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底，吴法宪给专机组成员讲了武装押解罗瑞卿的五项要求。讲完时电话铃响了，吴法宪拿起话筒，恭敬地回答道：“我是吴法宪！”他只是表情严肃地听着对方的发话，并不插话。从当时的气氛可以看出：第一，发话人是吴法宪的上级；第二，上级对这个事情也很重视。
解放军开国大将罗瑞卿（图源：VCG）
在我多年担任空军专机师的领导并兼做飞行员的日子里，记不清有多少次执行党政军领导人和一些国家元首的专机飞行任务了。其中，可回忆的愉快和自豪的事情有很多。然而，有一次专机飞行任务却令我很不安，这就是我最近才彻底弄清楚的秘密武装押解中央军委秘书长、我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由昆明到上海的专机飞行任务。
“文革”史书的一个注脚
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所谓背靠背的揭发；会上印发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那些诬陷材料。12月10日，用专机将当时在昆明视察部队的罗瑞卿接到上海，并立即隔离审查，剥夺了他为自己辩护的正当权利。”
在这里，我想，我作为见证人之一，有必要为“文革”史书作一个注脚，这就是：书中所说“12月10日，用专机将当时在昆明视察部队的罗瑞卿接到上海”的，就是我作为机长并亲做驾驶员的专机。
吴法宪下令：专机组配枪，“监视他们的行动！”
1965年12月，我们专机师接受命令：在上海虹桥机场值班。我作为一名分管任务的副师长，当然要在现场。并且，还亲自带了一个伊尔-18专机组。8日，住在锦江饭店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把我和其他3名机组人员叫到他的下榻处，很严肃地向我们下达了专机飞行任务。
“你们机组准备飞到昆明，把罗瑞卿总参谋长接到上海来。”
接着，吴法宪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
一、明天从上海飞到昆明，后天上午11点半准时回到上海虹桥机场落地，不准提前，也不准迟延。
二、罗瑞卿总参谋长到昆明机场后，要立即起飞，不准在昆明机场停留；罗总长要问你们什么时候到达昆明的，你们就说是昨天到达的。
三、要求专机从昆明起飞后直飞上海，中途不准转弯，更不准降落。需要调整时间，也不准盘旋。
四、要绝对保密，不准对任何人谈及此事。
五、要绝对保证安全。
关于安全问题，吴法宪补充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太出乎意料了，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直至今日已经过去40年了，我还可以一字不差地复述出当时吴法宪说出的这句话：“这次专机飞行，配发给你们几把手枪。在空中如果有特别行动，你们要听中央的。你们要监视他们的行动！”
“他们”？“他们”究竟指谁？难道给我们的枪，是对准总参谋长的？
吴法宪正要继续讲下去，电话铃响了。吴法宪拿起话筒，恭敬地回答道：“我是吴法宪！”他只是表情严肃地听着对方的发话，并不插话。
最后，吴法宪郑重地作了一个保证：“请您放心！机组的飞行技术不错，政治上也可靠，一定能把这次任务完成好！”我们没有听到对方说了些什么，也没有听到吴法宪提到对方的名字。但从当时的气氛可以看出：第一，发话人是吴法宪的上级；第二，上级对这个事情也很重视。果然不出所料，吴法宪放下话筒，便对我们说：“中央完全相信你们会把这次任务完成好！”最后，吴法宪又补充道：“如果空中有人强迫你们干什么，你们可以不执行。如果非要你们干什么不可，你们有枪可以自卫嘛！”
事情已严重到了动枪的地步？我们带着一头雾水，接受了任务。
罗总长还被蒙在鼓里
专机组配发了4支手枪，由我和另外3个机组成员掌握。9日，我们的专机离开上海，当日到达昆明。看来，昆明方面已经接到了通知，军区人员将我们安排到招待所住下。
第二天即1965年12月10日，一大早，机组人员就赶到了机场，完成了起飞准备。8点钟，罗瑞卿总参谋长来到了机场。我数了一下，连秘书等随从人员共4人，4支枪，正好对着4个人！
“报告首长！我们是昨天到的！”我向罗总长行礼回答。
罗总长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后，又和蔼地说：
“那咱们就上飞机吧！”
“报告首长！飞机已经准备好，马上起飞！”
从罗总长轻松自如、谈笑风生的情态看，他对这次特殊飞行还完全被蒙在鼓里呢！
高度紧张的三个半小时的飞行，总算结束了。一路上，根本没有出现吴法宪所估计的任何情况！
在空中，专机多消磨了三分之一的时间。专机起飞到达正常高度8000米以后不久，领航员便向我报告：
“如果按照正常的飞行，我们到达上海的时间，将要提前四十来分钟！”
从昆明到上海，正常的飞行时间是两个来小时。这也就是说，我们在空中需要多消磨三分之一的时间！
本来，飞机要在空中多消磨些时间，盘旋一下就解决了。可是，吴法宪预先已经下令，不准盘旋！这样一来，飞机要想在空中多消磨四十来分钟的时间，如果按照正常的飞行，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研究来研究去，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方案：降低高度和降低速度相结合，降低高度，从8000米降到3000米。这样一来，一方面，飞机遭遇的空气阻力大了，实际飞行速度比高空减小了许多；另一方面，也避开了常年西风带，消除了顺风的推助力，实际也减小了速度。
就这样，专机组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解决了吴法宪向我们提出的难题，于上午11点30分准时在上海虹桥机场着陆，我们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不准罗总长夫妇会面
在执行这次飞行任务中，我还无意中了解到了一个情况：在我们的专机从上海飞昆明之前，罗瑞卿总参谋长在陪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到广州、昆明访问视察。外国军事代表团离去后，罗总长原定和夫人在昆明会面。送罗夫人到昆明的任务，由在京的专机师一位副团长执行。该副团长驾机经西安到成都，计划再从成都飞昆明。本来，12月10日左右，昆明天气很好，适宜飞行。可是，送罗夫人的专机被通知：昆明方面天气不好，飞机不能降落，显然，这是以制造谎言为借口，不准罗总长夫妇会面。而同时，我们专机组则秘密武装押解着罗瑞卿总参谋长飞往上海，罗瑞卿的悲剧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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