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饥荒中被饿死街头的中国农民。(网络图片)
对于四川大饥荒中死人的情况,杨尚昆追问廖伯康:“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饥饿的四川农村触目惊心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60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至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到1961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60亿斤,比1958年的420亿斤下降了38%,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下实行“一言堂”。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令人震惊!四川饿死了一千万人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收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廖伯康到了北京,原在重庆团市委工作的老同事、老朋友向洛新、陈家俊夫妇请他吃饭,曾德林、罗玉清夫妇作陪。向洛新时任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的群运部长,后任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副部长;曾德林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
饭桌上很丰富,引起廖伯康无限的感慨:“在重庆要想吃到这些东西,太难了。”
曾德林说:“四川怎么搞的,不断有人写信来说吃不饱,浮肿病多,要求我们寄粮票回去。”
廖伯康长叹了一口气说:“实际情况比你们知道的要严重得多。你们只知道城里的困难,干部家庭的困难,而真正困难的地方,饿死人的情况,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李井泉对中央封锁情况,许多问题中央都不知道。”……
后来,廖伯康在与杨尚昆的谈话中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350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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