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进行农村土地改革，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到镇压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其家人受到株连，地主阶级被全部消灭。（网路图片）
看到本网站(纳闻）8月4日刊登的《从中共杀人运动逃出地主家小姐的血泪记忆》一文，旅居加拿大的周女士很有共鸣，她悲愤地向记者袒露自己家土改时被共产党迫害的往事。她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对近来发生的事情记不住，但是对于少年时代的这段悲惨记忆却永远抹不去。她相信，善恶有报，共产党肯定会被天灭。她希望更多的人说出当年受迫害的经历。
周女士自述道：“我出生在湖南一个偏僻的农村里，我是老大，在共产党搞土改时我有姊妹七个。我家当时并不富裕，主要靠父亲在城里打工，每月挣4担米的工钱养家。
“由于不富裕，衣服都是用简易的办法染的家织布做成。母亲一人在家养育我们七个，农活干不了，就请了一个长工，长工的报酬是将收获的粮食对半分——长工得一半，我家得一半。
“当时我家能长庄稼的地也就是十亩，其余都是难于耕种的荒地，具体多少不知道。就是因为这些不长庄稼的地加起来数量多，还有一个长工，所以我家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
“1948年，父亲工作单位老板发了财，给职工增加工资，我家就搬到了城市租房住，父亲每天也能回家了。老家地就卖了，但房子还留着自己用。
“1951年土改时，母亲被划为地主，土改队要她和孩子们回去，从此厄运就降临我家。
“母亲带弟妹们回到老家后，土改队每天开大会批斗她，要她交出财产，母亲说没有，他们就打她。母亲被逼没办法，把仅有的一件值钱的东西——一枚用来换粮吃的九成金的金戒指拿出来。
“但是土改队的人说，不能就这一点，肯定还有，逼母亲拿出钱来。母亲拿不出来，被这些没有人性的人绑上一个小脚趾头，一个小手指头悬空吊在木梁上，他们将这种刑法叫‘吊半边猪’。直吊得母亲指头断裂，痛苦不堪。而且土改队还说，明天还要吊。
“受此生不如死的侮辱性的刑法，想到明天还要面对这恐怖的折磨，承受不了的母亲在当天夜里趁弟弟妹妹们睡着后跳井了。可怜的2岁小妹妹半夜醒来后看不到妈妈，大哭不止，其余的4岁、6岁的弟弟妹妹也哭。哭声把邻居惊醒，预感事情不好的人们一起四处找妈妈，才在井里发现妈妈的尸体。
“我当时和大弟弟已在外地工作，村里派4人找我和大弟弟回家收尸。在别人面前不敢哭的小妹妹见到我后抱着我腿哭了起来。面对失去母亲的2岁、4岁、6岁的3个年幼弟弟、妹妹们，我心如刀绞，也哭了起来。对我们这些失去母亲的可怜的孩子，村干部不仅没有一点同情心，反而大骂我为地主哭丧，和母亲划不清界限，阶级立场不对！更甚的是还开大会批斗我和大弟弟。在会上村民大喊‘打倒狗崽子’等口号。当时只有18岁的我从未见过这场面，吓得浑身发抖。在母亲被逼死，弟弟、妹妹没人管的悲惨情况下，我连哭的权利也被剥夺！
“此后我们家就家破人亡。老家的房子被土改队没收，两个小妹妹被人收养，我这个还没成家的姑娘也承担起了抚养一个弟弟的重担，大弟弟和大妹妹参军到朝鲜参战。父亲在外省工作，一家人天各一方，相见都难！
“在那个疯狂的‘斗地主’的年代，不只我一家，许多类似我家情况的人也遭到残酷的折磨。我小学同学的妈妈被裤裆里塞进一只猫，把裤脚、裤腰绑住然后用力打猫，猫被打的在裤里拚命的抓、咬，把同学妈妈的下身抓烂……
“我姥姥村子的一个人，在结冰的大冬天被放到一个盛满水的大容器里，只剩头在外面，对着头开动吹稻米的鼓风机吹，把人吹冻到昏迷才罢休……”
在采访中周女士还谈到，从《九评共产党》了解到，共产党是个祸害人间的邪灵，它给人们灌输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残酷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为了维持这个阶级斗争理论，人为地在人群中树立对立面，把一部分人划为“阶级敌人”批斗，在城市划分出资本家，在农村把原本靠勤劳致富的好人划为地主。
例如四川的刘文彩原本是个大善人，在当地做了许多大善事。可是共产党却硬造出了《收租院》、冷月英坐水牢的假典型。小说《苦菜花》被拍成电影，其实里面的反面人物是当地很有名的大善人。在全国许多被划为“地主”的家庭像周女士家一样惨遭迫害。
周女士最后说：“我今年已经85岁了，这段少年时代的记忆永远抹不去，共产党造下的天大罪业不会忘记。在此我说出来也是对死去的母亲的纪念，也是共产党罪业的一个见证。希望更多的人站出来说出当年的经历。我相信，善恶有报，共产党肯定会被天灭。”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旅加华人回顾：中共土改运动害得我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