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的《总统笔记》中，叶利钦写道：“我想，倘若我们三个人讨论的事情能够实现，那么许多东西都将另当别论，历史有可能会走向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再过一段时间，我将会亲眼看到苏联总统、俄罗斯总统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会谈的解密文件。8月政变之后，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博尔金的办公室，检查机构的调查人员发现了两个保险柜中成堆的装有‘叶利钦谈话笔录’的文件夹。几年以来，我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下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这次谈话也不例外。也许，正是这份记录成了1991年8月的导火索。”
8月19日，下午。列宁格勒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群众集会上发表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讲话，而后，列宁格勒电视台宣读了叶利钦的法令。
两个总统
1991年7月10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宫，鲍里斯·叶利钦把手放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上，宣誓就任总统。在他身旁稍微靠后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正来回倒换着双脚。我们所有目睹这一意味深长的隆重仪式的人，全都清楚这两个人心境的不同，二者之间的政治较量已经持续了四年多。叶利钦神采飞扬，他攀上了成功的巅峰。他接受了我国历史上首次全民选举产生的俄罗斯国家元首的全权;戈尔巴乔夫则悒郁不欢。诚然，他是整个苏维埃联盟的总统，而俄罗斯联邦只不过是这一联盟的15个共和国之一而已。然而，将戈尔巴乔夫推举上台的并不是国家的全体居民，而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而且当初也远未获得一致认可。俄罗斯联邦则不仅仅是联盟最大的共和国，还是苏联整个构架的基础，如今这种构架已严重受损。随着叶利钦被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莫斯科马上就出现了新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利中心，戈尔巴乔夫简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应对。
改革已陷入绝境的情势尚在1990年就显而易见。苏维埃联盟正在瓦解。民族主义运动与党派已获取了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的政权。阿布哈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图瓦，甚至卡累利阿都声称自己是主权国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导人难得理会莫斯科。在列宁格勒，由安纳托里·索布恰克领导的反对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人士”党团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以加甫里尔·波波夫为首的类似团体也在莫斯科的选举中胜出。而如今鲍·叶利钦在俄联邦总统大选中的胜利则将事态推向了高潮。
戈尔巴乔夫不仅失去国内政权，而且在党内也大势已去。苏共28大在一片喧嚣的争吵中无果而终。党也开始走向瓦解。由鲍·叶利钦、尤·阿法纳西耶夫、加·波波夫、安·索布恰克领导的“民主反对派”退出了苏共。成立了几乎独立自主的俄罗斯共产党(РКП)，其中扮演主角的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保守民族主义人士，如伊万·波洛兹科夫、阿利别尔特·马卡绍夫、根纳季·久加诺夫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仍然留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但他的威望即使在中央机关和各地州委都一落千丈。不过苏共自身的威望同样也是一落千丈，这一点得到了苏共中央分析家们的承认。“党不仅在言论方面，而且在满足人们需求的事业方面，都丧失了一个有作为的党应有的形象，”中央自己的一份文件中说道，“苏共最主要的对手–恰恰是它本身、是它的内部状态和共产党员们与日俱增的消沉，以及对社会经济政策和理论基础的淡忘。”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俄罗斯共产党人则更为激愤。“亲爱的俄罗斯人!苏联公民们!同胞们!”俄共一批文化活动家和积极分子在一份特别声明中说道，“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发生了。祖国，我们的国家–历史、自然和神圣的祖先赐予我们守护的伟大国度正在破裂，正在灭亡，正在陷入黑暗深渊和万劫不复之境。而这场灾难却发生在我们的沉默、姑息和认同之下。难道我们的心灵都已变成铁石，难道没有人在祖国面前还保留着力量、勇气和爱恋之情?这是我们的祖辈和父辈在战场上，在阴郁的苦刑与艰苦奋斗中用祈愿、忍耐和感悟缔造的伟大国家。对先辈而言，祖国与国家是生命中最崇高的圣物。而我们也应该团结起来，打倒那些残害伟大祖国的凶手!”然而，这番言辞却已无人回应，因为人们对四面八方涌来的话语激流已感到厌倦。
新奥加廖沃会议
1991年春天，同戈尔巴乔夫关系最近的人当中就有许多人建议他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并且不排除暴力手段。有时候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想到这一点，并曾经采取过某些措施。然而暴力行为却什么都无法解决。苏维埃政权的稳固和牢靠甚至在斯大林时代都不仅仅取决于强力，而且取决于苏共及其上层的权威。单单凭借没有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的暴力，既不能使政权稳固，也不能使之持久。戈尔巴乔夫也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止一次地对自己的同僚们说：“我不想作为一个血腥的暴君被载入史册。”戈尔巴乔夫在向反对派的让步中寻找着出路，他甚至打算修改苏联原有的宪法，签订新的联盟条约，以此削弱过于僵固的苏联国家中央集权，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利。
第一份关于主权共和国联盟的条约草案在1991年3月便已公布。新闻界和最高苏维埃对它的讨论却无精打采。该条约的校对和审订是在位于莫斯科郊外新奥加廖沃一座庞大的政府官邸中进行的。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党的机关人员、法律工作者、许多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亲自出马。1991年6月，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名代表及苏共中央委员，我收到了重新校订过的新联盟条约草案。我们大家并非全都同意这一草案，向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安纳托里·卢基扬诺夫提出的质询、批评和异议加起来有几十条之多。不过，大家都以为现在提出的这份草案在未获批准之前，甚至在苏联新宪法的制定过程中，仍将继续讨论。当时，新联盟条约签署的日期和程序都不太清楚。1991年7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就新联盟条约第5套方案的文本问题召开了最大一次会议。与会者不但有苏联和俄罗斯联邦领导人，还有大多数加盟共和国乃至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各自治共和国也应成为新联盟国家的共同创立者。叶利钦没有对此提出异议。相反，当时竭力主张扩大自治权利的恰恰是他。讨论进行得很艰难，不过，当会议经过了12个钟头，在深夜来临之际，几乎就所有争议问题都达成了一致。未来条约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有关征税和纳税的条款却仍然没有商定。然而，一旦联盟预算的制定首先取决于加入其中的各共和国的决定，那么联盟国家新的领导机关势必会失去大部分权力!
7月25-26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这是中央在历史上最后一次会议，我作为苏共中央委员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全会日程中的主要议题是苏共新党章草案问题;新党章预计将在1991年底或1992年初的苏共例会甚至非常会议上通过。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联盟草案的意见表决，但它几乎未被讨论。在这两天内，连苏共党纲也很少有人顾及。苏共中央委员们情绪低落;在全会召开的几天前，鲍里斯·叶利钦作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下令禁止俄联邦所有企业和机关党组织的活动。然而，根据党的章程，苏共的构架是建立在生产-区域原则，而不是区域原则之上的。企业党组织历来是整个党组织的基础。戈尔巴乔夫本来可以在形式上取消叶利钦的命令，他却没有这么做。在全会上的所有会见和谈话当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下面这一幕。总书记派来一名助理或技术秘书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就在克里姆林宫里。被请去的还有著名乌克兰诗人、社会活动家、担任苏共中央委员及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副主席之一的鲍里斯·奥列依尼克。“我请你们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说道，“是为了商讨有关新联盟条约的签署程序问题。现在有三种方案……”在接下来的大约30分钟里，戈尔巴乔夫滔滔不绝地阐述了这三种方案。我一边暗自考虑自己的回答，一边想象着1922年第一个联盟条约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签订时的情景。但我所酝酿的建议并没有派上用场。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独白快要结束时突然说道：“看来，第二种方案是最合适的。非常感谢。”说着就伸出手来与我们握手道别。我感到莫名其妙，曾经不止一次同戈尔巴乔夫会过面的奥列依尼克却做了一个特别的手势，表示–一切照旧，不足为奇。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无论是我还是奥列依尼克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1991年7月29日的“最后晚餐”
1991年7月的最末，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来到莫斯科进行回访。苏美双方的会谈应以签署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而告终。工作会晤的筹备活动仍然在新奥加廖沃的那座官邸中展开。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应参加这几次会晤。同乔治·布什的重要会谈安排在7月30日早晨和31日白天，可是戈尔巴乔夫却邀请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于7月29日晚间举行非正式，甚至是秘密的会晤。他想把新联盟条约中征税和纳税问题的讨论进行到底，还打算商定签署这一条约的新日期。对这次会晤新闻界只字未提，但无论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无法避而不谈。米·戈尔巴乔夫写道，“7月末，当我即将动身前去休假的时候，我在新奥加廖沃会见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我们讨论了联盟条约签订之后，下一步该怎么走。大家一致同意，应当有效地落实条约中对各共和国，乃至对联盟所创造的机会。谈话涉及到干部问题。首先商讨的自然是有关主权国家联盟总统的事宜。叶利钦主张推举我为总统。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提出由纳扎尔巴耶夫担任内阁总理。纳扎尔巴耶夫表示自己将承担这一职责，如果联合内阁能够独立行事的话。我们讨论了对执政机构高层官员–几名副总理，乃至一些关键部门的领导人进行更新的必要性。当然还谈到亚佐夫与克留奇科夫的问题–他们应当退休养老了。我记得，叶利钦感到不大自在：仿佛他觉得附近有人正在偷听。而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有旁人在场。他甚至几次走上露台左右察看，但还是无法控制内心的不安。现在我才明白，他这种感觉是有来头的。普列汉诺夫把我们的会晤安排在我平时批阅公文的办公室里，隔壁的房间被用于喝茶、休憩。这样一来，一切显然经过预先‘设置’，我们的谈话被录了音。得知录音内容之后，克留奇科夫也就掌握了可能会使其他人掉脑袋的证据。”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两人的回忆比较起来十分微妙。在自己的《总统笔记》中，叶利钦写道：“1991年7月29日的新奥加廖沃会晤具有决定性意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正准备去福罗斯度假。按照计划，他8月20日从克里米亚返回之后，将立即签订新联盟条约。现在我们有机会再次讨论我们认为未曾解决的尖锐问题。会谈是在官邸的一间大厅进行的。一切都很正常，但当涉及那些完全是机密的话题时，我突然沉默了。‘你怎么啦，鲍里斯?’戈尔巴乔夫吃惊地问道。如今已很难追忆我当时的感受。但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仿佛有人站在背后，正死皮赖脸地从你身后窥探着。我于是说：‘去露台吧，我觉得，有人在偷听。’戈尔巴乔夫不干不脆地答道：‘瞧你说的。’可他还是跟着我去了。我们谈到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我开始劝说总统，如果他打算更新联盟，那么各共和国加入其中的条件只能是：他把自己身边哪怕一部分不受欢迎的人员撤换掉。谁会相信新联盟条约，假如克格勃主席仍然是克留奇科夫，或者国防部长仍然是亚佐夫–难道那些老的、不合时宜的”鹰派人士“还能在新的联合体中占据一席之地吗?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赞同我的意见，他说，一定要解除内务部长普戈和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克拉夫琴科的职务。然后他又补充道：‘亚纳耶夫算什么副总统?!’戈尔巴乔夫说：‘我们把克留奇科夫和普戈撤掉。’我们三人一致决定，一旦新联盟条约签订，就必须撤换时任总理之职的瓦连京·帕夫洛夫。戈尔巴乔夫问道：‘那你们认为由谁来担此重任呢?’我推举的是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戈尔巴乔夫起先吃了一惊，然后马上说他赞同这一提议。‘8月20号之后，我们把其他人选放在一起讨论。’他结束了谈话。这次会晤就是这样的，我想，倘若我们三个人讨论的事情能够实现，那么许多东西都将另当别论，历史有可能会走向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再过一段时间，我将会亲眼看到苏联总统、俄罗斯总统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会谈的解密文件。8月政变之后，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博尔金的办公室，检查机构的调查人员发现了两个保险柜中成堆的装有‘叶利钦谈话笔录’的文件夹。几年以来，我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下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这次谈话也不例外。也许，正是这份记录成了1991年8月的导火索。”
的确，叶利钦的电话交谈经常被偷听并被录音。博尔金的保险柜里确实有许多这类记录。克留奇科夫和克格勃对他人实行监听是得到戈尔巴乔夫本人首肯的，因此录有叶利钦谈话的解密文本才会存放在博尔金的保险柜里–这些文本需要呈送戈尔巴乔夫。但克留奇科夫未必敢于在戈尔巴乔夫的宅邸进行偷听。然而，倘若有关新奥加廖沃“秘密聚会”的记录真的存在，那么克留奇科夫又何必要将它交给戈尔巴乔夫办公厅呢?叶利钦在此显然把事实真相同英国电视剧《第二次俄罗斯革命》搅和在一起了。该剧当中有一处情节，说的正是国家安全部门头目如何偷听国家领导人。可以判定，戈尔巴乔夫并未向任何人透露自己与叶利钦及纳扎尔巴耶夫达成的协议，这些协议甚至没有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签订联盟条约的大致日期。1991年8月2日，戈尔巴乔夫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一次电视讲话。他宣称联盟条约的签订是“公开的”，首先签约的将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其余共和国可以在晚些时候签订这一条约。戈尔巴乔夫担保，正在国内上演的“法律之战”将会终结，而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意志与辛劳的联盟国体也将保留，苏联作为一个伟大的强国仍将存在下去。但是联盟条约草案的最终版本依然未被公诸于众。戈尔巴乔夫呼吁所有公民、苏联及俄罗斯联邦的各个共和国、所有政治派别及团体都实现和解。然而，令人迷惘的是–这种和解究竟是以什么为中心，它的目标又是什么。虽然戈尔巴乔夫对全国的讲话引发了许多疑问和困惑，但苏联官方次日就宣布，总统将去度假，直到8月19日才会返回莫斯科。在此期间，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共中央委员，甚至国家部委的许多部长也都正值假期。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
1991年8月4日，米·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前往克里米亚的福罗斯休假，那里有他喜爱的夏季别墅。一些助手提醒戈尔巴乔夫，要注意那些由他亲自提拔上来的苏联高层官员有可能翻云覆雨，但他却不以为然。“他们还没有反对总统的胆量，”戈尔巴乔夫声称。
福罗斯–一个不大的山间村落，几乎处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最南端，距离萨雷奇角不远。过去这是一个十分荒凉的地方。这里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都刮着狂风，只有8、9月的天气才宜于休闲。福罗斯一带原先没有其他建筑，不过，也许正是这块地方的人迹罕至和与世隔绝，才使戈尔巴乔夫和他夫人决意将其选为新任总书记的新官邸所在地。1985年夏天，戈尔巴乔夫偕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曾经在列·勃列日涅夫的克里米亚别墅休假，但新领导人显然对那座别墅不满意。当年秋天，戈尔巴乔夫的新官邸就开始在福罗斯村附近动工了。这座国家别墅的设计规模极为庞大。当时，民主、公开性和反对特权的思想对戈尔巴乔夫的触动还不算太大。福罗斯成了一个秘密工地，动用了苏联克格勃好几个工程营的力量。上千辆自卸卡车从远方运来泥土，铺垫在陡峻的山崖上。移植了橡树和一些稀有的刺柏属植物。为抵御常年不断的强风，建筑者们运用爆破方式将矗立在这里的一座山峰“开膛破肚”，使之成为掩体。水、电、气的供应、通讯线路和所有其他管线都设置在山体内部。别墅的主体建筑是一座铺砌着优质大理石的三层宫殿，富丽堂皇，舒适无比。米·戈尔巴乔夫，尤其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戈尔巴乔娃十分关注别墅的建设，并不断为其添加昂贵的材料。这样的别墅无论苏联前任领导人还是西方领导人都不曾拥有过。在主体建筑旁边建有客房和专门接待、会晤贵宾的厅堂，甚至还有几座用于国防部官员及保卫人员的公务馆舍。从别墅大门到官邸约有1公里;官邸背后，在漫山橡树和刺柏掩映之下，是一条海洋鹅卵石铺就的1公里长的小径。但福罗斯几乎从未有过什么客人。1988年夏天，当戈尔巴乔夫同家人第一次来到福罗斯休假时，报界对总书记休假的地点未作任何报道。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不是那种殷勤好客之人，因此他们不曾邀请外国领导人或政治局委员到自己的新别墅小住，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则喜欢这么做，他们常常把克里米亚变成最秘密的会谈地点。而福罗斯宫殿的奢华所能引发的与其说是人们对宫殿主人的好感，不如说是惊诧或妒忌。直到1991年8月19-21日的事件之后，记者和新闻摄影师才首次获准到福罗斯采访，而首批有关总书记宫殿的文字描绘和图片直到1994年才公开发表。
一位记者写道：“20世纪，在克里米亚半岛南岸，一共出现了两大建筑奇迹–尼古拉二世在世纪初兴建的利瓦季宫，以及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的用革命词汇‘朝霞’命名的豪华别墅。”“我知道并见过苏联政权时期所有总书记的所有国家别墅，”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卫队长弗拉基米尔·麦德维杰夫少将后来写道，“福罗斯别墅–是无与伦比的。这座帝王的领地是以‘朝霞’建筑体这一名称被列入克格勃文件中的……这里耗费了多少人民的钱财–不得而知。”苏联前财政部长和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曾经对福罗斯别墅的总价值做过一番计算。按照1986年的价格，他得出的结果是8亿5千万卢布，据苏联中央银行的比价，当时1卢布约合66美分。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安纳托里·切尔尼亚耶夫也感到震惊，每年夏天他通常都要在离首脑不远的某个地方度过几个月时光。1988年9月，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勃列日涅夫位于利瓦吉亚的别墅同这座占据着从泰瑟利到萨雷奇角的大片土地的建筑相比–纯粹就是窝棚。他要它做什么?”切尔尼亚耶夫后来坦言，正是在福罗斯，他首次意识到戈尔巴乔夫“伟大历史功绩”的“个人家庭背景”。切尔尼亚耶夫不知道，在阿布哈兹距离皮聪达不远的缪塞雷，戈尔巴乔夫另一座同样豪华的夏季官邸也已破土动工。电力是通过从海滨到新别墅的隧道输送的。斯大林战后在这里修建的阿布哈兹官邸与戈尔巴乔夫的别墅相比，不过是一座可怜的小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已经参观了位于缪塞雷的新官邸。按照计划，到1992年，苏联第一任总统就可以来此修养了。
1991年8月4日抵达克里米亚之后，像往常一样，米·戈尔巴乔夫受到乌克兰、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的领导人的欢迎，前来迎接他的还有黑海舰队司令和一批将领。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就已经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道下海游泳，在海滩晒太阳，在人造园林的林荫小道上散步了。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每天工作的时间不长，更多时候是在睡觉。他打电话告知各方人士：苏联总统在联盟条约签订仪式上的演说正在准备，这一仪式的预演也在进行，就连各共和国代表团出席签订条约时的座次也被考虑到。8月14日，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在电话中商讨的正是这些问题。俄罗斯总统答非所问，他盘算的是另外一回事，而戈尔巴乔夫觉得，叶利钦有所动摇。“您知不知道，”叶利钦突然问道，“我会遭到怎样的攻击?”“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说道，“无论受到来自何方的攻击，我们都不应从已经商定的立场后退一步。”这些天来，叶利钦所经受的最大压力其实来自自己身边的激进分子，其中尤为积极的是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加琳娜·斯塔罗沃伊托娃。不过叶利钦本人心中也有不少疑虑。他觉得联盟条约是自己通往俄罗斯权力之路上新的圈套和陷阱。他开始考虑提出新的附加条件。次日，叶利钦着手筹划访问哈萨克斯坦事宜，他打算不仅拜会努·纳扎尔巴耶夫，还要跟中亚所有共和国的领导人商谈。至于这次访问的程序问题，叶利钦并不认为有必要征询戈尔巴乔夫的意见。
躁动的莫斯科
在戈尔巴乔夫休假期间，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与苏联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成为莫斯科的第一号人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安纳托里·卢基扬诺夫也飞到瓦尔代度假去了。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奥列格·谢宁被戈尔巴乔夫留下主持中央的工作。苏共中央副总书记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因病住进了医院。不过，在这段日子里，还有不小的实权掌握在几个人手中，而且他们是联盟条约最坚决的反对者。这几个人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苏共中央书记、苏联总统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奥列格·巴克兰诺夫和苏联总统办公厅主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瓦列里·博尔金。博尔金的社会知名度不高，但他从1981年起就担任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因此，在国家许多高层人士看来，博尔金参与到8月的一系列事件中来，意味着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是认可的。戈尔巴乔夫原先经常不以个人名义，而以他的办公厅的名义向这些人下达命令和指示。事务如此纷繁，国内局势又是如此严峻，这令许多人觉得，戈尔巴乔夫在关键的几周时间去度假是虚张声势，实际上却另有打算，目的在于使自己最亲密的同僚们放开手脚。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首先提出，一旦签订联盟条约，就应当立即对苏联的命运举行会晤和谈判。但他在后来发生的事件当中却不是主要角色。这样的领袖人物在8月的莫斯科根本就不存在，而且也没有谁对这种角色有过觊觎之心。不过，克留奇科夫在提供各类咨询方面倒是游刃有余。此外，他还掌握着有关社会形势、国家机关及俄罗斯领导干部状况的大量信息。还没有登上飞往克里米亚的飞机之前，戈尔巴乔夫向前来送行的克留奇科夫面授机宜，主要提到的是鲍·叶利钦的活动：“应当保持警惕。一切都可能发生。倘若出现直接的威胁，那就不得不采取行动了。”戈尔巴乔夫对亚佐夫也说了类似的话：“根纳季，你留下来看好家。必要时应该当机立断，但不要流血。”在8月3日的不完全内阁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也说过：“考虑一下，应当实行严厉措施。如果有必要，我们会采取一切手段，包括实施紧急状态。”在莫斯科郊外一座克格勃秘密建筑中，克留奇科夫与亚佐夫元帅的首次会谈正是围绕着这种嘱托进行的。参加会谈的还有巴克兰诺夫和博尔金。这是1991年8月6日的傍晚。然而，实行国内紧急状态所必须的一系列措施的初步方案到次日就开始制定了。受亚佐夫委派制定这一方案技术细节的是1991年初才就任苏军空降伞兵部队司令的帕维尔·格拉乔夫将军。克格勃方面参加此项工作的有克格勃第一局局长В·И·日任将军，他不久以前还是克留奇科夫的助手。几天之后，苏联外交部的专家也加入到这项工作中来。苏联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戈本人虽然在克里米亚休假，却对国内和莫斯科的状况非常了解，他的心境同亚佐夫及克留奇科夫相比没有多大区别。在接下来的7天–从8月7日至8月14日，有越来越多不同阶层的人，但主要是国家部委人员，参与制定了实行国内紧急状态的相关文件和具体措施。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兰诺夫、谢宁、亚纳耶夫、博尔金、帕夫洛夫及其他人士几乎每天都给身在福罗斯的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向他汇报国内及莫斯科局势。关于准备在苏联实行紧急状态的各种技术细节虽然没有告知总统，但是提到了局势正在失控。无论谈话的此方还是彼方–都明白事态的趋向，但没有人愿意采取最终决断。同僚们的电话与暗示令戈尔巴乔夫心神不宁。他几乎已经为自己决定了一切，并思索着自己身边发生的重大变迁。因此他以神经根炎加剧、身体感觉不适为托词，对问题避而不答。
《莫斯科新闻报》推波助澜
关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三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几乎无人知晓。甚至1991年7月23日商定的联盟条约最终方案也未公布，尽管有好几十人已拿到这一文件的文本。8月15日早晨，《莫斯科新闻报》完全出人意料地将文件公诸于众。报中写道：“对这份可能改变成千上万人命运的文件的社会讨论应当尽早进行。”此时，进行社会讨论当然已不可能，因为联盟条约的签署时间定于8月20日。然而，到了次日，即8月16日，苏联所有主要报纸都刊登了联盟条约草案。在国家建设问题上，连普通专业人士都明白，(联盟条约)模糊不清的表述所掩盖的，不是实现苏联现代化或民主化的目的，而是从实际上消除苏联作为一个统一和集权国家的存在。按照设想，取代原苏联的是一个十分松散的邦联国家–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СоюзСоветскихСуверенныхРеспублик,СССР)，它缺乏使自身得以巩固的民族、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此外，人们还得知，准备签订新联盟条约的只有3个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仍然举棋不定，乌克兰、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斯坦则声称要到秋天才做出自己的决定，而许多迹象表明，这种决定将是对加入新联盟的否决。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和格鲁吉亚已经相当明确地表示反对签订新联盟条约，并不参加对它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清楚–由谁掌管、如何掌管8月20日之后的国家?哪些权力机关将保留，而哪些将撤除?什么人与什么党来领导这个不为世界所知的邦联?在这一邦联中，等待苏联共产党的是什么样的命运?这一切在联盟条约草案里都未写明。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联盟条约草案的发表极其恼火，他下令找出并惩罚“泄密分子”。然而，随着“公开性”政策在国内的实行，报刊可以对自己的信息来源不予透露，另外，展开调查的时间也不够。许多高层干部、党和军队的领导感到困惑不解，甚至大为震惊–从未来联盟的构成当中，他们无法为自己的机构找出任何明确的位置。8月16日召开的不完全内阁会议上也谈到这一点，当时许多部长正值休假。早些时候，联盟条约草案便在最高苏维埃领导层中招来许多反对意见，条约能否批准尚未可知。虽然苏联和最高苏维埃民族院领导人伊万·拉普杰夫与拉菲克·尼尚诺夫，以及最高苏维埃主席安纳托里·卢基扬诺夫知道7月23日通过的联盟条约文本的内容，并在草案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但是疑虑并未消除。例如，安·卢基扬诺夫曾经对自己周围亲近的人士表示，这一草案完全与苏联全民公决的准则背道而驰。按照卢基扬诺夫所表露的见解，新联盟条约草案一旦签署，就可能破坏苏联统一的经济空间、统一的银行体系，甚至还有联盟的财产、税收及预算体系。照他的意见，“法律之战”只可能加剧，而国家政权与管理机构在工作方面的合理延续性不可能得到保障。
1991年8月17日，鲍里斯·叶利钦飞往哈萨克斯坦，去同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会晤和谈判。在与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克拉夫琴科的电话交谈中得知此消息之后，戈尔巴乔夫无法掩饰自己的不安：“有人确实要在我背后搞些什么名堂。不，我要让它落空。”在莫斯科，同联盟条约签订程序相关的所有细节都已准备好了–这一隆重仪式几近于最终的演练也获得了克里姆林宫–瓦列里·博尔金办公室的赞同。然而，就在17日这天傍晚，后来很快被称为“政变分子”的那帮人中的大部分，却在位于列宁大街尽头代号为“ABC”或“АБЦ”的克格勃秘密建筑中召开了会议。这是一座不太起眼的综合建筑体，就像某个机关的招待所。它的门口有块意思不太明白的招牌–“档案-图书中心”。“АБЦ”建筑体在莫斯科郊外森林中占据着一块大约4公顷的地盘，周围是一道很长的混凝土围墙，十分安全。附近街区的居民不知何故，认为这座“档案中心”是所间谍学校。
在会上，建筑体主人克留奇科夫做了简短的开场白。帕夫洛夫总理随后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情况通报。他主要谈的是国内经济的灾难性现状，以及内阁刚刚召开过的会议。部长们原则上并不反对新联盟条约，却反对现有的具体草案及其签署日期。接着发言的是亚佐夫、巴克兰诺夫、谢宁和另外一些人。亚纳耶夫没有参加此次会议，甚至也不知道它的召开。卢基扬诺夫和普戈也没有到会，不过，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弗拉季斯拉夫·阿恰洛夫上将和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大将参加了会议。几乎谁都没有当机立断的决心，但谁也不愿无所事事，谁都不认为任凭事态发展是正确的。最后，决定向戈尔巴乔夫派出一个特别代表团以说服总统推迟联盟条约的签署。简直谁都不理解，一个没有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新苏联如何能存在下去，军队、导弹、核武器，以及所有其他的全苏体系将如何处置。谁都不愿流血和冲突，但要让大家都习惯并感到亲切的苏维埃联盟不复存在却又是荒诞绝伦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好比政治自杀。
1991年8月18日福罗斯与莫斯科
8月18日，时间的计算不是以天数，而是以小时，甚至分钟。亚佐夫元帅从苏联国防部调派了一架作为空中指挥部而装备起来的飞机飞赴克里米亚。去同戈尔巴乔夫会晤的有巴克兰诺夫、谢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一同登机的还有苏联克格勃保卫局局长尤里·普列汉诺夫将军和他的副手维亚切斯拉夫·盖涅拉洛夫将军，另外还有保卫局和政府通讯部门的几名官员。中午大约两点，飞机从奇卡洛夫斯基军用机场起飞升空。代表团成员讨论了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可能采取的形式。另外，还再次强调了一项决定，一旦代表团进入“朝霞”官邸，苏联总统的一切通讯方式都应切断。
下午3点之后，苏联国防部的飞机很快降落在别利别克军用机场。从这里到福罗斯的官邸大约有60公里路程。一行人于4点30分抵达福罗斯。除了普列汉诺夫，原先谁都未曾造访过这里的国家别墅。但进入这座守护严密的总统官邸的地盘却不成问题，因为代表团中有克格勃保卫局局长。斯大林当政之时，他的侍卫长官H·弗拉西克将军只听从斯大林本人的命令，这一制度在赫鲁晓夫上台后被取消，后来，无论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还是戈尔巴乔夫时代，都没有恢复。“当保卫局长驶入官邸时，”弗拉基米尔·麦德维杰夫后来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写道，“保卫工作的所有权力就转到他的手中，而他有权向任何官职的人员做出任何指令。从形式上说，这不算任何违规或僭越之举。事实上，我作为(总统的)卫队长，对所发生的事并不知情。普列汉诺夫对我说道：
‘来了一个代表团要见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去向他报告吧……’
‘来的是谁?有什么问题?怎么报告?’
‘我不知道……他们有些事情。’
普列汉诺夫焦躁不安。他说出了来者的名字–谢宁、巴克兰诺夫、博尔金、瓦连尼科夫。名单没有任何问题，反倒消除了人的疑虑。况且普列汉诺夫本来就是戈尔巴乔夫信任的人。”
此时，戈尔巴乔夫正裹在棉袍里休息;他因为脊背疼痛，这天没有下海游泳。他一个劲儿地通过电话跟各方人士交谈，主要谈的是自己在联盟条约签订时的演说。最后与他交谈的是总统助理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当时，他正在克里米亚距离福罗斯几公里的“尤日内”疗养院休息和工作。在戈尔巴乔夫的所有助手当中，只有切尔尼亚耶夫拥有总统官邸的特别通行证。这种安全隔离的制度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制定的–他希望只和家人们在一起休息。后来，沙赫纳扎罗夫回忆：“下午三点，我从房间出来遛跶，我和同在一所疗养院休养的普里马科夫谈起一些高层官员的危险举动，他们对总统的挑战越来越明目张胆。我们谈到，不能对某些右派人民代表和将军们的挑衅性言论置之不理，这些言论可以被视为对叛乱的鼓动。分手时，我们商定，当联盟条约签署之后，立即把这些问题开诚布公地摆在总统面前。我刚一回到房间，电话铃就响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想知道，我这儿有什么新闻，但我只能向他谈我对近来一些报刊的感受。他随后谈起自己即将发表的演说，他说，联盟条约签署后，打算同各共和国首脑商讨，从何处、如何开始使条约付诸于现实。
“你准备和我一起飞回莫斯科吗?”
“当然。”我回答道。
“我们过两三天就回去，还来得及游几次泳。”
“那您的腰怎么样了?”我问，我知道前一阵儿他的神经根炎犯了。
“一切正常，我已经完全康复了。”
戈尔巴乔夫同沙赫纳扎罗夫的谈话于下午4点32分结束，几乎与此同时，弗·麦德维杰夫敲响了办公室的门。听完他的汇报，戈尔巴乔夫感到纳闷：“我并没有邀请谁。”他决定往莫斯科打电话询问克留奇科夫或亚纳耶夫，但是已经没有一个人在电话旁值守了。本地自动电话站和最高指挥部的电话被掐断了，其他所有通讯专线也中断了。福罗斯所有工作人员，甚至厨师都无法与外界进行电话联系。只有特别安置在总统专车的几部电话还能用。然而，福罗斯的几座车库已经被普列汉诺夫和盖涅拉洛夫带来的人看管起来。后者被任命为新的总统卫队长官。弗拉基米尔·麦德维杰夫接到要他返回莫斯科的书面命令，他不得不服从命令。
戈尔巴乔夫大惑不解，而且显然感到了不安。他并没有把那些不速之客请进办公室，而是来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房间的露台上。“我对她说，”他后来写道，“别墅里来了一帮不速之客，很难预料他们想干什么，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她对这个消息感到大吃一惊，不过却没有惊惶失措。我们转到旁边的一间卧室里。脑子忽冷忽热地转着：决不从自己的立场退缩，决不向任何压力、讹诈和恫吓低头。这种念头我告诉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决定应当由你来做，而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和你站在一起。’我们随后把伊琳娜和安纳托里叫到跟前。听完我的话，他们说完全支持我，并且准备应对一切。这番谈话进行了三四十分钟。执勤官告诉我，来访者着急了：为什么没有人接待他们。我便把他们请进办公室，我问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巴克兰诺夫报告说，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国家正滑向灾难的深渊，别的手段于事无补，我应当签署实施紧急状态的命令。原来，他们是来传达最后通牒的。我断然声明，任何命令都不会签署。‘您如果不想自己签署紧急状态令，就请把全权交给亚纳耶夫，’巴克兰诺夫提议，并且又补充说：‘您休息吧，我们来干这肮脏的工作。然后您就可以返回了。’我当然反驳了这可耻的提议。‘那么您就辞职吧，’瓦连尼科夫直接说道。‘痴心妄想，你们这些罪人。’谈话到此为止。我们互相道别。他们离去时，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对他们‘用俄语’骂了一句。”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的对话者所提到的这场谈话却迥然不同。例如，瓦·博尔金写道：
“没有人急于接待我们。我们进入别墅的前厅，在那里等候。过了大约十来分钟，戈尔巴乔夫出现了。他看起来一副有病的样子，行动不便，脸色深红，这张显然由于血压升高而不是日晒而发红的脸，显露出痛苦和不满的表情。他快速地同所有人握手致意，然后带着怒气，谁也不看地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不预先通知。电话为什么打不通?’
‘我们来，是要讨论有关国内局势的一系列问题。’奥·谢宁首先回答。
‘你们代表谁，以谁的名义说话?’戈尔巴乔夫打断了谢宁的话。
昨天在商讨向总统汇报的话题时，未必有谁能预料到这样的反应。谈话一开始就有些尴尬……
我们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各种方案，它们都是依照他的委托制定出来，以应对危急局势的。总统突然问，紧急状态的措施是否适用于俄罗斯领导层的行为。听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他终于平静下来……随后是和缓而务实的谈话。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认真地谈到，应当如何解决提出的问题，并且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你们考虑一下，并把我的意思转达给同志们。’他说。在握手道别时，他又说了一句：‘就这么着，做你们的去吧。’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孩子和外孙女们正在前厅里。‘你们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她向巴克兰诺夫问了一句。他走过来说，‘我们是带着良好意愿来到这里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而且这次谈话的所有参加者全都强调这样一个重要的细节：将“客人们”送到办公室门口时，戈尔巴乔夫跟所有人都握了手，以示道别。这一幕同叛乱或者甚至国家政变完全不符。安德列·格拉乔夫这位极力为戈尔巴乔夫辩护的传记作者，试图直接用几条原因解释自己主人公的这种看似平常的举动：他想寻找一条从这场荒诞剧中摆脱出来的合理出路，并且想用某种方式“开导一下”留在莫斯科的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组织者。安·格拉乔夫指出，“戈尔巴乔夫不想扮演萨尔瓦多·阿连德的角色，过早地使自己成为牺牲品。此外，他对身边的人负有责任–妻子、女儿、女婿、外孙女。或许正因为如此，在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议员们’分手时，他才显得看似平静，并向他们伸出了手。”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则对这一情景另有一番解释：无论局势如何发展，他都希望赢得胜利，他打算在获胜之时，在紧急状态委员会遭到挫败之后，骑着白马进入莫斯科城。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只可能失败，而且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在福罗斯3天的囚禁中，戈尔巴乔夫没有任何英雄之举，不过，他的对手们的行为也是如此。
奥·巴克兰诺夫一行人大约在傍晚7点飞回莫斯科，首先向弗·克留奇科夫通报了与苏联总统谈话的详情。傍晚7点以后，一支加强护卫队占据了戈尔巴乔夫的官邸–从陆地到海面。处于完全隔离状态中的“朝霞”别墅所在地格外冷清。白天在福罗斯工作，而晚上不过夜的人全都被扣留了，其中包括切尔尼亚耶夫。“医生、厨师、司机，甚至还有掌管‘核按钮’的军官(顺便提一句，他们的房间与我的办公室相隔10米)，”他后来写道，“所有人的电话都被切断了……我把盖涅拉洛夫将军请到我这里，我们是老相识。他有礼貌地对我‘解释’道：通讯是从莫斯科那边切断的，戈尔巴乔夫明天哪都去不了，不会签订任何联盟条约，谁都无法从别墅的这块地盘上出去，停放着带有政府通讯装置的戈尔巴乔夫专车的车库，已经布置了普列汉诺夫带来的冲锋枪射手。同他，同盖涅拉洛夫一道前来的还有几名同行，这片地方的外部保卫由边防军负责。‘甚至如果我把您放了，安纳托里·谢尔盖耶维奇，’将军补充道，‘您也会被他们抓住。’一连两昼夜，就连那些在别墅从事园艺、清扫、修理、烹饪等工作的当地居民也没有被放回家。‘您要理解，’盖涅拉洛夫说，‘我是一名军人，我有命令在身，就必须执行。’”苏联总统及其家人的行动被限制在大理石宫殿和海滩范围之内。戈尔巴乔夫表面上还比较镇静。室内有一只不大的晶体管收音机，通过它可以听到“BBC”或“自由”广播电台的节目。
大约晚上9点，所有“政变分子”都来到克里姆林宫帕夫洛夫总理的办公室。直到这一天，克留奇科夫和帕夫洛夫才把莫斯科和福罗斯所发生的一切告知了副总统亚纳耶夫，而将近傍晚六七点种，他才犹犹豫豫地加入到“共同的”事业中来。8月18日，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戈从克里米亚飞抵莫斯科。亚佐夫派了两架军用直升飞机去瓦尔代接卢基扬诺夫，但卢基扬诺夫在与克留奇科夫进行了简短电话交谈后便提前飞回莫斯科了。来到克里姆林宫的还有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主要事件也已向他通报过了。所有人会齐之后，奥列格·谢宁叙述了他们同戈尔巴乔夫会面和谈话的经过。奥·巴克兰诺夫只补充了几句话。讨论并不太激烈：在此聚会的都是志同道合者。大多数人认为，既然戈尔巴乔夫没说“是”也没说“不”，那就应当按原定计划采取行动，宣布戈尔巴乔夫生病，由副总统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这方面的文件已经制定好。一致推举亚纳耶夫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会谈进行得并不怎么轻松，而且时间相当长，”亚纳耶夫后来回忆，“对于大家推举我来领导紧急状态委员会，我回答道，我的政治头脑还不够发达，未必能使公众意见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推荐由卢基扬诺夫担此重任。卢基扬诺夫说，这在政治上不适宜，因为他代表的是立法权。到了半夜，我说：好吧，既然再没有别人，那么就算是我吧。”
夜半时分，给聚会者端来了茶、咖啡和一瓶威士忌。博尔金因为身体不适回到了医院，他是8月17日那天从医院离开，赶往克格勃秘密地点和福罗斯的。早些时候，卢基扬诺夫回到了自己位于克里姆林宫另一座建筑中的办公室。盖涅拉洛夫从福罗斯发回报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平静地用过了晚餐–其间还点了葡萄酒。他还为全家要了一部讲述历险的电影;别墅里有个不大的电影院。苏联总统的心情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克里姆林宫里的会议直到8月19日凌晨3点左右才结束。根·亚纳耶夫签署命令，由自己临时代行苏联总统之职，然后又签署了“在苏联个别地方实施紧急状态的命令–这是卢基扬诺夫提出的法律上的招数。随后通过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1号决议。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有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普戈、帕夫洛夫、巴克兰诺夫，还有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А·И·季贾科夫和农民联盟主席В·А·斯塔罗杜布采夫。
关于事件的意义与评说
为期6个月的”个别地方“紧急状态从1991年8月19日凌晨4时开始实行。不过，在8月18日，根据克留奇科夫8月18日的命令，专门从事反恐怖活动的”阿尔法“特别行动小组，以及克格勃和内务部的其他特种分队已做好了高度战备。8月19日拂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那笨重不堪的”战车“开始了运转。这天因此被认为是”8月政变“的第一天。
关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遭到的”软禁“，关于”保卫“莫斯科白宫和1991年8月19-21日的其他事件已经有大量的作品。这些事件的所有主要参与者几乎都留下了自己的有关回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鲍里斯·叶利钦、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瓦连京·帕夫洛夫、德米特里·亚佐夫、瓦列里·博尔金、弗拉基米尔·麦德维杰夫、安纳托里·卢基扬诺夫、赖莎·戈尔巴乔娃、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和其他许多人的回忆录相继问世。反映1991年8月事件的成千上万篇文章、专访、文件汇编，以及几部中、长篇小说被发表。最后，还有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的几百卷调查材料、几千页问询记录、苏联与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专门委员会的材料。这些材料之间并非彼此相符。甚至事件的见证者和知情人所叙述的许多情况、对话、交谈都各不相同。很多作者在对主要人物的评述上差异更大。在林林总总的记述和评说当中，可以碰到各种截然不同的见解。通过阅读材料，我举出将近10种较为常见的观点。
有些人认为，”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本人组织的。“例如，叶甫盖尼·特里丰诺夫写道，”从福罗斯的‘囚徒’戈尔巴乔夫获得自由，返回克里姆林宫的那一刻起，便有传言说，苏联总统已将那些他根本不敢撤换的身居高位者摆在了不利的境地。苏联总统在权力的缆索上无所顾忌地展示着自己的平衡术，缆索的一头握在反动分子的手中，另一头–则被团结在叶利钦周围的民主人士攥着，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叫暂停，然后躲进自己的克里姆林宫领地，暗中挑起正统派与‘胡作非为的民主派’之间的争斗，以便事后作为‘清白的’民主救星、一切善的象征和一切恶的终结者重返世间。可是，苏联首脑及其策动政变的走卒们却被叶利钦斗败了“。”这一切都是西方特工干的，“另一些人声称。例如，根纳季·久加诺夫强调，”在很多方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被那些迎合戈尔巴乔夫班子的人篡改了，这个班子竭力要消灭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结果，两班人马在行动上都听从来自一个中心的人发号施令，这些人意识到，不消灭苏共，不剿杀苏维埃政权，就不可能肢解和出卖苏联这样一个伟大的强国。这是西方为毁灭苏共和瓦解苏联而精心策划的最大一次特别行动。充当西方特工的帮凶有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这出虚构的政变戏剧最后却真的以政变和国家的悲剧告终。“换句话说，这里谈到的是冷战当中最终的行动，而整个行动的领导权则掌握在华盛顿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手中。当然，”犹太复国主义阴谋“也是一种难以回避的说法。”8月里的政变、扑朔迷离的3天，这是一系列大规模进程中一个琐碎的片断。“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写道，”他们获胜了。他们达到了毁灭一个帝国，并且把我们从历史中一笔勾销的目的。俄罗斯意识早在千百年前便开始奋力追求的一切–全都化为了乌有。这是叶莲娜·Боннэр的战略胜利，甚至是亘古未有的胜利。我把这个名字理解为一种要摧毁我们，并把我们碾碎成分子的思想。“也有一些文章把8月里的所有事件归结为个别人物之间的一场拙劣的权力斗争。这些事件过去5年之后，《独立报》编辑维塔里·特列季亚科夫写道，”1991年8月19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值得任何回忆，也没有任何感人之处。一群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人，无视世界的向前发展，妄图走回头路;另一群在旧世界中看不到自己前途的人，便利用所出现的难得形势，恨不得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将盘踞在克里姆林宫顶峰上的人物推翻在地。事件当然还是有过，但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实在拙劣不堪。“
从法律的观点看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及其对手的活动是没有意义的。是的，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建立当然违反了苏联的某些法规和苏联宪法的几项条款。然而，联盟条约的整个准备活动和实际上解散苏联，毕竟是对苏联宪法更严重的违反。所有在1990-1991年间做出主权决议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同样违反了宪法。苏联最高苏维埃法律委员会针对这种情况每次都制定出有关决议草案，但却没有人理会。1991年8月那些事件的所有主要参与者都是在苏联法律的范围内行事的。问题并不决定于法律规章，而决定于力量和影响之间现实的对比关系。但苏联毕竟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而是一个意识形态国家，居于国家主导地位的不是各项律法，而是政治权威。因此，既便对这些事件进行大体上的界定，也非常困难。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叛乱、阴谋、暴动，还是国家政变?背叛祖国、僭越之举，还是执行拯救伟大国家的神圣使命?克格勃退役少将维亚切斯拉夫·凯沃尔科夫把1991年8月19-21日的事件称为一出不成功的戏剧–”克里姆林宫的轻歌剧“。原苏联人民代表、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РГГУ)校长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声称，”我只能把8月19日的事件比作一次带有轻歌剧情调的未遂的讹诈。“匈牙利政治学家阿考什·西拉吉也把这些事件同一场要求组织者具有足够政治勇气和导演才能的戏剧相提并论。不过，他并没有将这些事件叫做”轻歌剧“，而是称之为”苏联解体的一幕大戏，它于1991年8月19-20日在唯一可能的历史舞台–在莫斯科、在帝国的心脏、在‘神圣的’极权主义政权的中心上演，只有这座舞台才可能成为苏联解体的地点。“
不能不看到，伴随着苏联这一大国的崩溃和瓦解，诞生了另一个新的、有活力的国家–俄罗斯联邦，它同原先那个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很少有相似之处。我们也很清楚，1991年8月中的许多行为和事件都带有自发性。这是自然力从底层挣脱出来的结果，而决不是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或他们一起引爆了大堤，为他们已经无法控制的事件狂流打开了出路。几乎所有参与1991年那些事件的主要人物，都不太像舵手，倒像是奋力在波峰浪尖上稳住身形的游泳者。并非所有人都获得了成功……
分析以上所列举的有关1991年事件的评说或创立我自己的阐释，并非我的任务。然而，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些基本事实与事件，它们的总和不但意味着苏共作为一个政党的终结和崩溃，而且意味着苏联作为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1991年的事件既不是俄罗斯与俄罗斯民族的终结，也不是曾经加入苏联的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终结。但它们表明这些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及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急剧转变。
1991年8月19日
经过8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的讨论，关于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原则性决定最终在克里姆林宫获得通过。因此，紧急状态委员会向苏联人民发布公告的日期被注明为8月18日。其余所有文件，包括宣布将国内权力移交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特命全权代表“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1号决议，都是在19日凌晨3时左右签署的。大约凌晨4时，所有这些公告、决议和命令被转发给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塔斯社领导。从8月19日早晨6时起，各类媒体都开始播送它们的内容了。正是通过这些节目，无论普通国家公民，还是驻莫斯科、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俄罗斯各地方行政中心几乎所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都得知了有关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消息。只有几个特殊机构在数小时之前接到了下达给自己的命令。凌晨4点，在莫斯科郊外阿尔汉格尔斯克公路附近，克格勃特别分队”阿尔法“行动小组的队员已经秘密包围了鲍里斯·叶利钦的官邸，并且在官邸周围的各条道路上布下了岗哨。凌晨4点30分，国防部长亚佐夫向各军区与集团军的司令、空降部队司令，以及国防部的几位副部长拍发了密码电报，命令军队进入战备状态。1小时过后，德·亚佐夫又下达口头指令，调遣康捷米洛夫坦克师和塔曼摩托化步兵师的一部分兵力进入莫斯科。空降部队司令帕维尔·格拉乔夫中将接到的命令是把图拉空降伞兵师调入首都。
8月18日一整天，鲍里斯·叶利钦一直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访问的正式部分已经结束，备受款待的非正式部分则持续了很久，俄罗斯总统飞回莫斯科的时间被一再推延。对哈萨克斯坦的访问准备了没多久，而戈尔巴乔夫直到8月18日上午才得知此事。他深感不安，担心叶利钦会单独与哈萨克斯坦及中亚领导人就联盟条约进行新的讨价还价。不过，叶利钦也对行程的耽搁感到不快，他怀疑努·纳扎尔巴耶夫别有用心。叶利钦的座机在伏努科沃2号机场着陆时已将近深夜，回到位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之后，他便躺下睡觉了。8月19日早晨，女儿塔季亚娜将他叫醒：“爸爸，快起来!政变了。”接着，她对父亲讲述了有关紧急状态委员会、亚纳耶夫和克留奇科夫的事情。叶利钦不相信：“你干吗逗我?(政变)这可是犯法呀!”但是，半小时后，负责叶利钦安全保卫工作的领导人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便风驰电掣般赶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公路，并在别墅周围布下了自己的岗哨。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谢尔盖·沙赫赖、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俄罗斯政府总理伊万·西拉耶夫也赶来了–1991年8月，正是这些人在俄罗斯联邦总统周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集体。在别墅里，不但能收到电视，而且所有电话，甚至传真都能正常使用。通过传真，按照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所能找到的全部地址，大家共同拟定的俄罗斯领导人《告俄罗斯公民书》被发送到各地。上午9点，叶利钦、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签署了这份公告。公告要求立即召开苏联人民代表非常会议，将权力归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取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切决议。这份公告还呼吁举行全民无期限罢工。接到传真之后，各个机关都打电话对叶利钦表示支持。叶利钦还亲自不停地打电话，号召人们到他的住所或到白宫去，他下达了几项指示并表明了自己的愤慨。同时，他本人也为如此畅通的通迅联络感到惊讶。后来，叶利钦在回忆录中把这种畅通归因于克格勃主席弗·克留奇科夫的“目光短浅”。“我觉得”，他写道，“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帮老家伙们无法看清这个对他们而言全新的信息时代的深度和广度。他们面临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结果，共产党式的悄然无声、不知不觉的政变突然变成了一场绝对公开的决战。”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无论8月18日，还是8月19日夜里，在紧急状态委员会不间断的会议上，克留奇科夫和他的手下乃至克林姆林宫方面都不只一次地讨论了有关叶利钦的问题。有人提议，将叶利钦的座机迫降在奇卡洛夫军用机场，并将其就地拘捕;有的人提议，待座机降落在伏努科沃2号机场后，逮捕叶利钦，并将他暂时软禁在扎维多沃的某座别墅中。至于切断叶利钦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内的所有电话和传真，对于苏联克格勃而言，当然不会有任何困难。而叶利钦的所有活动、指示、和谈话都被克格勃特别行动小组严密监控;他左右的亲信也都处于监视之下，但是却没有一名克格勃人员接到过针对俄罗斯总统实施某种行动的命令。他们如此犹豫不决，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是心理特征使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既不想颠覆合法选举出来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也不想推翻刚刚通过全民选举产生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这些人并不准备篡夺整个国家政权，在苏联建立自己的必然导致大规模镇压乃至恐怖统治的完全专制。从冒险行动一开始，无论克留奇科夫、亚佐夫，还是帕夫洛夫、亚纳耶夫，都寄希望于最终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达成某种协议。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安纳托里·卢基扬诺夫，在国家权力的等级中居于仅次于总统的第二把交椅，他从未赞同过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采取什么强力措施。谁都无法想象这样的情景：一位总统被软禁在福罗斯，另一位总统则被软禁在扎维多沃。(紧急状态委员会)因而决定–至多只能将叶利钦隔离一昼夜。众所周知，对联盟条约最终版本的签署，鲍里斯·叶利钦极不情愿地表示了首肯，在这方面迫不及待的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因此，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导们计划在8月19日这天与叶利钦进行一次会谈，以寻求某种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妥协。然而，在双方之间展开的政治冲突当中，没有一方知道–对方将如何行事。所以，双方都力图避免由于己方因素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暴力事件。叶利钦也意识到这一点，往往在关键时刻，他的行为与其说取决于谋算，不如说是出于直觉。“直觉提示我，”他后来写道，“国家的命运不仅决定于广场上，不仅决定于公开的当众演说。幕后所发生的事件才是主要的。”
早晨6点钟左右，几个坦克团和摩托化步兵团，乃至图拉空降师部队，同几支更小的分队一起向莫斯科环形公路进发。空降部队由格拉乔夫将军亲自指挥，他的第一副官便是亚历山大·列别德少将。与此同时，格拉乔夫将军既和亚佐夫，又和鲍里斯·叶利钦保持本人着电话联系。
1991年7月，鲍里斯·叶利钦视察图拉模范空降师，向俄罗斯总统介绍这支队伍的是年轻的格拉乔夫。当时，他就给叶利钦留下了“一员猛将”的印象。在直觉的驱使下，叶利钦出乎意料地问道：“巴维尔·谢尔盖耶维奇，如果出现什么意外情况，合法选举的俄罗斯总统受到险情、阴谋、恐怖的威胁，如果有人企图拘捕他，那么，是不是可以指望军人，指望你们这些人呢?”格拉乔夫答道：“是的，可以。”覆行诺言的时刻到了。在环形公路边上，国家汽车检查局的官员迎接了先遣队的官兵，然后陪同他们前往市中心一块为执行安全保卫工作而划出的区域。与此同时，在军人行进的沿线，车辆的往来并未中断。几百辆坦克、装甲汽车和载重汽车满载着士兵穿过整座城市驶向首都的各个最重要的中心，一路上严格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红色信号灯亮时，便停下来。这甚至让那些留意莫斯科事态的外国记者们都感到极其惊讶。“这根本不像什么军事政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自己的报纸上写道。“这不是政变，而分明是示威游行，”许多外交官向各自的首都也发回了类似的消息。叶利钦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了。“一个军事恐怖集团是不会这样干的。”他向战友们说道。“应该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应该回到白宫去。”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试图劝阻叶利钦。随后他还提议叶利钦装扮成渔夫的模样，乘坐小船沿莫斯科河及其支流秘密逃走。甚至有人建议叶利钦逃出莫斯科，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或其他城市去避难。但叶利钦对这些提议却不以为然。上午9点，他派伊万·西拉耶夫出去“侦察一番”。当西拉耶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并打来电话，叶利钦这才坐上专车驶向白宫。总统专车超过了行进在明斯克公路上的士兵。亚·科尔扎科夫就坐在总统身旁，膝上搁着一把冲锋枪。然而，一路上却没有碰到如何麻烦。克格勃特别分队“阿尔法”的指挥维克多·卡尔普辛少将没有接到任何拘捕叶利钦的命令，因此对俄罗斯领导人的专车未加阻拦就让它们驶入了莫斯科。当然，“阿尔法”小组接到也向莫斯科进发并占据白宫附近要地的命令后，一直在跟踪这些车辆。
当叶利钦到达白宫时，那里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赶到了，另外还聚集了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许多人民代表，以及几十名记者。所有电话、传真，甚至特别通迅装置都运转正常。《告俄罗斯公民书》传遍了全国。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迅速开会并通过了决议，要求所有正在休假的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立即赶赴莫斯科参加特别会议。中央电报局不仅接收了带有这方面内容并由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签字的电报，而且盖上标有“政府”字样的印章，及时将它们发送到俄罗斯各地。在后来的调查过程中，人们才知道，当初克格勃的一名副主席列出一张“以防万一”的名单，上面共有70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将这些人拘捕。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西拉耶夫、布尔布利斯等人都被列入了这份名单。不过，名单并未成为可执行的命令。8月19日整整一天，只有两人被拘捕。他们是–苏联人民代表杰利曼·格德里亚金和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维塔里·乌拉日采夫，后者是军人及军人家属保卫者联盟–“盾牌”组织的创建者之一。在被问及有关他俩被捕的原因时，帕维尔·格拉乔夫简单地答道：“他们早就在趟浑水了。”
一回到白宫，叶利钦和他的同僚们就十万火急地忙活起来。发言一个紧接着一个。几千名莫斯科市民涌向白宫，没有遇到任何阻拦。在正对白宫大厦不远的地方，筑起了街垒。总统、副总统、总理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在各自的办公室里忙碌着，不停地交流着信息。叶利钦签署了成立俄罗斯国防部的命令，并任命康斯坦丁·科别茨将军为国防部长–这位将军主持着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军事改革办公室的工作，对叶利钦忠心耿耿。除了在白宫组建的防卫指挥部外，当时仍为上校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组建了一支由自己指挥的不大的队伍。另外，还通过了一项秘密决定，准备在叶卡捷琳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建立一个与莫斯科平行的俄领导人的总指挥部。当时正在国外的俄罗斯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也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一旦叶利钦与西拉耶夫被捕，就在巴黎组建俄罗斯流亡政府。
与此同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却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性。其行动差不多仅仅局限于发送文件和通过电话传达指令。声明拥护的人倒很多，但几乎没有人急于向新的政权机构提供什么现实的帮助。上午10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聚集在克里姆林宫，对事态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他们不无欣慰地指出，国内保持着平静的局势。没有一家企业和机关单位举行了罢工。对于俄罗斯政府所呼吁的全民罢工，除了个别人以外，几乎无人响应;可是对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号召，响应者同样寥寥无几。孩子们爬到停在市中心的坦克上玩耍。莫斯科居民与官兵们平静地交谈着。很少有人明白当前这些事件的本质，但暴力和流血，也不再有人想要了。
早晨11点左右，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奥列格·谢宁的主持下召开非全体会议。苏共中央副总书记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伊瓦什科因病住进了医院。伊瓦什科刚来莫斯科工作不久，因此没有向他通报当前事件的详情。中央书记处赞成在晚些时候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且对它的相关决议表示赞同。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党的领导机关都收到了密码电报，要求尽一切可能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然而，令人难以捉摸的是–究竟具体应当做什么。
军队只开进了首都，圣彼得堡和其它大城市并没有军队进驻。在莫斯科，大约上午11点，坦克、装甲车和空降兵分队占据了通往白宫的各个要冲。然而，下一步该怎么走，军官们却不知道。有几辆坦克的乘员转向了保卫白宫者一方。鲍里斯·叶利钦迅速审度了形势，便迈出大厦，朝自己的支持者走去。在他们热烈的欢呼声中，叶利钦登上一辆坦克。当时是12点15分。叶利钦对围观的莫斯科市民发表了简短演说，随后将当天早晨签署并已向国外媒体转发的《告俄罗斯公民书》宣读了一遍。又过了15分钟，叶利钦在白宫签署了著名的第59号令，其中声明：“凡以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名义颁布的命令都是非法的，它们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不具有任何效力。”当后来得知，俄罗斯总统登上坦克发表演说的片断被中央电视台在新闻强档节目“时代”中播出，叶利钦和他的支持者们都感到非常吃惊。在这一天，大概全国所有人家的电视都打开了。通过彼得堡电视台，节目可以播送到苏联欧洲领土的相当一部分区域。安纳托里·索布恰克在该电视台公开发言，坚决反对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他刚从莫斯科返回，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彼得堡市长重要助手、克格勃军宫弗拉基米尔·普京带领几名保镖前来机场迎接。国内各个城市开始举行集会声援叶利钦。当然，这一天也有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集会。但是，这些集会大都是在车间和一些企业里举行的，因而集会所通过的决议很少有人知晓。
根据格拉乔夫的命令，图拉空降师的一个营于8月19日下午被调拨到白宫防卫指挥部。防卫行动由亚·列别德少将指挥。后来，列别德回忆道：“空降师的一个营转向反抗者一方的消息激起强烈的反响。兴奋之情达到了极点：人们呼喊着，挥舞着旗帜，吆喝着，狂叫着–这一切汇聚成一片极其刺耳的嘈杂声。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我们的营与新增派的侦察连开始行动了。任务再简单不过了：四支连队各负责掩护大厦的一个侧面。我走在领头的车辆前面，狂热的人群在周围喧嚣不止。这异乎寻常的热情只能给行动带来干扰。”安排好空降部队几个连的任务之后，列别德来到白宫，与当时领导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的尤里·斯克科夫会晤并结识，同时结识的还有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和叶利钦本人。“军人们如何看待这场政变?”叶利钦问道。“没什么。”列别德回答说：“他们简直对此一无所知。”
8月19日中午，在克里姆林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组织者和追随者们陷入一片恐慌。根·亚纳耶夫仍然期待着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他的情绪狂躁不安，原定于12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也被迫推迟。“他们会枪毙我!”亚纳耶夫近乎歇斯底里地对克留奇科夫喊道。掌管着国家重要部门、手中权力不小的帕夫洛夫总理也极度焦躁。中午，他召集内阁成员开会，而这次会议竟成了苏联政府历史上最后一次会议。所有人都忧心忡忡，尽管会上只有20多人发言，其中只有5个人直接表态，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余的人就稳定生产、保持联盟内部经济联系的具体措施发表了看法。会后，帕夫洛夫感觉身体不适，他的高血压症急剧发作了。不得不请医生来，将他送进了医院。与此同时，按照预先计划，正是帕夫洛夫，本来应该在这天与叶利钦会晤，而且紧急状态委员会内部对此次会谈报有很大期望。亚佐夫元帅保证将军队开进首都，但他却没有意愿，也没有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政治热情。弗·克留奇科夫的态度较为强硬，他掌握着最全面的信息，但作为克格勃主席，他尽力使自己处于次要的地位。安纳托里·卢基扬诺夫半夜就已退出会场，回到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过夜去了。他在行动上与亚纳耶夫和克留奇科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习惯于时不时地在纸片上记下自己参加的所有谈话和会晤的经过。
直到下午5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才在苏联外交部新闻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会议实况通过电视向全苏联直播。这次新闻发布会由根纳季·亚纳耶夫主持。坐在他身旁的还有巴克兰诺夫、普戈、季贾科夫和斯塔罗布采夫。同苏联最高苏维埃好多位人民代表一起，我在基斯洛沃茨克一座疗养院的大厅里观看了这场新闻发布会的全过程。伊万·波洛兹科夫也在这群观众当中。在邻近的一座疗养院里观看新闻发布会的还有根纳季·久加诺夫，而俄共领导对于在国内实施紧急状态的计划却一无所知。新闻发布会的影响极其糟糕。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没有一名领导能赢得信任，我们对其中某些人根本就不了解。亚纳耶夫和普戈表现得很不自信。亚纳耶夫的双手一直在颤抖，他极力想控制，手却依然抖个不停。他们对问题的回答不是前言不搭后语，就是模棱两可，犹豫不决。季贾科夫谈了改革的失败、走市场经济道路与改善经济管理的必要性。亚纳耶夫谈到戈尔巴乔夫的病情，并声称自己拥护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改革路线。“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只要一康复，他就会回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亚纳耶夫保证道。“我们准备，”他接着说，“与俄罗斯领导合作。”而且亚纳耶夫本人确实已经通过电话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叶利钦。当晚，诸如《证据与事实》、《莫斯科新闻》、《独立报》、《共青团真理报》、《自鸣钟报》、《文学报》等一系列报纸被明令暂停发行。同时宣布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只是日期定于8月26日，尽管会议有可能在8月21日或22日召开。
8月19日这一天结束了，它留给我们大家的是前途未卜和惶恐不安的感觉。几乎没有人急于做些什么。几乎所有的人–从普通公民到领导干部都认为最好还是等待。
1991年8月20日
8月20日，星期二，联盟条约原定于这天签署，而且这一盛大仪式的筹备工作在克里姆林宫已经全部就绪。在8月18日这个周日，正当叶利钦在阿拉木图访问时，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除了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外，同意在莫斯科签署该条约的还有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但是如今却没有一个人提及此事。当天早晨发行的报纸有《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红星报》和《莫斯科真理报》。直到这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基本文件–《苏联领导人的声明》、《告苏联人民书》、《致国家和政府领导的公告》，乃至紧急状态委员会的1号、2号决议才公诸于众。根·亚纳耶夫宣布莫斯科进入紧急状态的命令被单独刊登。许多报纸上发表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安·卢基扬诺夫反对和批判联盟条约草案的声明。这项声明的日期标明为8月16日。
这些公开发表的文件中的呼吁和警告本身，接近于大部分苏联人的意见和担心。但这仅仅是言辞而已。这些言辞代表谁的名义?其支持者是谁?它们值不值得信任?由谁，以何种方式将它们付诸现实?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会不会引发与声明截然相反的后果?8月20日，几乎有一半的地方报纸不仅发表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而且也发表了俄罗斯领导的号召和决议。《真理报》甚至以《俄罗斯联邦领导的立场》这个谦恭的标题摘要刊登了叶利钦的数次声明。
8月20日早晨，白宫周围聚集了5万多莫斯科市民，他们忙着设置和加固原始的街垒。近千名武装人员成功地会集在一起，由科别茨将军领导。当然，所有这些武装和非武装人员既无法阻挡空降部队的进攻，也无法对付别动队的袭击。然而，以武力攻占俄罗斯总统驻地的行动显然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对于进驻莫斯科的部队官兵而言，他们的任务不甚分明，他们并不把保卫白宫的人视为自己的敌人，而且根本不想使自己的同胞流血。帕维尔·格拉乔夫与叶利钦一直保持着联络，向他报告军队动态和收到的命令。苏联空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叶甫盖尼·沙波什尼科夫公开表明立场–决不向人民动用武力。动用直升机空降伞兵对付白宫保卫者的计划已经出台。苏联海军司令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虽然他的部下没有参与莫斯科的这场冲突。与此同时，沿伏尔加河-乌拉尔军分区司令阿尔伯特·马卡绍夫上将给亚佐夫和亚纳耶夫发去一封电报，要求他们对叶利钦采取果断严厉的措施，并要求宣布乌拉尔山和伏尔加河沿岸一带的城市进入紧急状态。瓦·瓦连尼科夫将军也从基辅发来类似的电报。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晨会上笼罩着惶恐的气氛。第一批发言的人有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奥列格·巴克兰诺夫。他在发言中提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只有立即采取具体措施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亚纳耶夫提议降低儿童商品的价格。代替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瓦·帕夫洛夫行使总理职权的副总理尤里·马斯柳科夫愤怒地嚷道：“这钱到哪儿去弄?”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详细了解了有关保障1991年8月20日开始的紧急状态的行动方案。该“方案”中有多处条款主要谈的是：委派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各领域的全权代表，对印刷业实施监控，干扰外国电台的广播节目，散发鼓动性传单，以及保证秋收任务及时完成，制定1991年10-12月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里所列出的主要专项措施为：“在最近两天内，务必保证安·卢基扬诺夫发表一次战略性讲话，这次讲话将对当前形势中的关键问题做出详细分析，而且这些原本不曾得到全面解答的问题都要求从思想观念上予以阐释。”接着，便是一份不小的清单，列举了要求安·卢基扬诺夫向人民做出答复的那些问题。
然而，安·卢基扬诺夫没有任何准备，也不打算准备这一所谓的“战略性”讲话，尽管它会将他自动提升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的地位上。相反，8月20日早晨，安·卢基扬诺夫决定与行使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职权的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会晤。亚·鲁茨科伊和伊·西拉耶夫也参加了这次会晤。“我们讨论了很久，”后来，哈斯布拉托夫证实。“西拉耶夫谈话时显得比较平静，鲁茨科伊则一直在发火。卢基扬诺夫为人精明，是个狡猾的政客，当他明白与俄罗斯领导没有商量的余地后，就选择了新的策略–开始为自己辩解。他一再声称自己没有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答应对俄罗斯人民代表参加非常会议不加阻拦，甚至试图说服政变分子撤出部署在白宫周围的军队。从卢基扬诺夫的办公室里出来，我们以为自己要被逮捕。坐上车，穿过克里姆林宫大门，我们才舒了一口气–没有人被捕。汽车刚行驶到加里宁大街，我们便不得不下车–拥挤的人群把路堵住了。就这样在一片欢呼声中，我们走回了自己的大厦。人们打心里高兴，我们没有被捕。”
列别德将军返回空降部队总部以后，又与卡尔普辛将军一道实地勘察了通往白宫的路线。他后来回忆，“我们再次欣赏了原木和钢筋构件簇拥着的最高苏维埃大厦，彼此使了个眼色，便坐上汽车前去汇报。一切显而易见，一切同时又模糊不清。单纯从军事眼光来看，攻占这座建筑并不会太费劲。可令人不解的却是：干这鬼差事究竟为了什么?我看到一群人呆在最高苏维埃大厦墙底下，我和他们聊了一阵儿，互相骂了几句。但这都是些普通的、平常的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上午便做出决定–开始准备夺取白宫，对叶利钦实行隔离。但这项决定的背后没有任何强烈的意志，而且也不清楚–由谁，如何来执行决定。这还不是一项发起冲锋的命令，所提到的只是可能采取强力措施，只是计划而已。接到准备冲锋的口头指令后，帕维尔·格拉乔夫找到一个机会，秘密会晤了尤里·斯克科夫，向对方告知了一切，同时表示，他本人没有向空降部队下过任何命令，而且也不准备这么做。叶利钦从其他渠道也得到了类似的情况通报。形势趋于白热化。按照匆匆制定的计划，由卡尔普辛将军对准备可能发动的猛攻进行全面领导，在阿富汗，在1979年12月27日攻占阿明宫殿的战斗中他就已脱颖而出。“阿尔法”小组应当在这样的冲锋中发挥主要作用。代号为“Ч”的时间，即开始冲锋的时间定于凌晨3点，也就已经是8月21日。按照计划，最先行动的是空降兵和特警。随后是配有特种装备的“阿尔法”小组。有关情报表明，“阿尔法”小组能够以很短的时间夺取白宫，但行动的结果最有可能是消灭大厦内外的保卫人员和全部的俄罗斯领导人。那么下一步怎么办?“阿尔法”的军官问自己。没有一条退路。于是“阿尔法”的指挥官决定–如果接到冲锋的命令，他们不准备执行。指挥官们将这个决定通知了卡尔普辛。后者表示同意。离预定的“Ч”时还有两小时，卡尔普辛打电话给格拉乔夫。“你在什么地方?”格拉乔夫问道。“在距离俄罗斯议会大厦两公里处。我研究了形势，做出了决定。”卡尔普辛沉默了片刻，接着说：“我不打算参加冲锋。”“谢谢，”格拉乔夫答道。“我的人也不准备上。我再也不会前进一步了。”此时，空降兵们正在距白宫不远的地方，但他们并没有为冲锋做任何准备。至于内务部队和特警，甚至尚未开拔到可能发起冲锋的区域。“行动没有意义。”亚历山大·列别德向格拉乔夫通报了自己实地勘察的结果。“会流很多血，军队将永远无法洗清。”军方人士还清楚地记得1989年4月发生在第比利斯的事件，以及后来成为军人罪状的那些责难。军队现在究竟应当执行谁的命令，难道要使自己的同胞们流血吗?
在为后来展开的调查所写的证明材料和回忆录中，无论克留奇科夫还是亚佐夫都强调，他们未曾向军队下达过明确的、无条件的冲锋令。的确，有关攻打白宫的任何明白无误，并且是书面的命令根本就不存在。德·亚佐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强调，8月20日傍晚，他便决定将军队撤出莫斯科。他知道格拉乔夫和列别德的立场，而且并不反对。这一点得到其他证人的证实。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后没几天，亚佐夫的一名副官С少校就称亚佐夫对8月19日和20日发生的一切深感痛苦，整个人变得萎靡不振。当有人试图说服他采取武力，他断然答道：“我不准备成为皮诺切特。”根·亚纳耶夫后来也几次声称，他坚决反对采取暴力，并且他请求过克留奇科夫不要攻打白宫。确实，8月20日傍晚和夜间，亚纳耶夫不停地辗转于克留奇科夫和卢基扬诺夫之间，歇斯底里地重复着：“哪怕死一个人，我都不能活下去。”这位代总统时不时喝得酩酊大醉。在这种情况下，谁又可能下达清醒而明确的命令呢?
尽管帕·格拉乔夫告知尤里·斯克科夫，一旦收到冲锋的命令，空降部队将原地不动，不开一枪，恐慌依然在8月20日傍晚的白宫散布开来。人们在这里并不了解军队在情绪方面和动向上的细枝末节，却清楚地看到，冲锋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并非所有人都能控制住紧张的神经。伊万·西拉耶夫将部长会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都打发回家，而自己也决定离开。他打电话给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鲁斯兰·伊姆拉诺维奇，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再见了。今天夜里我们就完了。这是可靠的消息。让他们去占领大厦吧，我可要回家。再见吧。”叶利钦顿时神色黯然，他试图劝阻西拉耶夫，却无济于事。在自己的政务和保卫人员的影响下，他半夜进入大厦的地下室，那儿的车库中停放着他的“吉尔”牌防弹轿车。保卫人员告诉叶利钦，如果打开自动门，防弹轿车就能穿越几道不大的障碍，冲向不远处的美国使馆大院。但叶利钦说：“我哪儿都不去”，于是所有人便回到了大厦的五楼。
凌晨3点，没有发动任何冲锋，白宫里的人便以为行动推迟了1小时，但到凌晨4点，还是不见动静，假如不算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枪响。人们终于明白，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游戏失败了。
1991年8月21日
8月21日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退却和溃败的一天。已是夜里1点以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会集在弗·克留奇科夫的办公室。德·亚佐夫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派了自己的副手В·阿恰洛夫前来。“请告诉他，军队正在退出游戏”，国防部长说。但克留奇科夫已经得知白宫周围的情况，了解了空降部队及其下属的“阿尔法”小组的意图。他也认为，取消冲锋行动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但这还不算是取消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整个方案–该委员会新一次会议定于早晨8点。但是在当日清晨，国防部就任命了新的集体。这是一个咨议机构，可是会聚于此的将军却一致认为–军队应从莫斯科撤出。“感谢上帝，我们没有开一枪”，阿恰洛夫说。亚佐夫元帅命令将军队撤出莫斯科，这一命令随后得到立即执行。克留奇科夫也得知了有关决定，并没有谁征求他或亚纳耶夫的同意，紧急状态委员会内部没有级别的高下之分。由于不幸的巧合，正是在军队退出莫斯科的过程中，首次发生了流血事件：在加里宁大街和环形花园路，3名青年试图阻拦行进中的坦克，结果被轧死。事后，法院认定这是一起意外事故。
早晨8到9点，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开了最后一次会。会议较为简短，与会者也不齐全。瓦·帕夫洛夫没来，他还躺在医院里。奥·巴克兰诺夫没来，他也决定退出游戏。德·亚佐夫也没来参加会议。然而，没有国防部长，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克留奇科夫建议所有人一起去找亚佐夫，在他那儿继续会谈。后来，克留奇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8月21日早晨10点，紧急状态委员会部分成员，以及谢宁和普罗科菲耶夫，一起前往位于伏龙芝街与滨河街的国防部去找亚佐夫。主人客气地出来迎接，表面上很平静，脸上的神情却表明，他的内心动荡不安：高度紧张、疲劳、痛苦的体验，甚至还有某种漠然。亚佐夫听我们说前来的目的是要和他个人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便回答道，国防部集体做出了从莫斯科撤出军队的决定，而且撤军已经开始了。我怀着同情和理解的心情望着元帅……我们从亚佐夫的办公室给卢基扬诺夫打电话，要他赶到国防部，很快他就来了。我们讨论了局势并得出结论，不能再冒险了，随后又决定终止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前往福罗斯拜会戈尔巴乔夫，再次向他通报局势，竭力说服他采取措施，以挽救行将崩溃的国家。所有人都意识到，目前的行为对个人而言也是冒险。决定8月21日13时前往福罗斯。我们商定，去的人是巴克兰诺夫、亚佐夫、季贾科夫和我。卢基扬诺夫和刚从医院出来的伊瓦什科也表示愿意乘同一架飞机前去。普列汉诺夫作为保卫局领导，无论如何都应当去。在驶向伏努科沃机场的路上，我从汽车里打电话给亚纳耶夫。我告诉他，最终都有谁去福罗斯，并再次询问他是否觉得有必要加入我们的行列。他回答，毕竟要有人留在莫斯科。我们知道，这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电话交谈。”亚纳耶夫本人对这一场景的叙述略有不同：“8月21日，几个人飞往福罗斯。克留奇科夫在福罗斯给我打电话说总统不接见。当时，为了使那几个人免遭不测，我签署命令，解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取消其所有决定。”然而，亚纳耶夫的命令并未在任何地方公布，而且所有人都对其一无所知。
当天下午4点，飞机载着紧急状态委员会不久以前的成员在克里米亚着陆。前来拜会戈尔巴乔夫的有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巴克兰诺夫、伊瓦什科、卢基扬诺夫和普列汉诺夫。戈尔巴乔夫已知道了一些主要的消息。8月19日，他就已能够通过晶体管收音机收听新闻了–主要收听的是“BBC”的节目。第二天，福罗斯的囚徒们获准用一台电视机来收看电视节目。得知紧急状态委员会新的代表团到来后，戈尔巴乔夫命令自己的保卫人员将通向别墅的所有入口都封锁住，谁都不能放进来，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器。戈尔巴乔夫声称不见任何人，直到通讯完全恢复。这个要求被接受了。恢复通讯大约用了30分钟，戈尔巴乔夫立刻坐到电话旁，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第一个是打给叶利钦的。听出戈尔巴乔夫的声音之后，被战友们包围着的叶利钦叫喊了起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亲爱的!我们已经在这里死守了48个小时。”在接下来的电话当中，有一个是打给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当时，美国还是深夜，但布什被叫醒。他拿起话筒，以自己和妻子巴尔巴拉的名义说他们都在为戈尔巴乔夫祈祷。随后是打给纳扎尔巴耶夫、克拉夫丘克和其他许多人的电话。除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安纳托里·切尔尼亚耶夫也对在福罗斯的这段经历做了详细的日记。据后者证明，大约傍晚5点，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其他人来到福罗斯。没有预先通知戈尔巴乔夫。切尔尼亚耶夫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亲属们一起跑到阳台上。“一队‘吉尔’轿车沿着别墅入口处的斜坡驶来，而迎接他们的是一群斜挎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年轻保镖。‘停下!’–树丛后面还有一群小伙子。从最前面的轿车里走下来的是司机和另一个人。有人朝他们喊了一声‘停下!’。两人中的一个跑向戈尔巴乔夫的别墅，很快又跑回来，车队便驶向我的办公室所在的办公楼。我从位于二楼的办公室出来。楼梯正对着楼门。只见卢基扬诺夫、伊瓦什科、巴克兰诺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从这道门鱼贯而入。所有人都是一副败军之将的模样，脸色阴沉沉的。我全都明白了–他们是跑来谢罪的。我穿好衣服，赶紧去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报告。他似乎害怕别人认为他准备接见他们。而接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从电视新闻上已得知，俄罗斯联邦议会代表团马上就要到了。戈尔巴乔夫坐在办公室里，通过电话”发号施令“。稍作停顿，他又接着说：‘我向他们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恢复通讯，就不会和他们谈话。而现在就算恢复了，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当着我的面，他吩咐有关管理人员将克里姆林宫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对那些跟政变有关联的人一律不准放行，无论他们有什么理由……他把政府通讯机构领导和邮电部部长叫到电话跟前，要求他们切断政变分子的一切联络方式。根据反应可以断定–他们在电话另一头一定是必恭必敬地站着的。然后他开始和乔治·布什通话。在我来之前，他已经和叶利钦、克拉夫丘克、纳扎尔巴耶夫通过了电话。我的提醒他都当作了耳边风。‘瞧你!怎么就不开窍。我不打算见他们。难道要我去见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之流!’”
经过短暂的时间，国内政权就重新回到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手中。但这已经是完全另一种政权和另一个国家。苏联的历史结束了，1991年8月21日作为这段历史中的一页也被翻了过去。虽然濒死状态，正如我们所知，仍然延续了几个月，但是从这一天起，一个独立的国家–俄罗斯联邦开始了新的生命。这个国家只有一个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或者他打算去做的一切，都几乎不再有任何意义了。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解体前苏联的“8·19政变”实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