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朝，尤其是东汉，朝廷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外朝，三公九卿就属于外朝;一个是内朝，皇帝的秘书机构尚书台就属于内朝。第三个就是后宫大内。这个划分，在后来的朝代里有各种变形，名称和属性都有改变，但其精神实质却保留了下来。
大内属于皇帝私人生活空间，严格说来跟朝廷是两回事，但事实上，大内对政局往往有着决定性影响。因此，大内总管这个角色非常微妙。它也是打开中国政治制度奥秘的一个重要钥匙。通过对它的梳理，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帝国的权力聚于何处、分于何地，又散于何方，明白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里，到底谁在控制，谁在服从，而谁又在制衡。
盟友
最早的时候，王家即政府，政府即王家。大内总管和政府首脑差不多是一回事。比如宰相的“宰”字，就是宰杀牲畜之意。钱穆说过，“宰职虽高，实兼治膳。”诸葛亮要兼干御膳房总管海老公的差事。到后来，政府和大内渐渐区分开来，诸葛亮是诸葛亮，海老公是海老公，但是外朝和内朝还没分。
汉朝初期，丞相还是内外一把抓。再往后，官僚机构日益复杂，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就分化为外朝、内朝。外朝以三公为名义上的首领，内朝以大将军为首。外朝呈上的奏章，皇帝下发的旨意，都要通过内朝的尚书台。简化地说，就是三公带着一群官僚在外朝，大将军带着尚书台在内朝，皇帝带着一群太监在大内。
东汉史读起来相当枯燥，因为它就像按了循环键的播放器一样，讲的总是同一个故事。一开始是小皇帝登基，他的嫡母让娘家哥或娘家爹来当大将军。多年后，小皇帝长大了，跟身边的宦官联合起来杀掉大将军，然后宦官们风光一阵子，接着皇帝驾崩，上面这个故事重讲一遍。有点程序死循环的感觉。
唯一能打破这个死循环的办法是让皇帝多活几年，别让儿子太小登基。但颇为神奇的是，东汉中后期的所有皇帝，除了婴儿期早夭的以外，统统很准确地在27-35岁之间死掉。只有汉献帝靠心宽来养生，打破了这个局面，但可惜那时已经没什么用了。
东汉名义上的大内总管是少府，这是一个外朝的文官职位。但实际上，在权力斗争中，少府就是个打酱油的。他只是名义上的大内总管，实际上的大内总管叫中常侍。中常侍是宦官头领，经常有几个十几个之多，他们通过一种复杂的方式分享权力，往往会有两个中常侍做他们的总首领。
文官系统不喜欢外戚，但要非在外戚和宦官中二选一的话，他们还是会选外戚。东汉后期，士大夫和宦官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著名的党锢之祸是其高潮。
在士大夫眼里看，宦官们简直是十恶不赦，但是在皇帝眼里呢?在皇帝眼里，他们是盟友。汉桓帝策划诛杀跋扈将军梁冀的时候，就真的和五个宦官啮臂为盟。当然，皇帝怕疼，没舍得咬自己，而是伸嘴咬了一口宦官单超的胳膊，但结盟这事本身可不假。皇帝自然会想：你们说宦官这不好那不好，可是在我最危急的时候，你们又在哪里?
东汉时候文官系统和大内总管的斗争很奇特。按理说，太监嘛，没有家庭，没有后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但是汉朝宦官好像是例外，经常拖家带口弄一大家族的人，有时候儿子儿媳一大堆。也不知道是领养的，还是进宫前生的，反正社会关系比一般人家还复杂。
家里出了能人，家族里肯定要沾点光，升点官占点地，欺点男霸点女。反宦官的官员们就从这些外围下手。所以斗争模式总是这样：官员们在地方上整理罪状，杀宦官的家属;宦官们到皇上前一通哭诉;皇帝龙颜大怒，处罚官员。
而且官员们对大内总管们好像也不怎么惧怕，下手特别狠。有的时候人家犯罪是在大赦之前，按理说不能杀了，可照样杀;动不动还几十上百的杀。就像张俭不但杀了中常侍侯览的亲妈，又诛杀全家的宗族宾客。有跑得快逃到了外地，以为这就安全了，谁知外地官员闻讯大喜，组织围捕将他们一网打尽，全部杀掉。宦官们当然也狠毒，但他们好像很少主动进攻，多半是防御性的，或报复性的。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是东汉的士大夫有抱团精神，一方面则是宦官权力终究有限。宦官集团得势，也不过是大内占据优势而已。宦官们既没有完整地控制内朝，更没有牢牢控制军权，这一点和唐、明时期的情形不同。
中常侍们也很委屈。是，我们贪污腐化，我们干了坏事，但是别人就没干么?说不定干得比我们还多还坏呢。中常侍王甫就曾骂太傅陈蕃：“皇上刚死，大将军窦武有什么功劳，一家封了三个侯。他从掖庭里取宫女，陪他们喝酒作乐。你是国家栋梁，为什么跟他勾结?”是啊，跟大将军比，我们那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凭什么就揪着我们不放?《后汉书》是范晔写的，所以把宦官写得非常非常坏，好像当时就数他们最腐化。如果这书是司马迁来写，肯定就会是另一个版本了。
在内外朝和大内的斗争中，这个王甫是焦点人物之一。他靠斗争而崛起，又因斗争而覆灭，其一生命运就像那场斗争的缩影。
王甫起家是靠诛杀大将军窦武。当时窦武联合外朝，想杀掉所有掌权的宦官，结果很不幸，奏章在内朝传达的过程中泄露了。宦官们情急之下推举王甫主持反攻。宦官们手上的王牌就是小皇帝。他们让小皇帝拿了一把宝剑，做欢欣踊跃状，在他身边还配了一个奶妈以拱卫陛下。
王甫打着皇帝的招牌，以武力控制了尚书台。他还逮捕了外朝首领陈蕃，就是在这个场合，他发表了上面那些正义言论。窦武逃到了外面的军营，无奈手下士兵不愿和皇帝作战，结果宣告覆灭。从这里不难看出，在关键时刻，能否抢先控制内朝是胜败的关键。政变之后，王甫被提拔为中常侍，和曹节并列，成为真正的大内总管。
王甫当然招权纳贿，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渤海王悝事件。刘悝是汉灵帝的叔叔，因为犯法被贬了，后来积极谋求复国，搭上王甫的路子，答应事成之后给他五千万钱。这个事儿最后确实成了，但跟王甫没什么关系。
刘悝觉得这个交易吃亏了，就没掏这笔钱。王甫的报复极其凶悍。他控告渤海王悝谋反，结果刘悝被迫自杀，全家灭门。能灭藩王满门，他的权势好像很骇人，但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他的权力根基并不稳固。等到外朝反扑时，王甫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当时有一个叫阳球的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有京师周边的检察权，还控制着洛阳狱，对大臣贵戚有一种潜在的威慑力。而阳球是外朝反扑宦官的急先锋，公然声称自己当司隶校尉的真正目的就是打倒宦官。
阳球整理了王甫的黑材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王甫派门生贪占了七千万钱的国有资产。他静静等待着机会。一等到王甫休假，阳球就跑到皇帝面前，揭发了王甫的罪状。结果皇帝一念之差，王甫连通党羽一起被抓，关进了洛阳狱。由此可见，对于依附皇权的宦官来说，世上最可怕的危机就是四个字：不在现场。日后张永斗倒大太监刘瑾，用的也是这一招。
大内总管一进文官控制的洛阳狱，就等于羊入虎口，猪进屠门。人家早就支着架子等着了。宦官系统也有自己的监狱，那就是北门诏狱。当年王甫在那里审问过文官范滂。范滂一通慷慨陈词，深受感动的王甫下令解开所有犯人的桎梏。现在可没人会对他发善心。王甫和他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还是名义上的大内总管少府)被极刑拷打。王甫的儿子大喊：你当年侍奉我们父子就像奴仆一样，现在你敢反你的主人!今天你收拾我们，明天就轮到你了!
阳球用土堵住他们父子的嘴，活活用乱棍打死。死了也不算完，阳球又把王甫的尸体寸磔，高挂在城门上，旁边写上“贼臣王甫”。这是外朝系统对宦官们最成功的一次反扑，是如此的鲜血淋漓，如此的充满恨意。
这场纠缠几十年的斗争，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袁绍他们血洗皇宫，宦官几乎被斩尽诛绝。紧接着是董卓入京，东汉王朝走向覆灭。大内和内、外朝的战斗至此才告终。
虎豹
经过一个漫长的混乱时期，中华进入第二帝国时代——隋唐时期。此时政治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尚书台从内朝走到了外朝，中书、门下两省成了新的内朝。唐朝早期，宰相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控制着内朝，同时又有对外朝的指挥权，兼两朝权力于一体。相比之下，大内总管的权力就相当受限了。
但在中唐之后，帝国危机不断，皇帝们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们的本能反应是把更多的权力交给最信赖的人，也就是太监。于是，皇帝改组内朝，设立了两个枢密使，和宰相对掌内朝权力，到唐末甚至发展出“贴黄”权，就是中书门下的文件要枢密使“贴黄”，才能生效，这就是明朝“批红”的雏形。
此外，唐德宗还做了一件更严重的事情。他把禁军交给了太监掌管。这支禁军叫神策军，从此，太监系统又多出了两个神策军中尉。这事最后酿成滔天大祸，但其实也不能全怪唐德宗。唐德宗曾一度流亡，很多文官都叛变了，但是宦官们始终忠心耿耿，护驾随从。换上你是唐德宗，你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冲动。他只是没有充分意识到其中的危险：时间一长，神策军就成了太监们自己的武装。
大内出了四个总管，两个枢密使，两个神策军中尉。他们分享了内朝的权力，又握有禁卫军军权。其权势之大，达到整个宦官史上的巅峰。和他们一比，王甫、魏忠贤简直像老绵羊一样温顺无害。唐朝的大内总管们成了卧在皇帝身后的虎豹，随时可能吞噬主人。他们也确实这么干了。从唐德宗之后，宦官们杀了两个皇帝，废了一个皇帝，立了八个皇帝。
在这些大内总管里，仇士良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皇帝对太监们的最大一次反抗，就是被他镇压下去的。当时唐文宗非常担心自己豢养的这些虎豹，他联合了一些官员，准备铲除宦官势力。这些密谋者把文官系统的零星士兵拼凑起来，制定了一个离奇的计划。他们打算宣布左金吾后院的石榴树夜降甘露，非常吉祥，然后把仇士良这些大内总管骗到后院查看，在那里把他们杀掉。等太监们群龙无首，皇帝就下令冲进后宫诛杀他们。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中国大内总管有4种角色 非常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