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批邓时，万里三次面临揪斗，都因意外事件侥幸避免。7月27日铁道部通知万里准备在机关大会上检讨，结果第二天唐山地震没开成。9月8日通知万里准备深刻检查，结果第二天毛泽东逝世又没开成。10月6日再次派人到医院通知万里准备接受批判，结果当天四人帮就垮台。夫人边涛说：万里命大，感动了上帝。
万里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支持者（图源：VCG）
“估计80后的一代，基本没人听说过万里，因为他从1993年退休后就坚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但如果要了解一点‘改革开放’的历史，万里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在昨日深夜赶制的悼文中，微信公众号“海涛评论”早已预料到，代际间的隔膜，深刻而又现实。
哪些人在怀念逝去的万里？
是年近六旬的@荣剑2001：“万里走了，享年99岁，中国80年代改革三杰之一，历风险而不倒，经毁誉而不辱，以高寿而善终，以功著而名垂，堪称完人。史家云人亡政息，自三杰改革联盟被迫解体以来，中国还有改革乎？改革首先是解放思想，是开放人心，是广纳谏言，是宽以待人。万马齐喑究可哀，不拘一格降人才，改革乎？可有改革者？”
是60后的@赵晓：“赵紫阳、乔石、万里相继辞世，标志着80年代那个改革的中国已经远去；万里逝世的消息央视新闻联播能够公开发布，则标志着那一代的人物整个也已经过去，历史正由一代新人来书写。‘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多么美好的回忆！感谢改革派和所有造福中国的人们，他们会活在永远怀抱希望的人心中！”
是@上海老顽童吴德余：“他确实是体制内为数不多的务实派开明派。为了让种田产粮的农民能吃饱饭，当时在安徽的他竟敢顶住左王们的压力支持包产到户，功莫大焉。那年他正巧在访美，欲提前赶回来召开人大紧急会议，不过刚到上海就被留下治病了。等表了态再获准飞回去，会也开不成了，当然大众也能理解。现在连这样的人也死光了。”
这又像是一场中老年男人们的集体怀旧。传奇的酝酿，要经年华侵蚀，才能得其真味，如@浅斟轻吟所惊叹：“1976年批邓时，万里三次面临揪斗，都因意外事件侥幸避免。7月27日铁道部通知万里准备在机关大会上检讨，结果第二天唐山地震没开成。9月8日通知万里准备深刻检查，结果第二天毛泽东逝世又没开成。10月6日再次派人到医院通知万里准备接受批判，结果当天四人帮就垮台。夫人边涛说：万里命大，感动了上帝。”
上帝还是在昨日带走了他。下午3点36分澎湃新闻首发消息：“从万里之子万伯翱先生处了解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于7月15日12时55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与以往相比，此次消息发布显得有些不寻常”，因为顺序变了，不再是央媒首发，而成了澎湃新闻：“四小时后，中央电视台才在《新闻联播》中播出了该条消息…此前，国家领导人重要消息一般由国家机关对官方媒体授权，以新华社为准，通稿则会在《新闻联播》里播出…‘抢发’领导人逝世消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2015年6月14日7时08分乔石同志逝世，当日下午13点27分与13点33分香港文汇报就发布了消息，比新华社乔石逝世讯息早逾四个小时。”
原因何在，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澎湃有特权吗？搜狐首页的点击今日专题倒并不这么认为：“‘抢发’源于传播媒介的改变。从无网络唯报纸，到互联网已经进化为移动互联时代，微博已经取代博客，而微信则更甚于微博成为最深的消息策源地。改变的不仅是发布时间，还有发布方式。以往我们习惯于蹲守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的首发，然而新媒体时代，首发不再是官媒独有。乔石同志去世后，香港文汇报于当日分别在微信朋友圈与新浪、腾讯微博上以‘香港文汇报北京分社执行总编辑’的微博实名认证渠道发出消息。一条140字内的简讯，阅读量即近100万，一时间引起海内外轰动。”
死讯播发渠道有变，盖棺定论出处则依旧，由新闻联播所加持的新华社通稿，照例还是以“万里同志永垂不朽”结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7月15日12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1977年6月，万里同志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他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大力支持、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积极推动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读到讣告中的这段话，@祝东力微博不禁感叹：“高调评价小岗村。其实多年来小岗一直靠国家扶持，由省政府直接派干员任村一把手，而且必出自省财政厅，沈浩是，沈死后继任者丁俊还是省财政厅干部。分田单干，不过是回到两千年来传统小农状态，明摆着没出路。”
不过，@飞象网项立刚认为，“这事是两个角度”：“小岗村的大包干，对于当时打破集体所有制，调动农民积极性就是有突破意义。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外婆家那些农民晚上偷偷议论，打算分田。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至于小岗村后来的情况，跟不上发展，和当地人的民风有很大关系，和地理条件也有关。再下一步发展就不是大包干了。”
与小岗村一样被热议的，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谚。老人的那些回忆话语，又被打捞起来磨得锃亮：“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
“他们用勇气，改变笑话，回归常识”，这是@王福重之评：“不能说万里他们多英明，有哪个国家，农民种地还要冒杀头危险呢。很多权利，本来就属于你我，只是被政府剥夺了。市场经济，就是个人经济。”
没错，在无界传媒副主编十年砍柴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中，也有相似之见：“让农民发挥生产的积极性，让农民吃饱饭，这在哪朝哪代，应该是统治者明白的一个常识。但就是这种常识在‘极左’的年代被颠覆了。今天看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平常，但在那个年代，重新认识常识，将颠倒的再颠倒过来，需要主政者有政治家的格局、勇气和责任感…只有靠法治，才能使人们有安全感。这本来也是一个常识，认识并践行这个常识却不容易…哲人其萎，风范长存。让我们记住万里，记住这位尊重常识的老人。”
所以，才有@书生老田的借古讽今：“清朝到了后期，尽管风雨飘摇，但朝廷还是自信地给地方长官放权，致使张之洞在湖北，李鸿章在上海和直隶，还能搞得风生水起，鼓捣出一些新东西；改革之初，紫阳在四川，万里在安徽，任仲夷在广东，一些新的尝试最终影响了整个国家。现在，权力收的很紧，地方都督几乎成了二保都督：一保官位，二保稳定。”
不过，万里的在安徽的政绩，真有传闻那般灵验吗？@吴法天不信，找出数据，暗暗讽刺：“万里在1977年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后，于1978年推动了由小岗村发起的农业改革，成就显著：安徽省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1482万吨猛增到了1980年的1454万吨。1976年安徽人均粮食产量大约370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0%以上，而到1980年，安徽人均粮食产量295公斤左右，比全国低10%。要吃米找万里，原来是这意思。”
@黄章晋ster也不信，不过不是用数据说话，而是依靠历史经验：“‘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这类所谓的‘老百姓说’，不过是处级以上官员（更可能是被歌颂官员的秘书）替老百姓编出来的，我党替人民群众编段子有悠久历史。这类段子与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不是一回事。”
于是乎这样一路追寻下来，顺理成章就有了@梁惠王之怒：“一个国家，上上下下，无论是文盲还是有知识的，至今口口声声念叨‘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且充满感激的恬不知耻，不知人类文明为何物，真是族群之耻，愚蠢到了极点，万劫不复。可以想见，没学乖，难犹未已。”
应该是同龄人，@芮必峰却与@梁惠王有不一样的见解：“万里去世，许多上了岁数的网友想起当年‘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有年轻网友批评说‘这是什么逻辑？它反映中国人的奴性’。依我看，这不是‘逻辑’，而是历史。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也是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所欠缺的。如果了解当年改革的背景，也许就不会只从‘逻辑’思考问题了。”
也许，正因如此，才有一大堆文章，均是念感恩之情——《视民如伤的人本政治家》、《“改革开放先锋”万里》、《万里是有担当的改革家》、《万里的一生无论在哪个岗位都让人佩服》、《听说习仲勋南下没带干部，他急得拍了大腿》、《他是改革开放的高级工程师》：“2006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直接以《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为题撰文，对于万里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贡献，他这样评价：万里同志是老一代革命家，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
幸运的是，老人“走的时候很平静”，这是对话新京报之际，万里长子所说：“万伯翱昨晚告诉记者，万里去世前7天，因肺炎连续多日高烧不退，7月14日，万里失去意识，家人都陪在病床前。‘父亲走的时候很平静，没有什么痛苦。’”
在万里离去之日，80年代情怀翻涌，如@秦前红所言：“万里的去逝，意味着肇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事业的政治领导集体几乎全部告别历史舞台，那是一代有见识、有魄力、通晓世界潮流、真正忠实民意的政治家。但愿他们肉身虽灭，改革开放精神永存，改革开放事业中继不坠。”
一言以蔽之，@独俏逍遥如此总结道：“乔石逝世了，人们对乔的评价不低，万里逝世了，这几天悼念的文章也很多，人们尊敬和怀念的，还有胡耀邦、习仲勋等中共领导人。追其原因，这些人民评价不低的领导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开明开通，不玩阴谋诡计，正派，虽然在体制内，虽然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虽然党性也强，但都有人情味儿，身上有人性。”
相同的判断，@王旭明也有：“最近三位原高官去世，让人难忘。一位是乔石，一位是成思危，一位是刚刚宣布去世的万里。他们姓氏不同、经历不同、职务也不尽相同，相同的是他们的正直正气，刚正不阿和真诚为党，敢言敢为。从要吃米找万里到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的成思危，再到严于律己的乔石，让人由衷敬佩、纪念。”
怀念之潮，至于顶峰，是在@陈季冰处：“20多年前总觉得‘老人政治’令人窒息。到了今天，是多么怀念当年的‘老人政治’啊！像习仲勋、万里这样的‘老人’，当年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后来又是改革开放的‘护法’。有他们在，‘红卫兵一代’就不能出头逞狂。他们的相继离去，令改革开放的前景蒙上隐忧。”
今日，陈季冰再在新浪专栏中，扩充昨日微博那段话：“随着这一代改革家的相继离世，中国迫切地需要有一大批传承他们衣钵的新的改革派人物涌现。然而，令人隐隐感觉到担忧的是，时间的推移似乎并不十分有利于维系这一改革‘道统’…在当代中国，直接受到过当年极左路线冲击、并深受其害、且记忆深刻的人，绝大多数已经退出各级工作岗位。而在各行各业位居支配地位的50后和60后一代，不管他们在青少年时代的遭遇多么千差万别，极左路线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是无可讳言的。如果他们后来不注重学习反思，不在改革开放后主动接触来自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和来自海外的现代思想，他们便很容易凭着年轻时代在‘暴风骤雨的社会大课堂’里被灌输的那套思维和行为方式，近乎本能地去对新时代的新问题作出危险的回应。”
“真正有害和危险的，不是像我这样对改革开放之初的怀旧，而是那些因对现状不满而美化极左时代的前改革怀旧”，紧随着点睛之句，陈季冰继续叹息道：“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像那些乐观主义者那样，信心满满地认定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我甚至略有些悲观地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可能已不是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而是努力保住改革开放的已有成果，避免走上回头路。这里所说的‘已有成果’，是指有利于改革的国家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氛围。”
对未来的隐忧，对历史的遗憾，如出一辙，俨然同构，正如@尹鸿的点到为止：“那一年风波浩荡，他刚巧在国外出访，赶回上海时，大局已定。”
对了，文首所引“海涛评论”之文，标题正是“万里远去，江山依然”。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三次斗万里大会均因突发事件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