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10日，皇帝住了数百年的紫禁城挂上了“故宫博物院”的牌匾。从1925年到2015年，故宫博物院走过了90个春秋，从明清两朝的天子居所转变为世界上藏品最丰富、年接待游客数量最多的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内的慈宁宫
溥仪出宫事件
张勋复辟事败不久的1922年5月，便有要求驱逐溥仪和严惩祸首的声浪出现，鉴于民国政府的财政窘乏，国会中还有人公开倡议废止皇室优待条件，主张应该撤去帝号的争议。反观清室在多次动荡中，一方面由于民国政府未曾履行先前的约定，按时每年拨款，另一方面则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为此颇有意主动自己提出废止优待条件。尽管最终的结果不了了之，可是因清室宫内平日的收支甚感失衡，故溥仪还是决定在5月6日，派员清理及统计各项陈设的皇室财产。
当皇室清查财产的消息陆续被揭露后，清宫内旧藏古物成为许多人所注目和觊觎的焦点。因为皇家的收藏非但象征清室拥有偌大财富，从名分的意义来说，也成为维系逊帝的图腾;换言之，亦即统治正当性所在。就在出宫事件前夕，北京执政当局借着清室财政面临困窘的处境下，进一步有意想要收回宫中藏物，因此提出了所谓“让归”的办法。该办法系由张国淦(1876—1959)出面接洽，主要的内容建议将前陈三殿之故物，折价为500万元，再由清室将关涉文化之古物，一并让予民国政府，亦折价为500万元，总共1000万元，由英美各国退回的庚子赔款中来拨付。这项办法表面上颇有为清室抒困的意思，然而实行却让清室明显地处于下风。盖因尚另有背书，即需由民国政府统筹来经理，清室不得过问;而且每年只可动用息金，不能全额交付。此举颇引起部分忠清遗民的反弹。
在清室和民国双方无法相互信任下，有的遗民则积极献策，希望替清室财产和古物另谋出路。终生受人质疑“盗卖”国宝的罗振玉，便有疏陈央请溥仪，说民国不履行优待条件，无疑已经失信于人，岂能再信?并且宫中之物，本来就属于皇室私藏，民国何得干预?而英美庚款，原乃用之于社会，非归还民国;民国政府又怎可以此款来收买宫中储藏古物?至于息金，又何能保证?各项衡量之下，罗曾私谋计划要帮助清宫“移宝藏”。他与当时正担任德国公使顾问的尉礼贤协商，由德国、荷兰两国使馆出面捐地，筹筑图书馆和博物馆，用来囤放宫内故物。旋后，罗氏将此计划委请他人向溥仪代陈，却因而产生谣言，指称罗有意借此盗窃，结果因阻力过大而未采纳。几乎同时，民国政府也刻正寻求办法，加紧谋得清宫古物。1924年5月5日，曹锟(1862—1938)曾派人传令以“保全国内古物”为由，借口要求进宫查点。此时溥仪深感民国政府无意以友善对待，颇有酝酿出洋的想法;9月下旬，又传清室拍卖大批古物给外商，北京大学国学门委员会于是函请当局派员彻查，要求“悉数由民国收回，公开陈列，以供众览”。几番争执，为出宫事件埋下伏笔。
到了1924年11月初，北京政局急转直下，发生陡变，曹锟被迫辞去总统职务。11月4日，以黄郛(1880—1936)为首且仅维持存在了约二十天的摄政内阁，召开国务会议。会中议决修改清室的优待条件，要求溥仪立即移出宫禁，并令北京警卫总司令鹿钟麟、警卫总监张璧，伙同代表李煜瀛(石曾)等人共同执行。为了避免“移宫”过程中，进而扩大和激化保守势力的反对声浪，黄郛在决定要修正和交涉优待条件问题上煞费心思。据当时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后来强调，修正优待条件草稿中的文字颇经斟酌。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为第三条部分，黄氏特别添加“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几个字，目的就是为了公开表明此次举动的合法和正当性，系“要励行原条件，而非特别苛待”。
11月5日溥仪离开皇宫，次日，邵章等人便共同商议，应将事件原委放大视听，积极争取国内舆论的同情及列强的支持。邵氏提出的办法有二：一由蒙、藏等民族相关团体出面力争，另一则是透过外交团的方式径行抗议。我们细究邵的做法，盖以诉诸种族和外交二项论点，希冀博得支持。以第一项来说，如满蒙协进会、满族同进会等组织，亦按此办法，向其他北京有力军人争取支持。结果以金梁为首，共同草拟了一分所谓《满蒙回藏人宣言书》喊出“敝屣一切，还我自由”的口号。这份宣言并且强调：将民国政府给予的优待岁费，连同皇室私产，俱为捐充教育、慈善等事业之用。金梁的用意，原要溥仪借此来谋取自由之身，不受北京政府管辖，然后出国游学，等待国内的时机成熟，然后再另作复辟的打算。此一意见似乎得到溥仪个人的认可，但却遭陈宝琛、朱益藩等人所反对。据金梁日记的内容，朱氏只以“再看”作为回应，而金对朱、陈等依恃段祺瑞、张作霖(1875—1928)的想法，表示质疑。
由宣言书内容可察觉，金梁的办法主张“岁费财产，尽推与平民共之，尤足以挽人心，而塞众口”，目的想要借由塑造爱民为民、以德服人的形象，为清室争取利益。与金梁一样，其他清遗民认为恢复优待条件，必须集众之力，借舆论挽回局势。例如，1926年5月26日，朱益藩致信给陈宝琛，并向溥仪提出建议，指称要跟段祺瑞、张作霖洽谈恢复事宜，需联合列名其他遗民，像在天津的吕海寰、升允、袁励准、王乃徵、张人骏、铁良、丁仁长、陈毅等，甚至还加入上海地区诸人，全力以赴，企图影响视听。朱的想法即是怕段、张纵有优待清室的美意，“亦恐惑于众咻不能自坚”。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
为了协调溥仪所受不平的待遇，同时又为了维护清室利益，忠清遗民殚尽虑思，竭力反对民国，使得他们成为众矢之的。譬如，清室善后委员会(以下简称“善委会”)的成立，意欲接管清室公产私产，点查清宫物件，部分遗民趁机通过国务院来阻挠，还写信公开请求甫到北京的孙中山，出面主持公道。基于“汉贼不两立”的原则，遗民们几乎拒绝与北京政府合作，非惟发动谣言，破坏敌手的名誉，还集体侮蔑说冯玉祥策动出宫事件，其实意在图谋盗宝。遗民于是在这场出宫的戏码中，变成争议的焦点之一。1925年7月31日，善委会在点查养心殿时，还发现了清室密谋复辟的文件，将之公布，引起社会一时喧腾，众议纷纷。复辟文件的发现，确实替善委会减轻不少的舆论压力。因为本来在进行清点时，接连发生失物情事，引来报刊沸沸扬扬的斥声不断，颇使善委会遭受质疑;如今却得以此用来宣传，取代并消弭善委会“盗宝”之嫌，而且也证实驱除溥仪出宫，毋宁为非常紧要的举措。我们看吴承仕(1884—1939)给陈垣的信函中即说：
昨检阅养心殿，发现康有为、升允、金梁、江亢虎等阴谋复辟函件数事。……意谓上述文件，应在报端公布，使民众周知。既足以闲执谗人之口，即将来处分故宫旧物，亦足使清室遗孽，不得妄有主张。务请极力主持，随时发表，于事至为有益。
尽管此事后来向京师高等检察厅起诉，结果清室并无获致处分，但至少更增添了善委会的正当性。
紧接着1925年9月，善委会排除众议万难，突然决定成立故宫博物院。吴瀛曾表示这项规划其实非常仓促，原因是善委会深感北京政治情势孤危，为了寻求公开舆论支持和透明化，且杜绝清室或有心人士觊觎之心，所以才在开幕前5日，遽下设立的决定。当时由李煜瀛领军，毅然通过成立故宫博物院的章程，并于10月10日午后二时在乾清宫举行开幕典礼。
设立故宫博物院，非但象征以往宫廷古物，不再仅为一家一姓所拥有，同时原来那些属于森严之地，如今却变成民国国民的公共空间。根据各报所声称，博物院在开幕的最初两日，吸引了到紫禁城来参观的游客极多，估计约逾五万人。值得措意之处，以往宫内虽也曾提供场地给普罗百姓参观，但这次的意义显然不同。原因是参观的景点里，还包括了皇室平日生活层面种种，揭开以往不为人知的神秘面纱。报纸就特别形容了当时境况，尤其以陈列溥仪私人文件的乐寿堂，观众较他处为多，但是并无详述理由为何。比较可能的因素是：该处并且展示了张勋复辟时引见之签文，还有上述发现的甲子复辟密谋文证。另外，引人注意的是尚有溥仪夫妇照片多幅。
政府机关的故宫博物院，效仿民国以来的社会风气，在门口高悬匾额，以示郑重。根据共同历经成立博物院的人士指称，原来按传统旧习，匾额需请善书者挥写，恰巧李煜瀛本人即为合适人选。结果李当仁不让，以端庄凝重的颜体楷书写出“故宫博物院”五字的匾额，于是特意高挂于原来清室神武门，而且改为博物院的大门，颇有象征千辛万苦成立及宣示主权的意味。此外，报纸还记载开幕当天与会人士发言的内容，亦有以此来展现政治的权力之意，如黄郛即宣称：
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