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军同他们磋商了两三小时，认为全部迁出，自然不是仓卒可以完成，可以允许稍缓一二日。但是废帝溥仪，应该即日出宫，无论如何，不能延迟。在这相持之际，鹿钟麟故意做了一个引而不发的姿态，他突然传了一个命令说：“叫他们士兵弟兄们不要着急动手，事情还在商量。”给了这个面子，反而促成了溥仪城下之盟。至于皇室的优待费，改定了以后年支50万元。溥仪屈伏了，他没有“挥泪对宫娥”，并见了鹿钟麟。鹿钟麟问他：“您还是皇帝吗？”“我当然是国民一份子啊！”他很漂亮地答复。“那我们当然应该保护啊！”鹿的话也很得体。本文摘自《故宫尘梦录》，作者吴瀛，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溥仪出席东京审判
我那时33岁，正在盛年，按说在那一片政治乱象的非常年代，本应以一支秃笔，靠书画诗文，隐遁逃避，独善其身，终其一生。却反而在时局的制约之下，蒙当时执政的诸多大人物抬爱，欲以文吏治国，请我做了北洋政府内务部警政司的第三科科长（注：当时没有公安部），主管的是外事警察，以及地方治安，并且兼着许多公职。其时北京市政府还称市政公所，我也兼着坐办，相当秘书长。其中的主要责任，乃是对废帝溥仪与“清宫”事物的监管。
溥仪久居宫禁，颇不安分，与张勋、康有为等清室旧臣阴谋串联，常思复辟，造出很多事端，且将宫内宝物不断移出宫外。此些事情恰在我的管辖之内，由于事涉重大，我毕竟一介书生，哪里经过如此复杂的局面，倘若真出变故，非同小可，杀头之罪姑且不谈，国家颠覆，天下大乱，祸延百姓，腾笑世界，则谁来承担？
为此我多次向上呈文，提议按照清室退位时签署的优待条件让他迁移出清宫。但当时一班高位的主政者，都在清朝做过高官，受过圣上隆恩，还有“故主之思”，暗暗抵抗，不能这样做。
我生在清末，13岁考入浙江大学后因父曾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职，帮助策划“洋务运动”，我转学至武汉的“湖北方言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学的是英文专业，毕业时不过19岁而已。
我有一位昔日的湖北方言学堂英文系同窗，大我11岁的易寅村（培基），他以孙中山先生代表身份来京与苏联公使加拉罕谈判庚款分配，每次来都是住在我家。这次，他因为公务，又为避免耳目，他要我给他在我家近处找一个旅馆。我给他安置在我家胡同隔壁的一家公寓，地点是在南河沿，名叫大纯公寓，离我家不过百十步之遥。每天给他送饭菜，他无事则来我金钩胡同家里坐谈，常常谈到溥仪出宫的问题。那时，正是冯玉祥“叛变”了，班师回朝，驱逐了曹锟，黄郛组织了摄政内阁，易寅村出任了教育总长。
1924年11月5日下午，寅村匆匆地来到我家。他那时已经迁居到后门井儿胡同，不同以前的每天见面了。那日一来，就兴奋地告诉我说：“你平常谈的要请溥仪出宫，昨晚我们深夜开了一个会议决定实行了，组织了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推举了李石曾（煜瀛）做理事长，会内除少数专任的职员而外，聘请许多专家以及各机关有关系的人士做顾问，政府各机关规定每部派二人为助理员，内务部自然要派，你来吧！”
我听到这消息，当然非常高兴，也感觉很有兴趣。同时心里也暗思忖，倘若溥仪不思复辟，守纪守法，我也不去写那些呈文，建议轰他出宫，他仍可与英、日皇室一样赖在宫内多些时日。
“自然要参加的！”我说，“但是我不要由内务部派，还是由你们那里聘做顾问为是。”
他说：“为什么？”
“我知道部里的意思，难得与我一致！假使我代表着内务部，我要代表本部说话，这样我反尔不能说我的话了。还是请他们另派。”
“也好！”他说着就走了。
原来在前一天，1924年11月4日的下午直至深夜，国务院临时执政，实际上的代总理黄膺白（郛）召集了一个临时摄政会议决定了请溥仪出宫这个议案：命令警卫司令鹿瑞伯（钟麟）、警察总监张玉衡（璧）会同执行，以李石曾为国民代表组织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会同办理。（在这一月以内，我还没有立刻参加。）
在这个时候，驻在故宫同景山的守卫兵士，一共有1,200多人，隶属在京师卫戍司令部。
自民国元年（1912年）起，就在那里驻扎，可以见得袁世凯也怕溥仪万一逃亡，将要生出无穷的麻烦。但是久而久之，政府当局时时更换，这般士兵却还是袁政府北洋军阀统率时代遗留下来的，他们逐渐忘记了自己的任务，转与清室相亲了。
冯系的国民军总司令部为了要执行这样一个任务，反倒要防范这一支政府派遣军，怕他们帮助清室反动。于是总司令部以统一军权名义，在4日上午10点钟，先派员将那一部兵士缴械，调驻北苑改编。清室不知所以，当然着了慌，他们急急地写信给国民军询问，总司令鹿钟麟只得派员说明，完全为了维持治安，别无他意。
到了第二天5日上午9点，司令部又派出一部分军队到神武门一带，命令驻在神武门护城河营房的警察，将他们所有的军械子弹一律缴出，听候改编，或者给资遣散。那里的警察共为四队，每队120人，一共480人，到12点钟，安稳地都缴械点收了。……也就派员同所谓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朱益藩接洽，请那废帝溥仪即日迁出宫禁。一面要派员点验宫内公私物品。
绍英他们慌忙向溥仪传达，在他们还要说是“奏闻”。溥仪于是召集妃嫔，也算开了一个御前会议来讨论这事。
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官式地说：“按照民国元年优待条件，清室本应移居颐和园，只因民国政府不令迁出，延迟至今。清室对于迁居一节，本无所谓，不过时间迫促，实在来不及，宫内各物原属爱新觉罗氏私产，当然有自由处分管理之权，不能点收。”并由绍英等回答了国民军，并且请“约定日期，清室自迁，物件不予点交”。
国民军同他们磋商了两三小时，认为全部迁出，自然不是仓卒可以完成，可以允许稍缓一二日。但是废帝溥仪，应该即日出宫，无论如何，不能延迟。在这相持之际，鹿钟麟故意做了一个引而不发的姿态，他突然传了一个命令说：“叫他们士兵弟兄们不要着急动手，事情还在商量。”给了这个面子，反而促成了溥仪城下之盟。至于皇室的优待费，改定了以后年支50万元。
溥仪屈伏了，他没有“挥泪对宫娥”，并见了鹿钟麟。
鹿钟麟问他：“您还是皇帝吗？”
“我当然是国民一份子啊！”他很漂亮地答复。
“那我们当然应该保护啊！”鹿的话也很得体。
于是急急地传知所谓“大内”各宫太监宫女各人，收拾细软物件，准备出宫，并且发出了“内帑”，每太监一名发银10元，宫女8元。宫内计有太监470多名，宫女100多人，宫内乱糟糟了，绍英又传令各守宫太监照旧负责执行他原来的职务。宫内还挂了一面“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日牌示”急急摘去。继续着再开第二次“御前会议”，讨论移居何处。决定了德胜桥醇王府。
醇王本是溥仪生身之父，当初做摄政王的，当时派了内务府总管赶去布置。溥仪以及各贵妃一行，在下午4时10分永别了他们占据260年中国的宫廷，乘坐了他们第一次受用的汽车，到了醇王府，那里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滋味，不必细说。各太监宫女，除了少数仍居原处暂行服务，亲近的十数名随从到了醇府之外，其余一律如鸟出笼，恢复了他们的自由。还有清室附属的司法处等机关，同时自动解散。
汽车是民国国民军司令部预备的，一共是五辆，鹿钟麟司令第一辆为前导，溥仪带着他的随从坐第二辆，溥仪夫人同她的亲属坐第三辆，张璧第四辆，绍英等坐最后一辆，也称得浩浩荡荡一行人，直奔什刹海醇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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