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创作《围城》，这是四十年代文坛的一则佳话。
夫妇俩的《围城》
杨绛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记述了这段故事：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为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的。钱锺书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及的心境。这种“灶下婢”精神可敬可爱，正如钱锺书在《围城》序言中所写的：“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杨绛为《围城》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旷世名著的成功问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她也分享了“闺房之乐”：“每天晚上，他把写好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钱锺书的《围城》家喻户晓，历经数十载，读者如云。这部作品先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后又编入《晨光文学丛书》出版。至八十年代，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等多次翻印，供不应求。
著名文学家李健吾当初接手钱锺书的书稿时，惊喜交加，没完没了地感叹：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了小说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关心世道人心啊！难怪，钱锺书在听了人们纷纷盛赞杨绛的剧本时，无不骄傲地说：
“你们只会恭维季康的剧本，却不能知道钱锺书《围城》——锺书在抗战中所写的小说——的好处。”
一群知识广博的好友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环境恶劣，杨绛和钱锺书的生活虽清苦粗安，但他们不改其乐。他们创作不辍，并与旧友新朋相得甚欢，这里头包括傅雷、王辛笛、刘大杰、曹禺、李拔可、顾一樵、李健吾、陈西禾、张芝联、唐弢、柯灵、徐森玉、蒋慰堂、沈仲章、卢焚、徐调孚、郑振铎、李玄伯、向达、乔大壮、郑朝宗、宋悌芬、许国璋等人，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之事，也是口腹的享受。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要杨绛在他办的《观察》上写文章。她正在阅读哥尔德斯密斯的散文《世界公民》，随便翻译了其中一小段，自己加个题：《随铁大少回家》。这就是博得傅雷称赏的译文。她未留底稿，如今译文无处可寻了。
后来杨绛又翻译过一个小册子：《1939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英国文化丛书》之一）。
其间，杨绛还会见过胡适。有一次，她的好友、北京大学教授陈衡哲（1890—1976年，我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诗人和散文家），请杨绛和胡适一起喝茶，胡适用半上海话对杨绛说：
“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令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确实，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曾在澄衷学校给胡适上过课，时在1905年。
胡适欲见杨绛
胡适那年到上海来，人没到，任家客厅里已挂上了胡适的近照。照片放得很大，还配着镜框，胡适二字的旁边还竖着一道杠杠（名字的符号）。陈衡哲带着三分恼火对杨绛说：“有人索性打电话来问我，适之到了没有。”问的人确也有点唐突。她的心情，杨绛是能领会的。
不久，钱锺书对杨绛说：“我见过胡适了。”钱锺书常到合众图书馆查书，胡适有好几箱书信寄存在合众图书馆楼上，他也常到这家图书馆去。钱锺书遇见胡适，大概是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为他们介绍的。钱锺书告诉杨绛，胡适对他说：“听说你做旧诗，我也做。”说着就在一小方白纸上，用铅笔写下了他的一首近作，并且说：“我可以给你用墨笔写。”只记得这首诗的后两句：“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一次陈衡哲对杨绛说，“适之也看了你的剧本了。他也说，‘不是对着镜子写的’。他说想见见你。”
“对着镜子写”，杨绛不知什么意思，也不知是否有所指，杨绛没问过。胡适想见见杨绛，她当然很开心，因为她也实在很想见见他。
陈衡哲说：“这样吧，咱们吃个家常tea，你们俩，我们俩，加适之。”
胡适自认是杨绛父亲的学生
安排停当后，杨绛和钱锺书照例带了刚出笼的鸡肉包子到任家去。包子不能多买，因为总有好多人站着等待包子出笼。如要买得多，得等下一笼。他们到任家，胡适已先在。他和钱锺书已见过面。陈衡哲介绍了杨绛，随即告诉她说：
“今天有人要来闯席，林同济和他的ex-wife（前妻）知道适之来，要来看看他。他们晚一会儿来，坐一坐就走的。”
不知是谁建议先趁热吃鸡肉包子。陈衡哲和杨绛都是胃口欠佳的人，食量也小。杨绛带的包子不多，她们都不吃。杨绛记得他们三个站在客厅东南隅一张半圆形的大理石面红木桌子旁边，有人靠着墙，有人靠着窗，就那么站着同吃鸡肉包子，且吃且谈且笑。陈衡哲在客厅的这一边从容地为他们调咖啡，杨绛则在旁边帮忙。他们吃完包子就过来喝咖啡。
晚上回家时，杨绛对钱锺书说：“胡适真是个交际家，一下子对我背出一大串叔叔姑母。他在乎人家称‘你的学生’，他就自称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可从没听爸爸说过胡适是他的学生。”钱锺书为胡适辩解说，胡适曾向顾廷龙打听杨绛其人，顾廷龙告诉他说：“名父之女，老圃先生的女儿，钱锺书的夫人。”故而杨绛认为事先打听，也是交际家的交际之道。不过钱锺书为杨绛考证了一番，说胡适并未乱认老师。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才女愿做灶下婢 悄悄隐身又悄悄影响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