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捕“四人帮”的筹划，在毛泽东病重后便已经开始。据聂荣臻元帅和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的回忆，都提到他们此时便向中共中央副主席中仅剩下的老帅叶剑英提出此事。聂荣臻还提到，此时在总参主持工作的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联络作用。
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叶剑英、汪东兴（副驾驶座位）等人陪同下最后一次检阅红卫兵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202号楼内去世。他生前安排的接班人，是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元帅、副总理这一级的老干部，当时只剩下叶剑英、李先念二人还算在位(实际上也已“靠边站”)。
同年2月2日中共中央通过毛泽东批准下发文件还宣布，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
这时的“四人帮”已经夺取了相当一部分权力，特别是掌握了宣传和文化领域的控制权，而且江青还想觊觎党中央主席这一最高权力地位。经过叶剑英等老一代革命家的运筹，在当时接任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主持下，一举抓捕了“四人帮”。后来中共中央对叶剑英的评价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党、国家和军队化险为夷”。
华国锋对于粉碎“四人帮”也建有重大功绩，这一点在他辞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后，党中央所通过的决议仍给予充分肯定。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直接指挥了抓捕任务，在这一点上也做出了贡献。当然，毛泽东生前一再痛斥“四人帮”，对此还是留下了有益的影响。另外，出于共产党人最基本的良知，中南海内担负保卫工作的人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对江青一贯的胡作非为也早都积愤在胸，忍无可忍。何况，当时“四人帮”要夺取最高权力，也直接威胁到华国锋、汪东兴和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平时骄狂不可一世且不知收敛的江青一伙，正如毛泽东此前评价的那样“积怨甚多”，此刻真是到了孤家寡人、千夫所指的地步。
粉碎“四人帮”的筹划，在毛泽东病重后便已经开始。据聂荣臻元帅和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的回忆，都提到他们此时便向中共中央副主席中仅剩下的老帅叶剑英提出此事。聂荣臻还提到，此时在总参主持工作的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联络作用。萧劲光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此事说：
为此，我曾两次找到叶剑英。第一次是在得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以后，我预料江青、张春桥一伙在毛主席身后会有动作，他们会借毛主席的名义干不可告人的篡权勾当。我到叶剑英处，与他深谈过这件事。叶剑英比我更知底细，他肯定了我的判断。我说，得想个办法把这些家伙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后让他们掌了权，党和国家就糟糕了。叶剑英深深地点了点头，他也正在考虑着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我还向叶剑英建议说，下命令调集军队，采取分割围歼的办法，把江青、张春桥等抓起来。叶剑英沉思良久，摆了摆手说，主席病重，现在还不是时机。
十月六日上午，我又一次驱车来到叶剑英家里，诉说了自己看了近两天来报纸上宣传的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文章后夜不能寐的心情，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盘托出。我说，事不宜迟，如果再不动手，江青、张春桥等人就要动手。如果国家最高领导权落到他们手里，就要走大弯路了。叶剑英告诉我说，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他当即拿起电话要通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说萧劲光对解决江青、张春桥他们的问题有一些很重要的看法，请你抽时间当面与他谈一谈。估计华国锋当时正忙得脱不开身，叶剑英让我在他处等一等。十几分钟后，叶剑英再次给华国锋打电话，华国锋还是没有时间。临近中午，叶剑英留我吃饭，我没吃，就告辞了。
当时的叶剑英，的确是军队的希望所寄。这一年2月间毛泽东在病重中批发的中央文件通知：“在叶剑英生病期间”不让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由两年前从沈阳军区调来的陈锡联主持。由于当时毛泽东已病重且言语不清，从辽宁来的毛远新担任了对外的联络员。这份文件的意思，明显是想让毛远新对军队施加影响。
这种用中央文件形式，异乎寻常地发出叶剑英“生病”的通知，在军队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引起严重的反响。有些军队领导以为叶剑英病情严重，纷纷写信或打电话询问，当他们知道叶剑英身体仍健康时，便恍然大悟，方知所谓“生病”通知的特殊用意。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带着忧虑经常不约而同地来到叶剑英家里，尽管这时叶帅已经“靠边站”。
在这种被宣布“生病”交权的情况下，叶剑英仍分别接见了粟裕、宋时轮、韩先楚、萧华等高级将领。他分别嘱托他们要严密注意形势，特别是要在各自的岗位上，注意掌握好部队，提高警惕，防范万一。在毛泽东去世前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也服从叶剑英指挥，并与推荐他到中央来的毛远新实际上撇清界限，对于粉碎“四人帮”也起到了作用。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毛泽东生前老帅们已经策划逮捕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