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与“四人帮”既无历史渊源、言行又格格不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成为“四人帮”的同党被“揪”出来的消息！丁盛在1974年之前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多年，这一消息在广州军区机关引起很大震动。2008年，文革期间曾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的迟泽厚撰文《一腔悲愤谁诉：记丁盛同志晚年》为丁盛鸣冤。迟泽厚披露，1990年，丁盛曾找老上级聂荣臻元帅求助，没想到中央军委两位领导人（某副主席和秘书长）根本没把聂荣臻的批示当一回事，其中一人还口出不逊，说是“多管闲事”！
聂荣臻晚年
1989年冬，丁盛来广东，先到深圳他女儿克西家住了一段时间，过年后应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杨梅生的遗孀刘坚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之邀，又到广州住了一段时间。
1990年2月27日，在李维英处，丁盛夫妇、李维英夫妇、丁盛的老秘书陈宏康和我，一起研究了丁盛的申诉问题。大家得出一个共识：解不解决问题在你，但不可中断、放弃申诉，即使申诉无用，“立此存照”也好。随后，由我执笔写了一份《我的申诉》，针对《免予起诉决定书》所列罪状，逐条进行了辩驳。
这年5月，丁盛夫妇去了北京。丁盛先是找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后又找中纪委、军委总政治部。几个部门似乎都有权力、有责任管，又都有理由不管，跑了几个月，没有一点结果。最后他不得不去找他的老上级、十大元帅中唯一在世的聂荣臻元帅。这年聂荣臻已是91岁的老人。聂荣臻元帅办公室负责人周均伦很同情丁盛的遭遇，亲到丁的住处看望，建议丁盛给这位老帅写个报告。随后，周均伦拿着丁盛的报告向聂荣臻汇报了丁盛的问题。聂荣臻对丁盛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和解放后的工作成绩都给予很高评价，但对丁盛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情况，则因他在1967年后被打成“二月逆流分子”基本没有工作而知之甚少。他采取了客观、负责的态度，交代周均伦以他的名义把丁盛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的一位副主席和军委秘书长，请他们认真受理丁盛的申诉，弄清情况，按照党的政策作出适当处理。丁盛得到消息，不胜欢喜，但他苦苦等了一个多月，却再无下文。以后他了解到，军委这两位领导人根本没把聂荣臻的批示当一回事，其中一位还口出不逊，说是“多管闲事”！倘若聂荣臻当时还在台上，事情肯定不会是这样了。
这件事让丁盛受到很大刺激。元帅批了都不管用，在北京住下去已经毫无意义，而且北京的天气也冷起来了。他应在天津的一些老部下的邀请，又到天津住了几天，到民权门和金汤桥一带默默凭吊了当年攻打天津时牺牲的烈士，便又两手空空，悄然返回深圳的女儿家。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聂荣臻1990年遭军委领导人斥多管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