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由胡耀邦组织编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光明日报》先后发表，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由此，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全面铺开。思想解放带来了启蒙的热潮，也意味着思想和出版市场的解冻，许多书籍的命运，也与胡耀邦联系在了一起，由他解禁或支持出版过的那些书，成为整个一代人的启蒙起点、精神粮食，这些思想启蒙著作的出版加速了中国社会科学与世界的接轨，西方近现代的学术思想的概念、命题、理念、理论滋润了当时中国思想界贫瘠的土壤，泽被后世。
1989年3月24日，胡耀邦在家中
1981年下半年的一天，吉林大学历史系大四学生雷颐和平常一样，去长春的新华书店闲逛。
在“内部发行”图书区，他发现了一套新的丛书，名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这个区域的书名义上是内部发行，但管得不严，他常进去看，购买时也不需要证件。
这套丛书统一为黄色封皮，书名相当前卫，而且很不寻常的是，丛书有多个出版单位，如人民出版社和一些地方上的出版社。
这个意外发现让雷颐如获至宝。他不断在图书馆和书店间搜罗这套丛书，还推荐给了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
30多年后，早已是知名历史学者、在中国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的他，对其中印象深刻的书，依然能脱口而出。他一边在电话里跟《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交谈，一边轻易地从书架上找到了保留至今的几本书，包括《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布哈林思想研究译文集》和《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
“这套书对我影响很大。80年代，我们都意识到中国的体制存在问题，力图对它进行解析。而这套书，就是用欧洲的理论来剖析社会主义。那时我们的知识结构里都只有马克思主义，从没接触过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这套书对我们那代人有启蒙作用。”
但雷颐至今不知道，当年是谁策划了这套书、怎样选题的，甚至不知道，全套书到底有多少种。就像丛书的横空出世一样，两年多后，它又无声无息地突然消失了。
胡耀邦批示
文革结束后，逐渐恢复正常工作的人民出版社不断收到学者和读者的来信，希望参照过去的“灰皮书”，继续翻译出版国外的学术著作。
1960年代，为配合中苏论战以及“反修防修”任务，人民出版社曾与中共中央编译局合作，出版过一批“反面教材”，翻译出版了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言论集。这批书被称为“灰皮书”，控制印数、内部发行。
令组织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些供批判用的书，却无意中为当时的人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成为一代人的精神食粮，尤其受学者们的欢迎。
进入80年代，出一套类似的灰皮书的建议，提上了人民出版社的议事日程。大家认为，当时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的学者很少，外文书更难以找到，如果能挑选一批有价值的书翻译成中文，需求无疑很大。有学者还建议，出版不仅限于“反面教材”，也应包括国际政治学术界的前沿著作。
1980年4月，由时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曾彦修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和中央编译局局长王惠德等一致赞同，在国家出版局召开了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会上正式确定，翻译出版一套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由国家出版局统一领导，人民出版社牵头，中央编译局、中国社科院所属的马列所、情报所和苏东所、中联部七局、外交部苏欧司、北京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参加。
来自这几家单位的十几位精通外文、有政治学术造诣的学者组成了“选目规划小组”，着手拟定书目。小组成员跑遍了北京图书馆和各高校、研究院所的图书馆，找出了近400本政治学术外文原版书，每人分配了几十本进行通读。
最后，从中挑选出了100本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欧洲共产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和回忆录等。小组成员为每本书都撰写了内容简介，形成了《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书目〈一百题〉》的方案，由具体承办此事的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打印成册。
7月18日，方案以人民出版社的名义，上报中宣部和国家出版局审阅，同时各寄了一份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分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胡乔木。
没想到，三天后，该社就收到了胡耀邦的批示。当时主管此事的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惠卿，至今保存着这个批示的复印件。
胡耀邦显然看得很仔细，在书目和简介上划了很多红线，在页眉处写下了很长的批示，并延伸到了两侧的空白处。他写道：
我赞成翻译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当代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知识贫乏得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一类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择。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指定一二十位有水平的行家再精选一下。胡耀邦，7.21。
在报告的最后，胡耀邦写了一个“退”字，意即退给“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执行。而胡乔木则没有做任何答复。
26家出版社共同参与
1981年1月，为落实胡耀邦的批示，经中宣部批准，在陈翰伯的主持下，在京西宾馆召开了由选目小组的全体成员和全国几十家出版社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曾彦修、于光远和王惠德都在会上讲了话。
会上，这套丛书正式定名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并确定，分两类发行，一类为公开发行，另一类为内部发行，并明确了发行对象和范围：不发县级书店，只发到地市一级。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书目进行了进一步的精简，删去5种，剩下95种。但在会上，好几家出版社的负责人都提出，胡耀邦所说的“再精选一下”，是针对人民出版社一家而言的，如果全国出版社都参与进来，95种书太少了。他们表示，尽管出版这些书印数少，经济上会有亏损，但自己所在的出版社很愿意参与这项工作。
最后确定，由26家出版社共同承担出版任务。在北京的，除人民出版社，还有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和新华出版社；地方的，则有上海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等。
根据大家的意见，选目小组又补充挑选了72种，加上原定的95种，一共167种，分配给26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分到的最多，约20多种。
翻译工作由各出版社自己组织中央编译局、社科院的专家或大学教师完成。“翻译质量参差不齐，但总体来说，都还可以。”张惠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过去出版灰皮书时，人民出版社必须以副牌三联书店的名义才能出版，编译人员也不能署名。而出版这套译著时，已可以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编译人员也可以署名了。
至1983年，选目中的书已经出版了64种，统一采用黄色封面，故有“新黄皮书”之称（老“黄皮书”指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封面上均印有“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作为丛书的标志。
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这样一段总说明：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的一种。
丛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张惠卿听说，时任国务院负责人在会见一位欧洲国家领导人时，曾出示了其中一本（由该国理论家撰写），对方很是高兴。
这64种书中，影响较大的有：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所著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出版）、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不破哲三所著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曾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的沙夫所著的《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意大利总统的纳波利塔诺所著的《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出版），等等。
其中，麦德维杰夫因为写作《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于1969年被苏共开除了党籍，直到1989年才恢复党籍。
他在前言中写道：“应该记住，斯大林个人迷信不仅意味着政治暗杀和无休止的谄媚奉承。被斯大林迷信掩饰的长期的恐怖行为严重影响了我党的整个思想生活、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苏联人民的心理、伦理、国家和党的领导方法、工农联盟及千百万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
在谈到斯大林主义时，他说：“斯大林主义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是假共产主义和假社会主义。”
时任社科院苏东所副所长的赵洵和学者林英在“译者的话”中介绍，该书是“苏联国内外研究斯大林问题较全面的书”，同时强调，由于该书主要针对个人迷信现象，因而所涉及的基本上是“阴暗现象”。
雷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读到这本书，他颇受冲击。受“斯大林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的启发，他写了一篇论文，受到了老师的大力赞扬。
销毁搭车译作
1982年年中，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
因为这套丛书的销量不错，一些地方上的出版社意识到外国政治学术图书很有市场，因此在选目之外，又私下找了一些外文书，搭车出版。
张惠卿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这些书故意夸大或者歪曲事实，专门丑化共产主义、丑化共产党。以揭露内幕为名，写了所谓的领导人的个人隐私和政治斗争的秘密。上头没有人把关，就这样出版了。这些书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不良影响，最后连胡耀邦都知道了这个事情。”
1982年4月，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这一现象。8月20日，中宣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进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出版工作的通知》。通知重申，这项工作仍然是出版界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但译书必须严格选定。
会后，计划外译著都被收回销毁。
但丛书的进度没有受到风波的影响。至1984年初，已出版了100种，还有二三十种正在翻译和排印中。
受清污运动波及
时进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波及了这套丛书。
2月，胡乔木对人民出版社提出了严厉批评。他称，出版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对青年有害，“我们是做宣传工作的，扩散这些东西，这不能不说是精神污染。”他还说：“出版社应当为党所领导的理论界服务。但是理论界脱离了党，我们就不能为他们服务。”他还对人民出版社下了一个论断：“人民出版社随便出书，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出版社。”
张惠卿还听说，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乔木举着这套丛书中的《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说：“你们看看，居然出这种书！”
被他举例的这本书，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属于“内部发行”。这本书讲述了200余名苏联人的命运，从著名的苏共领导人，到国务活动家、外交官、军队干部、契卡工作人员和工业界领导人。
美国作者鲍里斯·列维茨基在前言中说：“（这些材料）表明，一个专制制度可以怎样地摧毁人的社会生存的最根本的准则……仅在1936年至1939年，就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多万人，曾被逮捕，而在这些人当中，只有5万人获得释放。本书读者将会有理由发问：那些千千万万不是党员、但也在黑夜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苏联公民，其遭遇又如何呢？”
张惠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的内容全部来源于苏联公开出版物，只有标题比较刺激。
胡乔木的批评在人民出版社和出版界传开后，众人皆惊。“这些书是经过认真选择并得到有关领导部门认可的，怎么能说是随便出书、自由扩散、毒害青年呢？出版这类国外的思想资料，主要是提供给学术理论界参考研究之用，是出版社为我国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所做的一件必要的和有益的工作，怎么能说是散布精神污染、搞自由化呢？”张惠卿至今无法释怀。
3月6日，胡乔木在国家出版局局长许力以的陪同下，在中宣部的一个会议室里，召见了这套书的倡议者、半年前卸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之职的曾彦修，以及时任人民出版社顾问的陈茂仪和接任总编辑的张惠卿。
93岁的曾彦修回忆了这次召见。“讲了将近三个小时，从下午两点半左右讲到天都黑了。”
许力以替他们解释，说整个计划胡耀邦是知道的。胡乔木说：“耀邦对这些事情不大熟悉。”
胡乔木还提到了丛书中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这本书为“第四国际”（为流亡海外的前苏联领袖托洛茨基创建）领导人、比利时人曼德尔所著。他问：“你们明知道他是托派，为什么还要出他的书？”
曾彦修等人对整套书的策划和出书过程做了详细说明。胡乔木听完后，最终说：“此事就不追究个人的责任了，但出版外国政治学术著作，是根本违反人民出版社的宗旨的。”
这次谈话之后，曾彦修写了一份申诉书，共几万字，对胡乔木所谈的问题逐一辩驳。他没和任何人商量，也没给任何人看过，在人民出版社油印出来，呈交了中纪委。在信中，他写道：“我绝不能够接受人民出版社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出版社，我诚恳地希望乔木同志正式收回这些很不妥当的批评，并再一次诚恳地希望他对人民出版社正式道歉。”
曾彦修后来听说，胡乔木曾有意到他家里来看他，被劝阻了；给他写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最终也没到他手上。
草草收尾
1984年3月31日，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呈送了《关于近几年来全国翻译出版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报告把现代外国学术著作和政治著作分成了两类。
第一类，有参考或研究价值，无反动内容，上报选题计划、经审批并报文化部核准后，可组织翻译出版，视情况分别进行公开发行和内部发行。
第二类，“确属反共反华的著作，纯属造谣攻击而毫无参考价值的”，一律不要翻译出版；个别确有参考借鉴作用的可出版。这类著作，只能由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和新华出版社五家出版，且需报中宣部核准。内部发行，严格控制印数。其中最严格的那类，则要点对点“直接发到有关同志手里”。
报告还要求，出版社必须撰写具有评论性质的前言。“其实就跟以前出版灰皮书一样，前言是批判性质的。但现在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不分青红皂白就写这种前言是会被人笑话的，谁愿意署名？”张惠卿说。
11月，报告由中央书记处下发执行。
报告下达后，选目小组解散，各出版社正在翻译和排印的书稿也统统撤下。“没有人愿意做了，就算是被批准的那五家也不愿意做了。原本我们都觉得我们在做的是一件好事，上头这样一说，变成了吃力不讨好，谁愿意再做？更何况还承担政治风险。”张惠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至此，这套“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的出版工作，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胡耀邦为解放思想解禁了哪些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