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杨绛，是文坛的一对佳偶。（网络图片）
钱钟书在杨绛《干校六记》的序中说“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愧”什么？他把当时的人分为三类，一种是“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一种是“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一种是“充当旗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钱称自己是第二种人。
愧与忍让
然而在非理性的年头，“出头抗议”有用吗？像《听杨绛谈往事》记钱氏夫妇的朋友、清华大学化学系创办人高崇范的下场可作例子。一个“落落寡合、正直、有点倔”的教育家，在“三反”中不堪羞耻，含恨自杀。钱氏夫妇是他自杀前夕最后见到的客人。杨绛忆述当日的叙面：告辞的时候，他“送出客堂，又送出走廊，送出院子……他送又送，简直依依不舍”。不久就是他的死讯。
或许较消极地看，钱钟书能幸存，便全赖一种忍让——一种和苏轼在《留侯论》中称赞张良的相近似的忍让。《听》书中记述钱着述的情形，便是最好的例子。一九五零年仲夏，乔冠华到清华借调钱翻译毛泽东选集，这不是一件好做的差事，因为中文编辑与英文翻译几乎同步进行，编定过程中要不断修改。杨绛说“好在钟书最顺从，否了就改，他从无主见，完全被动，只好比一架工具”。
一九五四年翻译毛选工作告一段落，钱又被借调到古代组选注宋诗。宋诗难选，宋代诗人多，诗作更多，又没有一部现成的《全宋诗》，得下大工夫搜辑辨认，遍读宋诗，但最终还是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宋诗选注》，却被一帮有心人声讨《宋诗选注》的资产阶级观点。
舍与得
讨论钱钟书，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他应否去国的问题。《听》对此有很清晰的阐明。解放前夕，“钟书和杨绛早就打定主意留下不走”。这样的人生抉择，一如他们一九三八年义无反顾地从欧洲急忙登轮返回烽火连连，家破人亡的祖国。当中的理由很简单，正如钱在当年三月给牛津同窗Stuart的信中所说：“Still，one，slotiswithone，sownpeople”。他们爱祖国的文字，祖国的文化，不愿去父母之邦。
这些都是发生在文革被批斗以前的事。如果钱氏预知后来的遭遇，会否有相同的判断？我想同样的抉择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伟大而谦卑的人，从人格的角度看，是重视舍而不是重视得的。这些舍，可以为家庭，为事业，为民族，或为国家前途，这在钱氏一生中可以充份验证。《谈艺录》引述赵翼《瓯北诗话》中所云：“国家不幸诗人幸，语到沧桑句便工”，或许是这种命运的驱使，使钱钟书的重要文化贡献，能较完好的保存下来。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管锥篇》全部手稿，在胡乔木指示下，交付中华书局用繁体字出版。由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四年先后三次增订，四次印刷，是钱生平中的重要学术钜着。二零零一年《钱钟书集》出版，纵使其时钱已病重，本人没能见到集子面世。二零零零年商务印书馆将钱钟书全部手稿扫描印行，用两年时间编辑整理，于二零零三年出版了二千五百七十页的《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三巨册，中文笔记也可望于稍后出版。
一个世纪才子，文化巨擘，世道崎岖偃蹇，但却终身不渝爱国家爱文化，真要“愧”的是他，还是共同建构那个时代的人？这是一个国民教育的好设题。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谈谈文化巨擘钱钟书的“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