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滴滴司机又出丑闻：迷奸性侵女乘客又直播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受保守派的非议和责难。比如，改革开放的先驱、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因力推改革成为保守派的眼中钉。任仲夷自曝，20世纪80年代，某位中央领导人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故意责问：“任仲夷是不是共产党员?”中央确定增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有任仲夷的提名。但名单送给这位中央领导人过目时，他把任的名字划掉了。2002年5月，退休多年的任仲夷作为“特约代表”应邀出席广东省党代会，他给大会送去一份书面发言材料，谈了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法治”和“法制”、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问题的看法，这个发言当天即印出，但受广东最高当局阻拦，未能发给与会全体代表。本文摘自2007年第1期《炎黄春秋》，作者杜瑞芝是中共广东省委原常委、省顾问委员会原副主任，原题为《让子孙后代记住任仲夷这个名字》。
任仲夷上任广东前在中南海留影
任任仲夷离去，失去一位最真挚的同志，一位最敬重的良师益友，我感到很孤独，很失落，很悲痛!回顾过去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开怀交心，使我获益匪浅。如今失去最可信赖的兄长，内心的痛楚，谁人知晓?!惟一能做到的是按照任仲夷的忠告，多读各家的书，多听各家之言，多想问题，继续发挥余热，又不患痴呆症。一年来，我正是这样度过的。
在纪念任任仲夷逝世周年之际，让我再次倾诉我对师长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让子孙后代记住：任老是“立德”、“立言”、“立功”三立的楷模
在任仲夷病逝前两个多月的2005年9月初，广东省顾委联谊会，组织原省顾委部分老同志去华东参观学习，原定任仲夷带队，我陪同前往。未料，任仲夷患病住院，我成了领队。临行前的9月8日，我特地到医院看望任仲夷。在华东各地十二天，我天天挂念着任仲夷。9月22日下午返穗，23日和月底，我又两次到医院看望仲夷，彼此亲切交谈。我还和仲夷夫人王玄，一起听医生讲述病情与治疗方案。10月18日我第三次去看望，他已转到重症监护室，谢绝探望了。据医生介绍，已请专家会诊，还看不准，在观察。11月12日，我和老伴李秀文去看望仲夷。医生说，他病情严重了，仍在观察。此时，我还在想，任仲夷那么乐观豁达，相信他会像以往那样战胜病魔，康复过来，我们又能天天见面，晚上一起散步聊天的。我万万没想到，过后三天，任仲夷竟然驾鹤西去，从此永别了。
在任仲夷家，协助王玄办理丧事时，我无法克制住自己的情感，痛哭了一场。也就在这时，我接到《南方都市报》记者来电，要求专访，介绍和任老交往的详情和感受，我当即答应。然而，没两天报社告知，采访任老的报道都不让发表了。对此，我深感遗憾。
任仲夷说“我的一生很平凡”，这是他的谦虚，事实决非如此。可以这样说，打从1935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算起，任仲夷长达七十年的社会经历，可歌可泣。他长期担任地方领导职务，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与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这个阶段，是任仲夷人生历程中最辉煌的一段乐章。在拨乱反正的年代，任仲夷就充分显示其在政治上、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不移，态度鲜明果断的大智和“舍得一身剐”，敢为人先的大勇。早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要文章，揭开思想大论战帷幕第三天，任仲夷便着手撰写，随后发表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这篇深刻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同年，他还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这篇针对性、战斗性更强的文章，提出与华国锋针锋相对的“两个凡是”：“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正因为如此，任仲夷成为参加全国思想大论战，批判“两个凡是”，“跻身于地方大员领先集团之‘三甲’”。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在我国处于两个历史转折关头，任仲夷均被赋予重任：一是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7年2月，他从黑龙江调任到被毛远新把持多年的辽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期间，他冒着政治风险，伸张正义，为当代奇冤张志新平反昭雪，震撼全国。二是在1980年11月，他从辽宁调任到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和先走一步的广东担纲、领航，历尽艰辛，顶住压力，排除干扰，为坚定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并开始搞活经济，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带了个好头。我把任仲夷的生平业绩，概括为“三立”，就是立德——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立言——敢于和善于独立思考，坚持与时俱进，常有富于哲理和深度、令人信服的理论观点的创新;立功——千方百计为人民多办实事好事。任仲夷是“三立”的楷模。
给“包”字划上句号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则以“包产到户”突破。因此，对“包产到户”态度如何，是检验我们对中国改革态度的一块试金石。全国如此，广东也不例外。广东当时的情况怎样呢?应当说，相当复杂。主要是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省委领导班子，对“包产到户”的认识分歧很大。在省、地和农口部门领导中，往往形成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对农民，主要的、更多的是采取硬纠硬扭，越扭农民越不接受，越纠搞“双包到户”和所谓单干的就越多。作为主管农口的省委领导，我在1980年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同农民打了两年的拉锯战、消耗战。”因为我支持农民“包产到户”，曾受到某些领导的责难，是有压力的。好在到了1980年11月，任仲夷到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众所周知，任仲夷思想解放，很能坚持实事求是。任仲夷到广东还不到两个月，在1981年1月22日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讲话，用搞了“双包到户”增产增收、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等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形势的主流是好的，党同农民的关系更密切了;已实行“双包到户”的地方，只要群众满意，能增产，对国家贡献增多，就不要硬改过来。他强调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要分清主流支流，不要把问题看得过重，甚至夸大，走回头路;又不要不重视解决，放任自流。任仲夷的总结，为在省、地、市、县领导层中对“包”字之争，总算打上了句号。诚然，此时仍有个别领导思想不通，甚至很不满意。据说听了任仲夷的讲话后，有位县委书记忿忿不平地说：“原来任仲夷和杜瑞芝是一丘之貉。”这不奇怪，因为长期受到“左”的思潮影响，有人一时很难消除。但是，如要继续反对“双包到户”，已不成气候。
此后，争论还很多。“包”字之争解决后，到争一个“富”字即允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争一个“商”字即允不允许农民务工经商;到争一个“股”字即允不允许农民搞股份制;到争一个“雇”字即允不允许农民雇工等等。其焦点是姓“社”还是姓“资”，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战略措施还是权宜之计。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任仲夷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完全一致。例如，在1982年时，广东对鱼菜果等已放开市场经营，部分专业户开始富起来了，“万元户”成为议论的热点，被患“红眼病”的人责难。任仲夷和我都认为，专业户靠勤劳致富，完全正常，应当给予支持。因此，在省农委召开的一次专业户座谈会上，任仲夷特地赶来讲话，他说：“‘万元户’不算富，富了还要富。”一语惊人，流传甚广，影响很大，给带头搞商品经济的专业户吃了“定心丸”。又如，关于冲破“雇工”这个禁区，更是令人难以忘怀。农民搞了包产到户，解决了温饱问题后，部分能人带头拓展生产领域，扩大经营规模，追求生活富裕，这样就在种植业、养殖业乃至加工业方面，出现了十分活跃的搞雇工经营的承包大户。他们在千家万户中起了推动商品生产、繁荣市场经济的示范带头作用。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段时间的红头文件，如1980年中央75号文，还规定“不准雇工”。而承包大户都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当时“生产技术科学化，生产工具机械化，生产服务社会化”的程度很低，基本上靠手工操作，不准雇工，就不能扩大经营规模，承包大户也就很难存在了。所以，如同包产到户一样，对于“雇工”这个“不准”，更是一个严重的“禁区”，甚至可以说是个“雷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继包产到户后出现的另一场姓“社”还是姓“资”的尖锐论争。就因为这样，任仲夷和我在支持承包大户发展过程中，曾遭受到现在看来完会没有必要的责难，但在当时却是不可避免的麻烦。我们碰到最棘手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对待陈志雄这个闻名全国的承包大户问题。
陈志雄“雇工事件”引发的一场姓“社”姓“资”大争论
从任仲夷和我当时的想法看，对雇工问题看得并不重。因为我们懂得，寻求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必须允许土地、资金、技术、劳力等多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必然会出现各种形式的联合，会出现各种形式的雇工;这个雇工，是在农民人人占有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后出现的;这同旧社会农民的破产被雇，不能相提并论。据当年部分到经济特区的外来工反映，在这里干活一个月能赚几百块，比在家里不知要好多少倍。“你说雇工剥削不好，我情愿受其剥削”。这就是我国农村生产力不发达，而且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客观现实。不能只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无视这个活生生的现实。
那么，陈志雄的承包经营状况是怎样的呢?这位高要县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从1979年起搞承包经营，当年他承包8亩鱼塘放养鱼苗出售，没有雇工;1980年他跨越两个大队，投标承包鱼塘141亩，除放养鱼苗，还养大鱼、种茨实，夫妻俩参加劳动，雇请固定工一个，临时工400个工日;1981年他继续投标扩大承包，全年承包面积共497亩，有部分是别人投标转包给他经营的，主要是种茨实和养鱼，自身投劳两个，雇请固定工5个，临时工1000个工日;1982年他跨越四个大队，继续大面积投标承包，承包面积354亩，计划搞“茨实——水稻——鱼苗”轮作，拟雇请固定工两个，临时工1500个工日。
对于陈志雄这样搞承包经营，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高要县委和肇庆地委的主要领导，向来采取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的态度。省委有关部门以及省委领导，总的来说也是采取肯定态度。早在1981年初，肇庆地委办和高要县委办调查组，联合采写了《关于陈志雄承包鱼塘三百多亩的情况调查》，认为陈志雄这样做，“集体增加了收入，承包者也有所得益”。同年2月26日，省委办公厅将此调查材料加按语打印上送省委领导同志参阅。
既然如此，为什么陈志雄这样一个承包户会在全国引起激烈争论，而且惊动中央一位领导出面要广东制止、纠正，并通报全省呢?起因是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人赞赏，也有人提出疑问。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为此，《人民日报》开辟《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专栏，开展讨论，至同年8月30日，历时3个月，共发表21篇讨论文章，最后以发表北京读者佘大奴、黄克义题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对陈志雄承包有争论的两个问题的看法》的文章，作为讨论总结。该文对“能不能跨队承包”问题，作了肯定回答。对于“陈志雄雇工算不算剥削”，认为“陈志雄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的表现，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事情并非到此了结。1982年1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讨论会上，印发了广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两位同志写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陈志雄的大户承包已经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经营，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其资本主义性质是明显的。而且，随着这种经营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问题：一、社员之间的关系逐渐起变化。大户承包一发展，其他社员就被挤在一个越来越小的空间劳动，有些农民甚至被迫失去土地，只得外出谋生，或者当承包大户的雇工。承包大户则借此发了财。二、生产队收入的性质起了变化。随着这种包金收入在生产队总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按劳分配就失去了基础。三、冲击粮食生产。对这份上了“资本主义性质”大纲的调查报告，新华社记者以《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为题，于1982年1月17日登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引起中央领导重视，作了批示。耀邦同志在“内参”登出当天，即1月17日作了如下批示：“请润生同志注意并提醒广东省委。”润生同志1月19日批示：“瑞芝并任仲夷此事请酌处。”一个是“请注意并提醒”，一个是“请酌处”，这种温和、商量的语气，有利于下面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然而，在1月18日，×××同志所作的批示，就大不相同了。他给任仲夷的信抄送耀邦、万里同志和国家农委各一份，是这样写的：“附上材料一份，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下发这个批示，无疑是下了一道讨伐“雇工”令!
这些批示信发到任仲夷和我手里，虽然我们对×××批示中吓人的话不以为然，但一方面作为下级要遵守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另方面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由我组织人下去作调查，并于同年4月22日，我签发了以广东省农委致省委并报国家农委《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报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首先肯定陈志雄开创了专业承包先例，对承包双方均带来好处。强调“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这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效益。”其次，对省社科院经研所两同志所说的沙浦公社“出现了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作了重要更正。值得庆幸的是，任仲夷和我自始至终对农村雇工经营未作出任何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更未向“全省通报”，因而也就未对全省专业大户承包经营和农村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先行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省，面临非常复杂的种种难题。中央一领导甚至问“任仲夷是共产党员吗？”任老“一进宫”“二进宫”顶风前进
身为同一届省委领导班子成员的我，感到任仲夷处理广东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面临的棘手问题，得心应手。但是，对于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重大决策，任仲夷和广东省委“一班人”驾驶着这艘“先驱号”航船，开辟一条前人从未驶过的航线，做到改革开放真正先行一步，并非一帆风顺。因为遇到上下左右压力很大;同级告状，左右干扰，特别是来自上边的压力。所以，任仲夷差一点过不了关。这是从我于1982年2月参加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我把它叫做“一进宫”会议)，以及后来任仲夷和我多次交谈中，所得出的真切体会，使我深深懂得任仲夷为改革开放用心良苦，懂得作为“班长”的他工作艰辛。
这是任仲夷调任广东后，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冲击。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起因是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看到中纪委一份报告，反映广东省的一些干部甚至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有极其严重的走私贩私的犯罪行为。这位领导随即在报告上写了极为严厉的批语。并且认为，中央纪委的报告反映的问题，是严重毁坏党的声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必须极端地重视，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通知虽然是向全国发出的，但事因广东而起，广东当然首当其冲，是重点之重点。同年2月，我有幸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听到了会上严厉地批评广东，也听到了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非议。由于对会上的议论，别人已作过详细介绍，我就不必赘述了。这里只略举任仲夷会后给我说的二三事，也足够了。任仲夷对我说，胡耀邦让我“二进宫”，“讲清楚”问题，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广东还不放心。其实，主要就是对我不放心。有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责问：任仲夷是不是共产党员?任仲夷说，我身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难道他还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吗?他是故意这样问的嘛!任仲夷还告诉我这么一件事：中央确定增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我的提名。名单送给这位中央领导过目，他把我的名字划掉了。任仲夷还问我，知不知道我给中央写过检讨信?胡耀邦劝我，对我说：“我和紫阳同志都做了检讨，你不做检讨行吗?”我当时听到任仲夷说的这些事，吓了一大跳，心情非常难过!后来，我仔细琢磨，便逐渐想通了，感到毫不奇怪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问题，总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不能离开所处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在那时，恰恰是处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轨的起步阶段，多年形成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传统观念，还在人们的脑海里作祟哩：思想观念不同，对人对事怎么会有共同的语言呢?正如当年任仲夷所说：“见怪不怪不对，少见多怪也不对，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看来，这是个要害!
就在这种极为复杂的形势下，在广东的改革开放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非议中，任仲夷是怎样正确传达贯彻“一进宫”和“二进宫”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的呢?原来，任仲夷早有思想准备。他对我说，在中央召开第一次两省座谈会后，我就深感如何传达会议精神的为难。如若是不将上头各位说的都传达，会违反组织原则;如若是把上头各位说的和盘托出，那就很有可能造成思想紊乱，后果严重。究竟怎样传达好呀?他向耀邦同志作了请示。请示时，他特别向胡耀邦汇报说：“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大陆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胡耀邦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我认为，任仲夷真明智。明智之一在于他这一步棋走的实在好：因为有了胡耀邦的尚方宝剑，他就获得了如何传达的选择权;明智之二在于具有“特区情结”的他，非常珍惜上级特许的这个权力，懂得传达的内容如何“扬弃”。正因为如此，在1982年3月20日至4月3日，省委用15天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上，任仲夷传达两省座谈会精神时，对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他都没有传达。当时有中央领导建议要对存在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广东省委也没有采纳：因为任仲夷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搞一次大辩论，就会出偏差，弄不好就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上纲上线，乱抓辫子，乱扣帽子。他认为，既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犯罪问题的严重性，又要清醒地看到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成就。在这期间，他还果断地提出“三个坚定不移”，即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坚定不移;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为避免“一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任仲夷在这次会上，将过去提出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16字方针，改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管越活，越活越管”的24字方针。也就在这期间，任仲夷还提出了著名的执行“排污不排外”的方针。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前，有不少干部估计这一定是“杀气腾腾”的会，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在会上作检查，挨批评。而任仲夷在这次会议的开场白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他在代表省委做的报告中说，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我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并且检讨了自己的失误。对下面的干部，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的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结果，广大干部担心出现的像过去搞政治运动那样人心惶惶、“杀气腾腾”的状况并没有出现，而是保持着“热气腾腾”、“朝气蓬勃”的局面。仲夷风趣地对谷牧说，我只改了一个字，把“杀”字改为“热”字，结果就热起来了。任仲夷这样做，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并在打击经济犯罪与实行对外开放、搞活经济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实践充分证明，具有政治远见和坚定信念的任仲夷，紧紧依靠省委领导班子和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乘风破浪，终于把改革开放“先驱号”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史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并为推进全国的改革开放树立了榜样。任仲夷能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审时度势，从容面对，敢于和善于“扬弃”，既不“偏听偏信”，又不“矫枉过正”。任仲夷的头脑总是那么清醒，思想总是那么解放，态度总是那么坚定。故此，任仲夷没有辜负胡耀邦书赠武侯祠联，特地将“蜀”字改为“粤”字，寄语“后人治粤要深思”的期待，没有辜负邓小平提出的“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重托，不愧是一位慧眼独具、胆识过人的改革家和政治高手!
任仲夷离休后二十年，与我交谈最多的是中国的民主与法制，说“我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退居二线和离开工作岗位这二十年间，任仲夷和我的交往更多了。除了外出，只要在广州，我俩几乎天天接触，晚间在河边散步聊天。任仲夷见多识广，能指破迷津，和他常在一起，感到很充实，成了我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任仲夷也乐意和我交谈，因为我直肠直肚，实话实说。记得2004年2月10日，我的老秘书给《秋光》杂志写了一篇专访《杜瑞芝：一个从来说话不拐弯的人》，我让任仲夷审阅。大约个把钟头，任仲夷就退回来了，他在稿上作了如下批示：“我认为写的很好，‘说话不拐弯’这个词也很好，‘直来直去’之谓也，亦即‘敢说话’的意思。‘敢言’、‘敢说’话，都是褒词。‘敢放炮’则带有‘贬’的意思。”任仲夷对敢说真话的人最尊重，对口是心非的人最反感。
我们的交谈，海阔天空，但最感兴趣、聊得最多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民主与法制问题。除了交谈，有时彼此看到有什么珍贵的材料，还相互传递，提请阅读，扩大视野，拓展思路。例如，2003年11月17日，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邓英淘对水利界泰斗林一山关于长江、黄河、淮河和汉江的治理问题的四次访谈录，谈的很好，关乎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问题，而且是“涉及子孙后代的大事”，很有阅读价值，便推荐给任仲夷看。任仲夷阅后批曰：“杜瑞芝同志：这份材料很值得保存。”2004年9月1日，任仲夷给我推荐一批材料，他在信封上郑重其事地写着“要件”，“妥交杜瑞芝同志亲收”。在信上写着：“瑞芝同志：费了好大劲，把网上材料找出来了，送上十一份请你阅参……阅后请退我。”我认真看了，在这些材料中，有作为一个公民、党员，向国家和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提出建议，本来合理合法，后来却传来不幸消息，说他因此失去自由的;有告诫掌管宣传的领导机关，不应以新闻自由为敌，公然践踏最起码的文明准则的;有揭发其主管领导“小题大做”，“杀鸡给猴看”，限制办报言论自由的;有对当局关于现在正是“中国人权状况最好的时候”，提出种种质疑的，等等，都是关乎民主与法制的大问题。
以思想型、学者型领导著称的任仲夷，平易近人，脾气很好，待人笑容可掬，说话斯斯文文的。然而，近几年我却先后三次见到他发起脾气。第一次是在2001年初，北京某权威院校的一位常务副校长，特地来广州约请任仲夷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任仲夷应邀赶到鸣泉居宾馆相会，准备开怀畅谈自己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和见解。岂料，来者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高论”一番，却毫无倾听任仲夷发言之意。因此，任仲夷感到大失所望，愤愤不平，扫兴而归。第二次是在2002年5月24日，任仲夷作为“特约代表”，应邀出席广东省委召开的党代会，他给大会送来一份书面发言材料，谈了自己对如下三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一)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是为了把国家治好，这是两者的共性，是一致的。但是又决不可把两者混为一谈，特别是对两者的认识、理解和实施方法上，必须有所区别。“依法治国”是具有强制性的，而“以德治国”则只能采取教育、启发和引导的方法，决不可采取强制或各种变相强制的办法。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深刻的教训，今后不应再重犯。我曾为一位作者写的有关“法治”与“德治”的书上题了两句话：“依法治国，以德育人。”意思就是应当把两者结合起来，而又有所区别。(二)关于“法治”和“法制”。过去人们常用“法制”这个词，不少人以为“法治”和“法制”并无什么区别，其实“法治”和“法制”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实行“法治”是针对“人治”而言。我国要实行“法治”，是在党的十五大首次正式提出的。自此以后“法治”一词为广泛使用起来。实行“法治”，反对“人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要真正实行“法治”，就必须使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项法律、法规、制度，包括领导的“指示”和“批示”，都必须符合“法治”的原则，而不能有所违反。更重要的是，对于“德治”的内涵，也必须“与时俱进”，作出新的解释。不然，从“人治”改变为“法治”仍会遇到很多阻力，甚至成为空谈。(三)关于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问题。对于什么才是中国真正的先进文化及其正确的前进方向，其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很清楚。但是，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我认为凡是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才是先进文化;凡是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前进方向才是正确的前进方向，这是我们要努力争取和认真实践的。根据同样的标准来判断，凡是“一家独唱，一花独放”的文化都不是先进文化;因此，凡是“一家独唱，一花独放”的前进方向都不是正确的前进方向。这是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和坚决反对的。上面谈到的几点认识和理解，对或不对，供同志们参考。奇怪的是，任仲夷这个言简意赅且针对性、说服力极强的发言，大会简报组当天即印出，却未见发给与会全体代表。何故?任仲夷十分关心，让我打听打听。随后，我问了好几位有关领导，都说不清楚。任仲夷又问会议主持人，他也说不清楚。这样，推来推去，最后不了了之。任仲夷愤愤不平，又一次发了脾气。第三次是在2004年初，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任仲夷接受采访，强调对这位伟人最好的纪念就是继续更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准确、与时俱进地贯彻落实他的理论。任仲夷根据邓小平理论，紧密联系实践经验，就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这篇访谈录，在几家杂志发表后，受到读者广泛好评。然而，两家杂志的主编却受到批评甚至被免职，采访者还被追查是不是他主动找任老采访的。诚然，任仲夷对此种种所为十分不满，他愤愤不平地说：要问就来问我嘛，为什么不找我来谈呀?!也因为如此，他辞去该杂志顾问职务。
对于任仲夷这三次发言的遭遇，从不让他讲，到讲了不让发表，再到发表后整人，我也愤愤不平，但又感到无可奈何。因此，我对任仲夷半开玩笑说：“你不要‘半夜鸡叫’了。”我的意思是，人家把你的诤诤之言当成政治杂音，是半夜里发出的影响他安静睡眠的噪音。你越讲人家越反感!任仲夷却对我说：“我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他的态度很坚决，语气很有力，意思很明确，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为政治体制改革鼓与呼。正因为中国的改革仍未过大关，任仲夷语重心长地说：“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对政治体制改革，任仲夷非常执著。任仲夷说过：对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的十三大报告，小平同志关于“对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的教导，不要忘记!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任仲夷自曝遭打压：晋升人大受阻言论被禁应中共政府要求 关闭纪念六四维权帐号 Zoom承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