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
青年去荒凉边塞投什么机？
延安最活泼的时期是1938年到1939年秋天。两三万青年去了要吃饭啊，窑洞是新挖的，消费品都是外地运来的。再加上国民党封锁，到延安的人就比较少了，1940年人数大大减少了。
到延安的目的就是到前方去。打仗是长期酝酿在心中的感情，抗战一爆发，我们就想参加战斗了。没人想跑到西北黄土高原的小城，待个十年八年。做梦也没有想到。到延安之前知道这个边塞小城的荒凉，谈得上投机吗?青春、性命一概不要，只为救亡。
国民党不是也打仗吗?你为什么不到国民党那里去呢?国民党也在抗战，各种训练班也在招考。但是进步分子、左翼分子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真抗日，认为他没有能力抗战。我们当时一半是对蒋介石不信任，一半当然是幼稚。认为日本人来了，我们全民拿着枪、拿着刀，就可以打仗。
当时到延安去的有一些地下党员，他们当然是到延安报到，听党分配干什么。而我们其他人，就是为了能直接上战场，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
但党中央不是这样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算是“知识分子”，中学生到延安去就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就不得了。大学生也有，并不多。
党中央觉得这些人有用，按计划把这些人派往山西、山东、河北那些比较落后的、长期没动静的地方。派一个进步学生到500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不到3个月，村里的人都闹开了。
这么一闹作用很大，青救会、扫旧会这套都搞起来了。我这个人，不会唱歌，不会演戏，什么都不会，但我到一个小村子去搞3个月，基本上群众团体都搞起来了。特别是经过共产党训练以后，都有这个本事。到一些落后的、两三万人的小镇，3个月到半年，就会给你搅翻。
整风之前，一天到晚唱救亡歌曲，唱《黄河大合唱》。活跃是表面上的，一切均是抗日救亡，其他事情并未涉及。
整风前完全沉寂
到了整风运动，1940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整风前延安就已完全沉寂下来了。
什么演戏、歌咏、贴标语、贴墙报，1938年后这些事儿已经没有了，大家都是进步青年贴它干什么?有些青年开始苦恼，这样下去，好像与原来的意气风发，1937年、1938年初到延安的想法不太一样。
1939年秋天以后，人口就大大减少了。没有饭吃了，这么多人，只消费不生产，人口必须疏散，就比较沉寂了。
1941年整风报告以前，延安所有报刊统统停了，第一个中央机关杂志《解放杂志》，1941年春天停刊;《八路军军政杂志》停刊，《中国青年》停刊，《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等，全停刊了。好像丁玲他们也出过一个刊物，到1941年全部停了。
整风跟我们小青年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全部停，说这些东西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1941年7月间，开了一个什么会，把张闻天的职务也免了，这个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张闻天1942年1月就下乡，带着个农村调查团，我是跟着去的一个。
1942年开始整风，2月8号毛泽东作报告反对党八股。我们看见这个报告，兴奋得不得了。反对党八股开始时候也不是整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好整的。
开始是针对王明、博古、张闻天，他们是受苏联的影响，他们是错误的。
现在来看，即使是他们里面最有学问最文雅的张闻天，有的文章写得确实不好，打倒一切，什么都要打倒。张闻天自己也没有办法，只要不是共产党，统统打倒。斯大林最有名的一个谬论就是：中间派是危险的敌人!现在还印在书上。
整风开始后，1942年头三四个月，一些知识分子老党员，包括丁玲、王实味这些人在内，完全理解错了，以为这是真实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家要说什么，都来了。当时掌握《解放日报》的人也不太懂，所以就刊发了王实味的那些东西，也刊发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实《三八节有感》没有什么大的错误。
《三八节有感》说女同志受的照顾不够，重劳动也要参加，每个月例假也要去劳动，这种东西你说有什么反党呢?
王实味用的是另外一种笔调，讽刺得很厉害。讽刺、挖苦，甚至带一点对敌斗争的语气，脾气大。是不是王实味的用心很坏?恐怕也不是。
整风一下子从反对王实味、丁玲开始了。上边的整风，是整教条主义，我们丝毫不知道。
下面的普通党员整什么呢?就整小资产阶级作风，开始人人检讨。整风开始是整这些小知识分子的“半条心”。半条心是指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思想来参加革命。
查“小广播”整“半条心”
下层整风从查“小广播”开始，“小广播”是指延安的青年人之间互相传递意见和看法，有些看法是对上层领导有意见，对领导不满意。这些意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王实味《野百合花》里面的东西，不过没有王实味讲的那么尖锐。上面的听到了，“不得了，虽然这些小青年在延安，但他们不是来革命的，他们是反革命的”。
于是开始要求填小广播表，人人要填，填了再填，搞了大半年。后来发展为“抢救运动”，就是从这个事情干起来的，青年统统都变成了特务。填“小广播表”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康生一个人发明?他恐怕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小广播表填了之后就互相批判、揭发、告密，开始叫半条心。后来一揭发，就说你们是两条心。
整风到了后来就是每个人写检讨。检讨教条主义、个人主义，这是过不了关的，后来从小广播到半条心，开始有点升级了。怀疑这些青年：是不是像他们讲的那样，出于抗战热情到延安来的呢?究竟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成千成万地往延安涌，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不是国民党送来的?有那么多人真会牺牲一切到延安来找共产党吗?
一遍一遍逼得没有办法了，个别人就编造自己是甘肃兰州来的，说他加入的地下党是红旗党，是国民党特务成立的。不久我听康生报告，完全肯定了这是个“事实”。红旗党这个说法大概1942年夏天以后就普遍讲了。
他说地下党是特务组织。1937-1939年到延安来的，是国民党派进来的。这个说法怎么能相信呢?但是轻易就相信了。现在还有人坚持说延安当时是有国民党特务的，无非是想为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抢救运动”辩护。
那时候延安人人都是“大作家”
到了1942年，从半条心到两条心，再加上红旗党的胡说被听信以后，就开始对所有抗战以后进延安的人进行审查，不管你是党员也好，非党员也好，统统审查。有些人也不在此内，比较老的党员，陈伯达、周扬等不在内，怀疑的对象还是“一二·九”以后，1936年以后，参加救国会、民先队的，抗战以后到延安的。
一连几个月，日日夜夜都斗，你就变成国民党特务了。你必须交代，就编嘛，然后又联合起来斗我，我也变成国民党特务了，我只好承认了。
然后是交代，要写你在延安还有什么同伙。有些人经不住斗，就“招”出来一大批，于是就搞成了一个特务网。1943年7月，康生出来做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延安大概闹到1943年底，其他地方闹到1944年，叫“抢救运动”。
抢救你，挽救你，把你从国民党特务里抢救出来。这一来就乱了，是对当时到延安的青年一个根本上的认识错误，也是对1935年到1938年国民党区的大形势根本性的错误认识。这样做，共产党把自己的威信推翻了。至少，这些青年是因为蒋介石打日本不行、共产党打日本行才来的嘛。
所以，运动之后，人们完全停止互相交往。延安所有的单位都修土墙，这个土墙是自己修的，我也修过，把自己包围起来。整个延安分成了几十块，包起来了，互相之间有几年没有来往，1942年到1945年都不来往了。
1942年1月27日黎明之前，从杨家岭出发，张闻天带着一个农村调查团到晋西北去，我跟着去了。到1943年4月，一个电报调我回延安，一个人回来的。回来之后，我就参加了一两个月筑围墙的劳动，才发现到食堂去吃饭要互相看着，两个人看一个人，不允许自由行走了。
过了不久，7月份康生那个“抢救运动”报告会在杨家岭举行，我还去听了。康生讲特务很多，要接受中央提出的教训，弄来弄去都是AB团。他说中央里特务多得很啊，都是特务了。
哪晓得，回到单位后我就失去了自由，由几个人看着，斗了一两个月。“你在什么地方加入国民党的，谁派你来延安的，来延安干什么……”人人都编，我也“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但我绝不牵扯到别人。一个字也没有。
那时候延安人人都是“大作家”。每个人在整风、抢救运动写的东西加起来都有好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都有。我也写了几十万字，干什么呢?骂自己。我有一条红线不能跨过，没有一个字涉及别人。
我认为共产党员就是要有个性、有胆量、有担当，不要害人。要人人检举，搞得人人不讲道德，还叫共产党?大家都成了软体动物，那叫思想改造好了?很滑稽。
决不能训练青年去监视人
后来，一个运动比一个运动厉害。为什么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还不接受呢?我完全不懂!为什么要自己搞自己，越搞越厉害呢?搞到除了自己之外就没有别人了。
搞倒刘少奇，搞倒陶铸，周总理死前还要反复申辩。国民党刊登周恩来脱离共产党启事时，周已经到了中央苏区了，这是都知道的嘛。还要整他，这干什么啊?而且至死不放!
国民党都还讲精诚团结。没有“精诚”，就没有“团结”。互相猜忌到这个程度，周恩来也不信，刘少奇也不信，只有我一个人了。只有江青可靠。中国没有了，共产党也没有了，正气道德全部败坏，彻底败坏，把我们的后代也败坏了。败坏了什么呢?就是迫害别人以求上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把自己的人民变成互相监视，你报告我，我报告你。这个国家表面上看起来天天放炮，红旗招展，但道德哪里去了?人民的道德水平一堕落，这个国家就不可挽救了。苏联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怎么样加强政治教育，都不能训练青年去监视人。这不叫思想工作、革命工作，也不是党务工作，这叫作特务工作。
特务工作绝对要在党内、在青年人内取消。这是毒害青年的心!不能干，绝对不能干。
我们养成了这种习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来，以为去监视别人、去报告别人就是对党忠心。这把我们的民族道德降低了，把我们广大青年的精神思想迫害了，人于是变得卑鄙起来。一个人一天到晚监视别人，书读得再好有什么意思呢?人格没有了嘛。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曾彦修口述：我所经历的延安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