是大理的一位白族诗人，几年前，他七十多岁，在古城摆摊卖他出版的五本诗集，偶尔还卖自己种的菜。现在他已经逝世了，但他的故事仍在摆摊的文艺青年中流传。陈小琛觉得各式各样的地摊很有趣，“年轻人不屑于卖日常用品”，卖的是手工首饰、包包、工艺品，还有手作的寿司、咖啡、果酒，更独特的有现场绘画的画摊、卖啤酒换故事的酒摊，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20岁出头的姑娘，写了个牌子“要饭＋卖诗”，旁边摆着用半张A4纸打印的她自己的诗。城管一次次巡查，喊着“别摆了”。“如果你不走，他们会静静地围着你，不说话，直到你收摊走人。没人舍得就这么走掉。等城管走后，他们又从各个角落陆陆续续冒出来，张望一番后，再次把东西摆上。”陈小琛平均每个月卖书的收入几百块，2022年6月，为了提高收入，他开始卖二手书。摆摊更像是陈小琛对外交流的窗口，在书摊的“广告牌”上，他写道：“如果你今天生日，且从没收过礼物，我愿送你一本书或一包茶或一个拥抱。”
诗人北海以后，古城里还出过几个卖诗的人，宋笑飞是其中之一。他留长发，穿直裾袍，给人写定制诗歌和姓名藏头诗。“写诗是我自己想做的，而且，我觉得就算摆地摊也要跟别人不一样，没有复制性，也不像机器人一样每天重复。”周边摊贩卖的热门小商品换了一茬又一茬，从气球、指尖陀螺到王者荣耀走位神器，宋笑飞还在卖诗，一首诗30至200元。宋笑飞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在建筑工地上工作了几年。这是一份节奏稳定、社交圈封闭的工作，他偶尔会在网络上给人写诗。2017年，28岁的宋笑飞辞职后旅行至大理，看到古城满街都是摆地摊的，他把卖诗从虚拟世界搬到了现实世界。 卖诗听上去很浪漫，实则宋笑飞是抱着一种“职业”的态度去做，“只要有要求，有报酬，都会尽量按对方的要求去写，不会掺杂我个人的想法进去。”这份“职业”不能赚钱，只能供他在大理生存。“我在物质上很节省，甚至有点吝啬，就因为挣的钱少，但我不想只以挣钱为唯一目的。我在精神上和阅历上感悟到挺多，觉得还是值得。”2019年，穷游了一圈回大理后，宋笑飞又把路上拍的照片做成明信片贩卖，买明信片送旅途故事，他现在的妻子就是通过卖明信片认识的，她是一位摆摊卖画的画手。2021年，他们有了女儿，离开了大理，但宋笑飞说他还会再回来。▲Alone的画摊。Alone安静内敛，摆摊时只顾画画，不关心过往的游客在大理古城住了七年的“老大理人”大师兄觉得，“现在的摆摊是纯摆摊，生意居多，没有什么情怀。”2015年他从原来的单位出来，闲晃到大理，因为喜欢大理的多元、包容和社区精神，他留了下来。他和朋友们觉得，国内很少有这样一个地方，农田和文艺只隔着一条马路——古城外是连片的田地，整个地区没有工业。那时古城洱海门前后全是可以摆摊的广场，每天晚上有两三个歌手在唱歌，“歌手之间都在飙，你要唱得不好，身边都没人听。”门洞里还有一个印度人天天用萨克斯吹《回家》和《致爱丽丝》。很多摆摊人卖自己真正手工做的东西，像是编制耳环、真花项链、针织披肩，还有每个都独一无二的毛线娃娃。“后来他们都被义乌货、淘宝货干掉了。”手作商品的售价相对贵，例如一个娃娃两三百元，以前游客可以接受，在淘宝货占领古城后，昂贵的商品很快没有了市场，大师兄认识的手工者已经不再出来摆摊了，“他们到大城市的文创市集里卖，一天收几百块钱摊位费，但在那里东西可以卖很贵，一个披肩上千块也有人买，那也是辛苦钱，可能需要一个星期编完。”▲大师兄开了一间长租客栈，每天都有很多朋友去他的院子里打台球、烧烤商业化带来的弊端是复制和欺骗，什么东西好卖，其他人都跟着卖。怎样卖得更贵，就怎样包装。大师兄举例：“有三个姑娘卖鸡血藤火了，一年赚20万，她们出去旅游，回来发现满大街都在卖鸡血藤。还有人从义乌搞来一些珠子，充当古玩高价卖给游客，挣的都是快钱。”
旅行作家许崧认为大理的文艺史始于1980年代第一批来大理的外国背包客和嬉皮士。他们在大理催生出背包客餐饮及娱乐业态，在古城护国路上开起咖啡馆、西餐馆、酒吧，后来这一段路被称为“洋人街”，不仅为外国背包客提供服务，也把国内的艺术家和文艺青年吸引了去。很多摆摊者认为，大理的摆摊文化也始于此，因为早期摆摊最红火的地方就在洋人街，2012至2015年是大理摆摊的“巅峰期”。2013年9月，大理镇魁阁社区居委会给长期摆摊者发放过“大理古城人民路文化地摊许可证”，大师兄的朋友猴子就拿到过许可证。即便在2014年10月，上百个古城商户共同抵制背包客摆摊，打出“还我文明古城”的标语，摆摊也没有被禁止，大理古城保护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只是在人民路设定了一百四十多个固定摊点。但流动摊贩不受管理，于是管理局根据《大理古城景区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发布通知：“自2016年1月1日起，将对大理古城景区进行综合整治，全面取缔古城内所有临时摊位。”自此，一个文艺而“蛮荒”的摆摊时代结束了，流动摆摊者转入了地下“游击战”的模式。如今，一位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只要在巡查过程中看见摆摊，我们都会把它去掉……我们作为管理者，以市民群众的需求为先，摆摊把他们的路堵了，出行都不方便，公共道路本来就是给所有人提供通行的，不是说给个人用来盈利的。”摆摊受到更大影响是在2017年。那一年洱海发出生态警报，蓝藻连片暴发，大理州政府开启了洱海抢救模式，先是洱海流域核心区的餐饮客栈全部暂停营业，到了2018年，决定拆除环洱海的1806户客栈和民宅。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古城房价翻番上涨。猴子记得，2015年人民路房租一年不超过6万，“下一年是10万，再过一年15万，再转变成了20万。”物价跟着上涨，古城的生活成本增加，很多不追求经济利益的摆摊者难以生存，只能寻求改变或离开。猴子在2014至2016年间也摆过摊，他是山西人，喜欢面食，在大理这个遍地是米线和饵丝的稻米王国里，突出重围，卖起现烤酥饼。2017年，他离开了古城。画手阿飞最近也要离开了。2015年，他在广州的1200bookshop书店做“驻店画家”，同一年他来大理，摆摊卖画。尽管后来他开过餐馆、青旅、小酒馆和杂货铺，但卖画一直是以街头摆摊的形式。他刚来的时候，古城摆摊卖画的还有几个外国人，风格各有不同，一个美国老头儿曾传授给他摆摊的经验和“职业画手”应有的素养。2016年人民路不允许流动摆摊以后，阿飞觉得摆摊的人群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多的是职业摊贩和“混子”，摆摊成为一个非常朴素的谋生方式，“很多人靠这个赚取生活费，没有创造，就是倒货，我也有一定的倒货成分——我的框子是找人定的。”2019年，由于古城物价上涨，很多店铺和摊贩转移到古城东面的“四季街市”，一个由李亚鹏投资打造的年轻社区，两年后这里改名为“麋鹿星球”。阿飞在这里开了一间杂货铺，卖复古衣服和首饰。2022年，因为经营问题，这个曾为网红打卡地的园区已经荒芜，店铺接连搬走。阿飞的店也要关了，他觉得“看不到希望”。波兰画手Maciek则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他来说，大理是中国最好的地方之一。20年前，他辞去波兰房地产公司的工作，来中国做志愿者，先后在云南玉溪和四川安岳生活，最终选择大理定居，已经住下13年，并已结婚生子。▲Maciek在床单厂市集上摆摊，卖他父亲的画和啤酒Maciek没有工作签证，他只能摆摊为生，卖他父亲的画作、波兰啤酒和琥珀，冬天还卖一些手作的三明治和面包酱。一幅打印的画作88元，为了让印刷品也变得独一无二，Maciek会在背后用波兰语写一个祝福故事，他的中文很差。“这里有漂亮的山，漂亮的湖，好天气，很多东西组成了非常好的氛围。”2022年，他有很多在中国的朋友因为各种原因纷纷离开，但他愿意留下来，“赚的钱越来越少，游客越来越少，但情况会好的。大理总是会受欢迎，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即使过了一个世纪，大理还是会很好。”
根据大师兄的观察，在大理连续摆摊超过五年的人很少。他刚来大理时摆摊卖过糖水，撑过过渡期后，就去餐厅做帮厨，很快开起了自己的面馆和素食馆。他的朋友一行2014年来大理时，为了交朋友摆过茶摊，后来在古城开了一间茶社。“是否继续摆摊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想与现有的社会体系对接，”一行说，“摆摊是获取不了多少物质的，要跟社会对接，就要面对物质，面对阶层和贫富。”一行原本是互联网公司的中层管理，他摆摊的那个时期，自己住青旅，和什么人都能坐在一起聊天。但当他真正考虑在古城生活、做生意的时候，他对接回了相应的社会圈层。大师兄说：“继续摆摊的人，有的是‘人间清醒’，去年我认识一个男孩子，他说，‘我赚得越多被剥削得越多，我不买房，不过度消费，赚1000块钱够花就算了。’还有一些人是无可奈何，他在大理静下来后，发现再也回不到正常的城市生活中，只能留下来混日子。”大师兄和一行已经步入中年，在更加年轻的人看来，摆摊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吸引流量的方式。很多摊主一边摆摊，一边直播、拍摄短视频，卖出多少东西无所谓，视频有趣更重要。嗨姐经营着一家民宿，疫情期间生意难做，她在短视频平台上发视频吸引客户。“拍什么呢？一天到晚拍客栈，观众容易审美疲劳，还会觉得老板很商业，我就想到摆摊，分享有趣的东西。”她在叶榆路上摆起了酒摊，这条路几乎成为酒摊的聚集地。▲为了给民宿招揽生意，给客人提供更好的体验感，嗨姐在叶榆路上摆起了酒摊嗨姐摊位的人气大多来自于民宿客人，“摆摊让客人感受到大理的氛围，还不影响他白天正常的出游，我也可以一次性照顾到所有想一起玩的客人。”酒摊的人气又会进一步吸引新的客人，“你坐下来喝酒，喜欢这个氛围，而且觉得我的价格能承受，那可以定我们家，大家一起做饭，一起体验。”几十个摆摊者一起摆摊，就形成了市集。当市集成为流量密码，职业的市集组织者就出现了。杰哥是一家传媒公司的活动策划。2020年，在策划楼盘开业、商业开业的活动时，他们尝试着举办了市集，发现效果很好，现场非常热闹，他们想，为什么不专门组织市集呢？2022年5月以后，疫情管控放松，他们的市集几乎以每周一场的频率举行。组织一场市集有很多程序，前期需要找寻场地、统筹规划、筛选摊主，活动当天要安排进场，打理现场卫生，解决突发状况。杰哥的团队向每个摊主收取38至58元的摊位费。杰哥严格限制参与市集的门槛，“我们鼓励原创和手工，像宝石、毛线手织、绘画、银器、陶瓷、绢花、扎染，还有不同品种的美食。摊主卖什么品类必须经过审核，义乌小商品批发是不允许进入的。”
很多摊主不耐烦躲避城管，会去参与市集，但每天晚上，来古城的摆摊者还是络绎不绝。7点至11点是“游走时间”，11点过后，摊主们陆续聚集在古城的中心位置。阿飞在人民路摆摊卖画，做最后的清仓，不停地有老熟人过来向他问好、道别。我跟他一起摆摊的那天晚上，他的画摊和陈小琛的书摊摆在邻近的位置。夜色已深，陈小琛把书摊从店铺屋檐下挪至道路边，给过往的游客推荐他卖的书，阿飞也松弛下来，不再继续换地方。朋友冷姐拎着半打啤酒来找阿飞聊天，她曾是一家酒吧的老板，2021年酒吧倒闭了。月光在淋着小雨的石板上发出微弱的光，他们一边回忆往昔，一边嘻嘻哈哈地邀请游客坐下来一起喝酒，开了十几次玩笑后，真的有三个男生坐下来了。冷姐兴致高涨，她对男生们说，“我曾是这条街最好的歌手之一。”然后放下酒瓶，用响指打起节拍，唱道：往事只能回味
忆童年时竹马青梅
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
纳闻 | 真实新闻与历史：大理古城摆摊图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