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朱德曾收到一封“策反信”，要求他以自己的威望推翻毛泽东。据参与该案件侦破工作的杨宪澄披露：“据当时公安部一局派专人来浙江省公安厅介绍称：8月中旬，朱德乘专列从北京到兰州刘澜涛处，刚下车就收到从杭州寄发请刘澜涛转交朱德老帅的匿名信，信中要朱德以他的威望把毛主席搞掉。朱德接信后立即调转专列赶回北京将信呈交给毛主席。公安部谢富治部长定为第一大案，因为是杭州发信，邮戳日期为8月8日，所以立即派专人带来信封与部分信笺的影印件（当时没有复印机）来浙江公安厅督办。”
中共开国元帅朱德（图源：VCG）
1966年8月中旬，朱德收到一封“策反信”
1966年8月，“文革”启动初期，曾发生过一起”策反“朱德的谜案。据参与该案件侦破工作的公安部干部杨宪澄披露：
“据当时公安部一局派专人来浙江省公安厅介绍称：8月中旬，朱德乘专列从北京到兰州刘澜涛处，刚下车就收到从杭州寄发请刘澜涛转交朱德老帅的匿名信，信中要朱德以他的威望把毛主席搞掉。朱德接信后立即调转专列赶回北京将信呈交给毛主席。公安部谢富治部长定为第一大案，因为是杭州发信，邮戳日期为8月8日，所以立即派专人带来信封与部分信笺的影印件（当时没有复印机）来浙江公安厅督办。”①
按邮戳日期，案件被命名为“八八大案”。浙江省公安厅由副厅长丛鹭丹负责，抽调杨宪澄、刘德芳、谢士栩等六七人，成立了专案组。据专案组判断：
“此信书写笔迹没有伪装，判断为作案者大胆妄为：语词流畅，有颜体功底，字体端正，每字小核桃般大（1956年毛主席在杭州，厅领导要我将海外重要情报照上述要求抄报毛主席），判断为首长秘书；全信没有一个简体字，判断作案者年龄为40岁以上。作案者信件从杭州投寄到达兰州与朱德同时到达时间十分接近，对朱德行踪如此了解，恰恰留下破绽。”②
虽然“留下破绽”，但浙江方面的侦破并无进展。“我们对湖滨投邮点的大华饭店（内部高级宾馆）、民航班机、车站、饭店展开调查，毫无结果。为此我们曾建议应该从北京中央警卫局内排查，从中突破。并准备派人去公安部详细汇报。当公安部得知我们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浙江查浙江的线索，北京的线索由上级安排……此后公安部不再了解过问我们工作情况，对这么一起大案从此偃旗息鼓实属反常。”③
除杨宪澄此文，该谜案迄今未见其他资料披露。据杨宪澄、丛鹭丹等办案人员分析，该案有可能是一支试探朱德政治立场动向的“体温表”：
“同年12月，我在丛鹭丹办公室谈起对此案的看法。我大胆地提出怀疑作案的动机，认为它不像是反革命案件，因为警卫工作内部干部挑选严格，纪律森严，电话一律用保密机，首长不直呼姓名而用代号，专列调度也是十分严格保密的。从作案者如此了解朱德与刘澜涛之间的关系以及专列的出发和信件到达兰州的时间看，连中央警卫局一般成员也不可能了解这些警卫核心机密。会不会是一支体温表？丛听懂我的话，立刻沉着脸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在我这里说算了，千万别在外面乱说。’僵持几秒钟后他关上门，轻轻地对我说：‘我也有想法，回去什么也别提……’我点头说：‘我懂。’”④
“策反信”邮戳时间，正是朱德“遭受诽谤和攻击”之时
该案是否真是“一支体温表”，尚待更多材料之披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1966年8月1日-12日，刚刚召开了对“文革”进度影响深远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自8月7日会上印发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全会转入集中揭发和批判刘少奇。朱德与陈云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⑤“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等诽谤和攻击朱德。”⑥
12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林彪名列第二位，朱德降到第九位。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此后除林彪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名义从事政治活动。”⑦
“策反信”邮戳显示“8月8日”，正是朱德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中遭受“诽谤和攻击”之时。至于朱德接到“策反信”的具体时间，《年谱》虽未有记载，但当在8月14日-17日间——13日，朱德尚在京出席林彪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18日，已回京出席在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文革”百万群众大会。⑧
注释
①②③④杨宪澄：《策动朱德政变的匿名信案》，《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
⑤⑦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下）》（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p1955-1956。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P544-545。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匿名信策反朱德推翻毛泽东 谢富治亲定第一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