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份重要的抗战文献，流传很广。然而文章在延安发表后，毛泽东曾把它送到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却遭到了拒绝。这是什么原因呢？
王明早年留影（图源：浙江图书馆）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份重要的抗战文献，传播甚广。但较少为人所知的是，该文献在党内曾一度受到阻击，难以发表。1958年3月18号，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追溯这段秘辛时，仍愤慨不已。毛泽东说：
“他从国际回来了，搞了六大纲领……长江局成为中央，中央成为留守处，我是留守处主任。我是管城内，连城墙上都不能管。……那个时候的中央局以及对国民党的工作，统统听长江局，并不听中央。什么人听中央呀！这有文件可查，有事可查。……他自己实际上成立了中央，办了一个报纸，叫《新华日报》，……我的一篇文章，就是《论持久战》，他不登，说是太长，但是陈克寒那个关于晋察冀的报道，比我的还长，却可以登。我的就是以太长为理由，只能印小册子。打电报来，我回了电报，我说要登，绝不让步。他也是绝不让步，绝不登。”①
所谓“他”，指的是全面抗战前夕自苏联回国的王明。此段愤慨，透露了两点史实：1、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王明存在异议；2、延安之中央，与武汉之长江局，步调上尚不一致。
对于第一点，具体情形，有王明的自述为证：
“这篇文章在延安发表后，毛泽东曾把它送到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该报编辑部是由我领导的）。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不同意这篇论文的内容，因为它的主要方针是对日消极抗战和坐待日本进攻苏联。这是既不合乎中国的民族利益，也不合乎中共的国际责任的……因而我们决定不把《论持久战》一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此外，我曾把我们对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的意见，请当时在武汉的一位苏联同志转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季米特洛夫同志下令不准该文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②
王明对《论持久战》一文“主要方针”的判断，显然有失偏颇。这种偏颇，与王明个人权力来自共产国际，有很大关系——失去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即难以维系其在党内的地位。所以，在王明的认知逻辑里，所谓“国际责任”，也就是苏联利益，要高于民族利益。故其做诗批判《论持久战》，说毛泽东“一心坐待日苏战”③——实际上，日苏开战，是符合中国民族利益的，不独毛泽东在如此期待，蒋介石也有同样的心思。
对于第二点，据曾担任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的奥托·布劳恩观察：
“我们把华中局（即长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④
但王明并不承认自己是在与延安闹分裂，而仅承认，之所以“在客观上形成了半独立自主”，是因为“这个作风是我在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没有像毛主席那样慎重。”⑤但所谓“单独发表文件”，已足以说明问题。
“运动战”与“游击战”之争，曾是全面抗战初期，延安内部相当大的一次分歧。毛泽东的立场是“游击战”，王明则反之。
综而言之，王明此种局限于个人权力来源，而唯苏联利益是从的政治品格，一直延续终身。60年代末，长居苏联不愿归国的王明，甚至曾请求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出兵内蒙，再攻打北京，并称自己在国内有朋友，可以响应。⑥
注释
①郭德宏：《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671。
②同上，P412。
③王明：《论持久战（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中心错误）》，收录于《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
④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P306。
⑤郭德宏：《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419。
⑥《莫斯科密档中的中共秘史——潘佐夫（A.Pantsov）2004年6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演讲（摘要）》，转引自《王明年谱》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新华日报》为何拒登毛泽东《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