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典是个十足的“汉奸”，但他替日军物色妓女的同时，还想办法提供食物给难民，他甚至为了弄到物资，敢跟日本人说：“如果你反对我，最好是此时此刻在这儿就把我毙了！”从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提出值得我们省思的问题：让难民有饭吃是抗日行为、还是协助占领者建立控制呢？招募妓女是汉奸行为、还是让日军可以不必用暴力去发泄性欲而保护大多数女性的作法呢？
淞沪抗战期间，第5军开赴前线支援19路军
当外敌入侵，烽烟四起，战火燎原。无辜生灵，危在旦夕，无一能幸免于暴力威胁。你若是地方上的头脸人物，或是有志做出一番事业，或有心服务乡里，值此危难，选择挑起领导的责任。武装抵抗，只闻其声，游击队伏于乡间，且与盗匪强梁无异。日寇的文职人员出现在你家门前，请你提供合作。那么，你会怎么办？
以上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出自卜正民（TimothyBrook）《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特务与地方菁英》中文版封底。
抵抗日本侵略，是华人世界对于这场战争的主流历史叙事，国民党与共产党甚至为了“是谁领导抗战”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而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汉奸”成为与日军合作者最沉重的罪名。
然而留在日军占领区，难道就错了吗？
随着日本侵略战事扩大，许多中国官员、商人、知识份子、甚至于平民，陆续迁往租界或内陆，可是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迁走的人们，究竟如何面对日军占领后的宣抚，他们的行动，只能以“抵抗”或“合作”──这样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来解释吗？
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而本书的好看之处，在于作者撇开华人世界常见的民族主义与道德判断，引领读者回到抗战初期的大时代，透过长江三角洲五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分别为嘉定、镇江、南京、上海与崇明），呈现日军占领区复杂的历史面貌。
根据作者的研究，日军占领长江三角洲后，有某种扶植亲日地方政府的“公式”：第一步是由愿意出面的地方人士组成“治安维持会”，恢复基本秩序，并建立日军与当地的沟通管道；第二步是经由招募、挑选与淘汰合作者的程序，升级成立“自治委员会”；一旦达到区域稳定的状态，第三步就准备以常态的行政机关，也就是“县政府”来取代（页60-69）。
在这个扶植地方政府的过程中，于日军与本地居民之间，有个我们过去经常忽略的幕后黑手——宣抚人员。
就先来谈谈宣抚人员的角色吧！
首先，日本在派遣在中国的军队里设置“特务部”，专门从事一些非作战活动。有意思的是，“特务部”这个名称看似恶名昭彰，然而依据作者的说法，上海特务部在日军内部其实是温和派，后来化身“兴亚院”，其中好几位成员被指控对中国太过软弱，而被调查或逮捕（页48-49）。
但是，“特务部”毕竟是军职身份，不适合直接在占领区从事行政机关与当地社会的重建工作，因此华中方面军委托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派遣职员担任宣抚人员。他们是文职身份，不穿军服，只着白衬衫，在前胸口袋绣了代表宣抚工作的“宣”字，让中国人感觉他们与日军保持距离的印象（页48）。
透过作者爬梳史料，我们发现这些在长江三角洲的宣抚人员，面对在占领区推展工作的各种困难，感到相当苦恼，甚至无法即时掌握当地情势。
例如在崇明附近的太仓县，宣抚人员某次接获发生骚乱的讯息，于是协同士兵包围及搜索一个靠近县界的村子，不过在工作日志坦承“很难分辨良民与歹徒”，由于无法抓到“盗匪”，于是当天借宿在本地人家中。夜里，听到“武装盗匪”与“地方民兵”的交火声大作，然而天一亮，“盗匪”随即散去。
往后两个月，这个地区持续受到攻击与抢劫之苦。宣抚人员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调查，才了解这是因为过去几十年间，一些大陆省分的难民为了逃避饥荒来到此地，造成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械斗。换言之，这些武装冲突并非针对日军的抵抗行动，总算让宣抚人员松了一口气（页267-268）。
另外，日军占领区还出现一种荒谬现象：一个县可能出现最多三个有组织却互不隶属的行政机关，包括县城内的亲日政府县长，山区里的国民政府县长与共产党干部（285-286），而且这还不包括其他地方武装团体或盗匪。
因此，占领区是不稳定的地方政治结构，宣抚人员虽然有日军作为后盾，面对占领区的抵抗行为，可动用强大武力加以镇压与摧毁，但其社会控制能力依然有限。
随着在长江三角洲各地，陆续实行扶植亲日地方政府的“公式”后，新的问题出现了！
日军在上海扶植苏锡文领导的所谓“大道政府”，名义上成为整个区域的上位政府，将统合各地自行成立的治安维持会与自治委员会，然而上海是工商发达、有众多油水可捞的大城市，各地方组织可不会乖乖就范。
作者说，大道政府在税收方面最强悍的对手，是南市自治委员会。因为南市是上海华界的核心，也是日军占领区最有经济活力的地方。
南市自治委员会强硬抗拒大道政府的施压，于是大道政府派出警察，监视南市自治委员会的活动，发现这个组织做了不少促进南市经济复苏的事情，并控制当地的粮食贩售与市场课税，双方都想争夺这些令人眼红的收入。然而，大道政府无法废除这个地方组织，换上自己人，作者猜想，南市自治委员会背后有宣抚人员的支持（页227-229）。
作者在本书以五个不同的个案研究告诉我们，扶植亲日地方政府的过程中产生的互动关系，不只有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合作”（collaboration），还有基于不同动机互相配合的“共谋”（complicity），以及各股势力之间的“竞争”（rivalry）等复杂的历史面貌，而上文谈到的上海，正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综观全书，让读者印象最深的“合作者”，恐怕是南京的王承典。他原本是二手货拍卖商，没有管理城市事务的经验，也称不上第一流的人才，却因为他擅长跟三教九流打交道的高明手腕（页174-176），让这个比泥鳅还圆滑的地方人物，从日军扶植南京自治会的过程中崛起，把握了这个“发财致富的大好机会”（页193）。
透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很容易认为王承典是个十足的“汉奸”，但他替日军物色妓女的同时，还想办法提供食物给难民，他甚至为了弄到物资，敢跟日本人说：“如果你反对我，最好是此时此刻在这儿就把我毙了！”（页184）
作者从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提出值得我们省思的问题（页300）：
让难民有饭吃是抗日行为、还是协助占领者建立控制呢？招募妓女是汉奸行为、还是让日军可以不必用暴力去发泄性欲而保护大多数女性的作法呢？
如果王承典个人动机不是要协助或阻碍日军，而是要在这些突如其来的机会中致富，会让我们改变对他的评价吗？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日占区求生之道：抗战通敌者实为曲线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