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
这篇短文“复活”可不像世界文豪托翁的文学巨著《复活》那样，描写一个灵魂的复活，而是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描述一个人死而复生的传奇式经历……
坑洼不平的土路上，两个人在拉着一辆平板小胶轮车行进。其中一个人两手把着车辕，肩套一条拴在平板前端铁环上的粗麻索，一步蹬一步，吃力地前进。另一个人挽一条系在胶轮车支脚上的长麻绳在前面拉。两个人都因用力而身体向前微倾，他们都解开了上身那件劳教农场发的黑粗布棉袄的衣扣。
“这口子也够惨的，才30出头就埋在这荒地上，听说还是啥子名牌大学的讲师哩。”驾辕的那人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边喘气边嘟喃着。他显然是在说平板车上那口底层由活动拉板构成的薄皮棺材中的苦命人。“他媳妇和两个才6岁和7岁的孩子今后日子怎么过啊。单是‘极右分子”和劳教分子家属这口黑锅就够他们背一辈子的了，惨啊。”
“唉，也是，谁叫他大鸣大放说三道四多话呢!”前面拉车的那人带着半是同情、半是埋怨的口吻，“我是为了糊口，在前门摆地摊，违反了什么城市管理条例而被收容教养的。要吃饭，没办法啊。这年头有口饭吃就行了嘛，何苦说三道四，自找倒霉。”
大约经过了半个多小时，他们终于拉到了清河农场的坟地——也即人们戏称为585分场的所在地。这里的土壤碱性特重，在一大片泛白的碱地上，连一向以抗碱性著称的、西荒地特有的芦苇也几乎绝迹，一眼望去，数以百计的乱坟堆无规则地遍布各处。坟堆前一般树立有一块约半米高，七八厘米宽的木牌，上面写着死者的姓名、籍贯和死亡日期。不过也有许多坟，除了一堆黄土外什么也没有。
他们把平板车停在新挖出的墓穴前，穴深约半米，宽约0.4米，长约1.9米。然后抬下薄皮棺材搁在墓穴上，棺材正好比墓穴略长一点。驾辕的那人弯下腰，把薄皮棺材的活动底板使劲往外一抽，只听得“叭”的一声，尸体掉进了穴底。
就在这一刹那，一件绝对意想不到的天大怪事发生了。随着尸体“叭”的一声掉进穴底，尸体竟发出了“哎唷”的呻吟声。还好是在大白天，况且两名埋尸员也是身经百战的老手了，他们没有被吓得撒手就跑，更何况他们也是劳教犯，他们对被埋葬的死者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他们不仅没有逃跑，还把那名命不该绝的苦命人迅速送到了三分场医务室。这苦命人的确命大，终于活下来了，而且一活就40多年了，直到今天仍然健在。
读者至此也许已能意识到，这名曾经入土半截的苦命人就是笔者。几十年来，笔者的一些亲朋好友总是要笔者讲述这段传奇式的经历，它似乎有点像大仲马笔底下的唐泰斯从监狱古堡几十英尺高的悬岩上被掷进大海的故事。不过促成我写这篇短文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曾经经历过死亡，或者说我有死亡的经验。诚然，有些溺水、车祸、触电而休克的人被救活后，他们的确也曾参加了死神的一次宴会而重返人间。但他们都是事发突然，一下子丧失了知觉，没有时间体会临死前弥留之际的感受。
和溺水、车祸、触电的暴死不同，我经历过的是一次饿死的过程。饿死是新陈代谢功能的逐渐衰竭，犹如一盏桐油灯，随着油碟内的桐油的减少，灯芯上燃着的火焰是一点点、一点点地缩小并昏暗的，要经历一段颇长的时间，才会“嗤”的一声最终熄灭。
那是1961年初发生的事情，神州大地正经历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当时天灾加人祸，人们连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也得不到保证。整个社会尚且如此，劳改和劳教农场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我每顿只能以清水煮马齿苋(一种野菜)充饥，据说也加进了一点玉米面，但在一大盆清汤寡水的马齿苋中，实在看不出也嗅不出有丝毫玉米面的存在。(我当时在病号队。生产队比病号队的情况稍好一些，每天多少可吃到一点粮食，如马齿苋玉米面糊糊、马齿苋玉米面窝窝头)。极度营养不良使我骨瘦如柴，体重由125斤减少到不足60斤，我形同骷髅的外貌，和高中生物学课堂上的人体骨骼标本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我的体能已衰竭殆尽，膝盖以下部位长年冰凉并带有麻木感，我不得不柱着木棍龙钟老态地拖着脚步走路，稍不留意，一块鸡蛋大的石头就会把我绊倒，没有难友们的帮助，休想自己爬起来。
终于有一天，小吴和小何——就是前面曾提到的两名埋尸员，他们是生产队派到病号队来工作的，除埋死人外，还给病号送开水、送马齿苋——在给我灌好一暖瓶开水后，对我开腔了。
“老王啊，”小吴注视着我的脸，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我看该轮到你哥子上路了哩。”
“冬至不出年外，总是个把月的事。”小何补充了一句。
由于经常同死人打交道，小吴与小何积累了一种独特的经验。在闲聊中，他们曾对我们讲起过，像我们这些因饥饿而极度衰竭的人，如果出现外眼角下垂，嘴角上翘，一般不出一个月就会死去。当然，这种变化十分微小，普通人不一定能察觉，但他们也许因经验丰富罢，据说已屡试不爽。
又过了约20多天罢，不祥的预言终于应验了。那天早上，当小吴与小何掀开用破麻袋缝成的门帘，进入我们病号队室内，发出惯常的分发开水的吆喝声时，我发现我的四肢已不听我使唤，无法动弹。除了耳朵还能听到声音外，嘴巴已说不出话，眼皮也像注满了铅似的，尽管我作了最大的努力，却睁不开。我左边和右边邻铺的难友发现我毫无反应，慌忙叫小吴赶紧去找潘大夫。
潘大夫很快赶来了。他马上拿出听筒在我胸部边移动、边仔细地听诊。在注射了一支强心针后，他继续用听筒不停地监听我的心脏。我还有听觉和感觉，我知道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我听到小吴与小何在商量什么时候来拉人，我也听到潘大夫在斥责他们不要瞎说，我还能有救。我突然害怕不要在我尚未死透时就被拉去埋掉，我拼命想睁一睁眼睛或动一动嘴唇，以表明我还活着，但就是做不到。我神志还很清楚，我意识到我已步入生命的终结阶段。我并不畏惧死亡，说实话，与其在当时那样的悲惨境遇下苦受煎熬，死亡其实是一种最好的解脱。我曾经几次企图自杀。然而真正到了跨上死亡的门槛时，对人生的最后牵挂——拖着两个幼儿的妻子，年老体衰的高堂老母，他们今后将如何挺过这漫长而又险恶的人生?我忽然想起了每月都要从他们可怜的定量中(尽管比我这劳教犯多些)硬抠出几斤粮食接济我，使我勉强维持生命的事实。我脑海中甚至清晰地浮现出两个刚读小学半懂事的孩子正在“为了救救爸爸”的哄诱下，皱着眉头吃野菜的景像……我不能死、不能死、绝对不能死啊!然而这次不是自杀，这次可由不得我在最后一刻把已套上自己颈项的绳索，再用自己的手来解开。
饿死的人与病死的人(比方说癌症死亡者)不同，饿死的人临终前不感到有什么疼痛，毋宁说平时那种令人不堪忍受的强烈饥饿感这时反而减轻了。
我好像飘浮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慢慢地，我觉得我似乎从水面上浮到了空中，越浮越高，越浮越远。潘大夫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轻，越来越远……终于进入了绝对寂静。突然，“嘭”的一声震动，把我从虚无缥缈的寂静中惊醒……接着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事后，潘大夫说，也许从棺材坠落墓穴的一击，歪打正着，正好起了使心脏再搏动的刺激作用。因为他们也曾对我施行心脏人工挤压起搏的抢救，却未见效。我又问他，我从水面飘飘然上浮太空的感觉，是否就是灵魂在升华，脱离躯壳。
“我是学医学的，没有学玄学。”潘大夫淡淡地一笑，“所以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这就是我被打成右派，在劳教农场——北京清河农场三分场，亲历的一次人间绝对少有的，被饿死而又“复活”的经历。它使我永记不忘。
【注】我和我的难友们已饿到了见到什么都想吃的程度。一位曾是第二机械工业部俄文翻译的难友曾亲口对我说，有一次他用了最大的毅力才好不容易地克制住了自己，不去吃墙边一堆外形酷似窝窝头的人粪便。另外，我们经常闲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给你一碗红烧肉烧蛋，大米饭管饱，不过饱餐一顿后立即执行枪决。你是否愿意作此选择?”我们几乎众口一词地都表示愿意。因为作一个饱死鬼的滋味，远比作一个饿得半死不活的人的滋味要好受多了。个中感觉诚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非身历其境者是根本无法体会的。
受株连的一代
“啊呀!看你——又拉肚子了吧，满屁股都是屎。转过身来，前面再洗一洗。”做父亲的在卫生间一边给儿子擦洗屁股，一边转动着儿子的身体。
“冷吗?我给你们再拿个暖瓶过来，可千万别冻着了。”正在隔壁厨房做饭的母亲又提来一个暖瓶放在卫生间门边。
“不冷，一点也不冷，我们在用浴霸。”孩子的父亲显然是在安慰他的妻子，要她放心，儿子不会着凉。
我敢跟任何人打任何的赌，你肯定会认为这是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妻在对话，丈夫正为刚满周岁的儿子洗澡，而妻子正在隔壁厨房忙活着。
然而你错了。不是小错，而是大错特错了。这实际上是一对年逾古稀、明年就将迎来他们金婚纪念的老叟和老妪的对话。老叟倒的确在为他们的儿子洗澡，不过他已不是刚满周岁稚嫩可爱的胖小子，而是一个明年就将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年近半百的中老头了。这个年老(至少已很不年轻)的儿子因患有严重的忧郁症而不得不由他的更老的父亲来为他洗澡，不是因遗传基因缺陷的遗而得这种病的。他的直系旁系亲属中没有患此病者。他也从未遭受过失恋或生意场中破产的巨大打击。不过他命中注定了——不管是有幸也罢，不幸也罢——出生在一个罕见的时代，一种罕见的遭遇把他制造成为一名忧郁症者。产品：一名忧郁症患者;出厂日期：1966年8月;生产工厂：文化大革命制造厂;厂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总设计师：“伟大的人民大救星”。
文革的灾难
1966年，他——本文的主人公王尚平，也即开场白中所提到的那个现已年近半百的老儿子——才12岁的年纪(这本应是人世间根本不知愁滋味的金色童年啊!)，就被眼前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与打击给吓懵了。一切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无法解释，就像一场噩梦。他仿佛一下子坠入了绝望的深渊。前两天他还随着人群在一旁观看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这时突然革到他的头上来了。他看到带队的红卫兵头头通知脸色吓得铁青的外婆与父亲(当时母亲已被扣留在厂，进行隔离审查)：他们是奉杭州链条厂(母亲所在厂)红卫兵总部的命令来此搞革命和帮助破四旧的(当时将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称作四旧，美其名为破四旧，其实就是抄家)。平时不抽烟的父亲特地到巷口烟摊买了一包烟请他们抽，外婆忙拿出一个暖瓶和几个饭碗及一小瓶茶叶请他们喝茶，但遭到了红卫兵头头的拒绝。
“我们红卫兵的总司令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卫兵头头边说边拍了拍挂在腰上的军用水壶，“你看，我们早作好了准备。”
在头头一声令下之后，红卫兵开始了革命行动。尚平面无表情地看着11名红卫兵轮番进入室内搞革命。因为他家的那间斗室不足18平米，在摆设了3个卧床、1张方桌(包括塞在桌面下的3张方凳)、1个三屉柜、两口箱子和1个马桶后，所剩空间实在不多，一次顶多只能容纳4名红卫兵进行革命，余下的人便在室外翻箱倒箧。方桌与方凳被搬出室外了，一个由两条长凳、一块木板搭起的简易床铺被搬出室外并再搭起来，上面堆满了被褥、衣物和各种杂物。三屉柜被搬出室外了，3个抽屉都被抽出并翻了个底朝天。两口箱子也被搬出室外并彻底搜查，连那个散发着阵阵臭气的马桶也被拎出室外，红卫兵们掀开垫马桶的一块石板，想要查出可能藏匿其下的反革命文件或枪枝、金条之类的东西。然而他们不得不随手立即放下石板，因为除了几条令人恶心的软体爬虫外，什么也没有。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后，红卫兵头头终于下令停止革命行动。有几名红卫兵在翻箱倒箧时，不慎划破了手指，出了点血。他们脸上显露出一种崇高而自豪的表情，因为他们用实际行动履行了他们的庄严誓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句口号就写在他们来时高擎着的红布横幅上，这时显得格外醒目。
头头一声哨音，红卫兵重又高擎着来时的那条红布横幅，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带着他们这次战斗的胜利品——1件尚平祖父当年的貂皮领狐皮斗蓬、1件他祖母当年的羊皮旗袍、两件他父亲当年的西装上衣——英勇的凯旋而去。临行前，红卫兵头头留下了一纸收条，写明根据革命需要，取走了上述衣服，还慎重地盖上了印章。在此我必须郑重说明一个事实，大约过了五、六年罢，链条厂红卫兵总部确实赔偿了我家一笔钱(因为实物已不知去向)，尽管金额与实际价值相差甚远，但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红卫兵与土匪、强盗还是有所不同的。那种把红卫兵说成专搞打、砸、抢，与土匪、强盗没有两样的人是欠公正的。借用当年一句套话，那是对以“伟大领袖毛席”为统帅的红卫兵小将进行无耻的恶毒攻击与诬蔑，是一种现行反革命行为。
在整个造反过程中(当时将这种抄家称作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尚平一直逃离在外，他无目标地踯躅街头，他没有想去的地方，其实也没有任何地方可去。他外出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围观者的目光，人群中有些是带有同情心、却又不敢站出来主持公道者，但许多是神情麻木的看热闹者，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幸灾乐祸者、甚至落井下石者。他们平时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与尚平的外婆有着夙怨。他受不了像一支支利箭一样向他射来的这些目光。
尚平一直挨到晚上9点多钟才回家，他估计红卫兵应该是离去了。“咿呀“一声推开那扇由木枢纽支撑着并有着几道裂缝的小木门，他看到相对无言的外婆与父亲坐在各自的床沿上。15瓦灯泡发出的暗淡灯光在日久发黑的墙壁的背衬下，整个房间显得格外昏暗，他感到凝重的空气压得让人几乎透不过气。
“一下午都到哪里去了?你这孩子，让家里挂念死了。”外婆带着埋怨的口气，“快吃饭罢，桌上有碗咸菜，还有点吃剩的豆腐乳。”
“我哪里也没去，只是在外面随便走走。我不饿，不想吃饭。”
“好好的人不吃饭怎么行。”外婆知道尚平此时的心情，她知道他内心的伤痛所在，但她又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安慰他，“乖尚平，去吃罢，噢。”
尚平终于不声不响地吃完一碗泡饭，洗了洗脸和脚，爬上床并在弟弟的另一头躺下(他和弟弟共睡一个床)。接着外婆与我也在各自的床上躺下，我随手关掉了15瓦的电灯，房间内于是由昏暗转成漆黑。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悲惨世界 一件绝对意想不到的天大怪事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