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捕四个月后，一封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亲书的揭发信出现在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小平案头。被揭发的是早在1935年就在上海加入中共并投身中央特科，长期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四川等地从事特殊任务的胡春浦。
胡春浦早期留影
揭发信摆在邓小平案头
1955年8月，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捕四个月后，一封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亲书的揭发信出现在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小平案头。
来信开门见山。
邓小平同志：
胡春浦四川人。现可能在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任办公厅主任。
此人有覆查问题。我来前据四川原地下党员贾唯英同志说他曾三次被捕，两次是关在中美合作所。一次叛徒蒲发富(党川康特委负责人)亦关在中美合作所，且同他在一起，亦认识他。但胡出狱后说蒲未供出他的问题，这是很大疑问。
他在1949年前曾在成都做情报工作，党内并无发展党员权利。但在1949年前曾与若干人同组四川省委，据说他曾去香港潘汉年连系并取得潘汉年批准的。我们到成都后否定了他们这批人所组织的“省委”，但对这批人均安排了工作，以后这批人中一些负责的，均通过各种关系分散出到各地工作。胡亦调到北京。现在看这批人中不少有问题，留下在成都的也暴露不少是有问题的。
关于胡及“四川省委”若干情况，我回川后另详报。致革命礼!
李井泉
八月二日
胡春浦，四川渠县人，1913出生，早年到上海求学，于1935年在上海加入中共并投身中央特科。长期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四川等地从事特殊任务。中共组织安排他进入刘湘川军系统从事情报、军运及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随22集团军开赴湖北第二战区，任战区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中校参谋，参与建立抗日根据地。回川后，他的直接领导是周恩来、董必武，从事上层统战、情报工作，开办企业、结交袍哥、发展统战关系，为中共提供经费。
胡春浦曾三次被捕，但由于他开办了大有公司等商号，一直过着富裕的生活，与上层社会关系密切，保他的人很多，所以共产党员身份一直未暴露。经多方营救脱险于刑场或囹圄。1949年被营救出渣滓洞后，领导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策动川西反水投共，避免成都毁于国共内战炮火。
一生中三次被国民政府抓捕，又三次被自己人审查，隐蔽战线的工作的艰难和痛苦可见一斑。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中国外交形势大变。中日关系随之急剧升温，“日本通”廖承志重获起用，开始在报端不时露面。浦公囹圄中见此消息，领悟到这个转机必须把握。于是趁坤璧探望之便，把一封亲书致周公的信放在换回来的鞋子里带出，转寄老二小伟，让他去趟北京，到北新桥王大人胡同面交廖公，请转总理办公室。
1972年11月，专案组向宁夏自治区革委会正式提出报告，被审查5年的胡春浦，终于恢复党籍。
胡春蒲被捕入中美合作所那段历史，可参看《在历史的棋局中》，下面的这段节选，即为胡春蒲与李井泉的揭发有关的内容。
“小民革案”
因此案牵连被捕的，除浦公外，还有李荫枫、葛雅波夫妇、萧钟鼎、李子白、田一平、何雪松六人。胡、田在成都被捕，其余在重庆。胡、田、何、萧四人是共产党员，但公开身份都是“小民革”成员，故该案简称“小民革案”，案由则是“组织地下武装”。
此案成为国民政府取缔民盟的理由之一，因为“小民革”很多成员同时又是民盟盟员。蒋介石把“小民革”当成内部反对派处理的，和对共产党是两回事。王昆仑1945年在国民党“六大”上公开骂蒋，蒋气急败坏，一叠连声要把王“拉出去枪毙”，结果并没怎么样。
不妨引用一篇徐远举在1972年亲笔手书材料，看看是如何讲述浦公案情的：去成都逮捕胡春浦，由我偕同特务漆玉麟乘民航飞机去的。下了飞机，去成都警察局找刘崇朴，请予以协助。在成都“志潜医院”会见了刘崇朴。我问刘匪是否认识胡春浦，刘说他认识，“此人在成都活动。军统特务熊倬云同胡要好，叫熊倬云带同你去，就可以捕到。”
当晚七时许，我去找熊倬云，叫他和我一道去逮捕胡春浦。熊匪感到有些碍难，说“胡春浦系我的好朋友。不便出面去抓他。愿将他的地址开出，叫范伯琚带你去，可以抓到。”当晚我住在范伯琚家中，叫范匪派所属警察对胡春浦在华西後坝的住宅进行警戒。第二天拂晓，我偕同范伯琚、漆玉麟率同“南门警察分局”的警察，去胡春浦的住宅将胡逮捕。
执行逮捕时，胡妻刘宗华在场。搜查了胡的住宅，只查出了李荫枫与胡来往的几封信，没有查出其他的事证。当时见到胡春浦生活阔绰，住的是大洋房，属于四川的一般官僚、政客、资本家的类型。
胡逮捕後，关在成都“警察局”。在警察局没有进行讯问。以他的公开身份是一个资本家，他的逮捕仅凭李荫枫一点口供，这个案子又涉及四川地方势力，诚恐问不出什么东西，暴露出去了对我不利。只关了几天，就连同田一平一同乘飞机解至重庆，关押在“白公馆看守所”。
胡春浦案的处理过程和他在狱中情况：对于李荫枫，胡春浦被捕後，当时的看法想法：李荫枫系国民党的一个“政客”，在四川活动多年，以其历史和在四川地方势力的人际关系与其口供相符的。但他搞武装活动，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怀疑与中共有联系。
胡春浦的历史未搞清楚，存有怀疑。但见他在成都开有“公司”，又与军统特务有往还，住的是大洋房，把他看成张志和之流的民主党派人物。胡春浦关押在“白公馆”，我於一个晚上带同“二处”课员周顺思去讯问过一次，主要问他与李荫枫的关系，和进行军事活动的情况。胡之态度傲慢，不承认同李荫枫有什么政治活动，只说他与李荫枫有些私人纠葛，李荫枫故意陷害他的。我见他态度不好，非常生气，骂了他几句，打了两耳光就走了，没有讯问下去。
对付军统审讯，浦公已然成竹在胸，但还须拿捏分寸。面对从李荫枫处搜出来的“军事计划”、各县负责人名单(其中有陈龙济等李荫枫不知道党员身份的人)以及大有字号五千万的付款凭单等“真凭实据”，认啥不认啥，他已然想明白：先把“军事计划”全部承担下来，终止特务继续追索;再将自己说成“唯利是图”的资本家。
他承认：
一、他是小民革的人，军事计划是他和李荫枫搞的，目的是向总部骗活动经费。因为他经营的群生公司、大有字号蚀了本，李荫枫说总部有很多美金，可以想办法搞。他想一般的理由搞不到多少，只有说搞武装才能骗大钱，就编造了军事计划。
二、各县负责人名单，有的是各县的哥老头子，有的只听说过名字，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是李硬栽的，为的是虚张声势，证明用了大笔经费。
三、大有字号的垫款凭据是假的，为的是证明已经用了五千万，即使总部不同意搞武装，借的钱总要还，逼总部拿钱。
总而言之，一切都是假的，除了骗钱还是骗钱。
他还理直气壮，要求和李荫枫公堂对质。而李荫枫的供词自逞英雄，称自己是“为革命不是为骗钱”，徐远举担心对质会串供，就搞了场“隔窗审案”：审问李荫枫，让浦公在窗外聆听。审讯问答是这样的：
问：胡春浦是不是共产党?
答：不是，他是黄季陆的秘书。
问：小民革与黄季陆有无关系?
答：没有。
问：小民革与李济琛有无关系?
答：没有。
问：胡春浦说你们是骗钱的，是不是?
答：笑话，我是革命的，怎么说是骗钱的?
问：胡春浦说他不是搞革命的，你们为什么要他参加小民革?
答：我革命，他出钱……
审讯结束押走李荫枫，再让浦公进来。徐远举问：“听到没有?李荫枫说他是革命不是骗钱。”浦公又笑又气，说：“他就是为钱，他借了群生公司和大有字号很多钱还不起，没办法了才搞军事计划骗钱，我那里有账可查。”其实心中窃喜：大有字号账面不时显示的拮据和烂帐，恰恰证实着他有“骗钱”的迫切动机。
白公馆“特殊犯人”
徐远举始终没有让他们对质，也没有再继续审讯。事实上，此案涉及国民党各派势力的斗争。此时不仅小民革有搞武装的动作，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也公开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提出“联合国民党内部可以联合的力量，组织团体，展开反蒋斗争”，并在广东搞武装。因为主要面对的是共产党强大军事压力，而李济深能调动的军力其实有限，蒋介石并没有对他们下手。
对徐远举来说，不管浦公的话是真是假，他是黄季陆的人不假，而黄季陆又跟李济深关系甚深。所以审问浦公和李荫枫时，一再追问黄季陆、李济深与小民革的关系，正是他想了解二者之间是否共谋。蒋介石没有表态，徐自然也不必急趟这深水。从小处来说，说情者对他的压力很大，如向传义是他很敬重的前辈，熊倬云又与他交往甚深。徐远举也讲情义，这些人都出面力保，他也确实搁不下面子。他的选择是冷处理：既不再审，也不放人。
据说黄季陆过问此案，被徐顶了回去。一说黄怕徐驳自己面子，这次没有出马。当时他已从省党部主任委员一职卸任，仍为四川大学校长。案子就这样拖着，拖着……浦公属于“政治犯”，犯的是国民党体制内的“小民革案”。刚进白公馆，随同徐远举在成都抓捕他的特务就宣称这是位“资本家”。他倒也自嘲为“公子哥儿，纨绔子弟”，摆足架子，拿够排场，施展人格魅力和公关手段，成为看守所里的“特殊犯人”。
入狱之初他身负镣铐，吃饭颇不方便，同室一个犯贪污罪的“同志”(对保密局内部违纪人员的称呼)赶紧过来“团起”(川话“巴结”)，顿顿帮他打饭洗碗。不久送信的人也物色到了，熊倬云托二处特务漆玉麟、雷天元转送钱物。当时狱中流行一句顺口溜，道是：
吃的三多饭(砂、稗子、老鼠屎多)，
睡的一脚半(牢房太拥挤，睡觉不能翻身)，
住的笼笼屋(狱室狭小)，
穿的叉叉服(衣服背后带有墨画的叉子)。
白公馆的规矩，犯人都得穿背上有标记的旧棉军服。浦公入狱时穿着件中式长皮袍，未换囚服。一些“同志”以他为借口，也跟着不穿。绰号“机关枪”的管理组长李某就在集合犯人训话时宣布：“不管什么人，进来都要穿所方发的衣服，这是上峰的规定，不穿不行。胡先生不同，他是资本家。”于是他成为唯一穿长皮袍的犯人，有时还可以到管理组的小灶吃饭——当然并不免费，菜钱都由浦公出。
他为改善生存状况的最大心思，还是在政治犯身上。只要行动宽松一点，他就明里暗里交往，双方心有灵犀，往往一点就通，很快建立了信任和情义。如许晓轩(小说《红岩》中许云峰原型之一)、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东北军副司令员黄显声将军等。刚入狱时，吃了监狱里的冷饭冷菜，浦公胃病又发作了，痛得吃不下饭。监狱里一位姓王的女犯带有小孩，特许自己煮食。见他吃不下，女牢房的葛雅波和宋绮云的太太就借火给他煮挂面。浦公则利用“资本家”排场，时常出钱给八人一桌的囚饭添一大碗回锅肉“打牙祭”。虽然他是为政治犯改善生活，“同志”也跟着沾光，结果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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