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美”——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为首，称为“井冈山兵团总部”，俗称“团派”。另一派以工程力学数学系学生沈如槐为首，称为“井冈山兵团414总部”，俗称“414派”。两派的人员则分别称为“老团”和“老四”。

清华大学几万名师生员工中绝大部分人，或因政治观点的不同，或因个人的经历地位等不同，甚至因同学间关系的亲疏和其它一些偶然因素而分属两派。在两派发展的鼎盛期，团派号称拥有一万多人，而414派号称拥有七、八千人。

1968年4月23日，两派学生在打了一年笔墨官司后终于兵戎相见，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真枪实弹地打了三个多月，史称“清华百日大武斗”。

这场武斗夺去了十多个年轻的生命，也为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划上了句号。

文革前，我是清华大学树立的“又红又专”标兵。我的“事迹”曾刊登在全国十几家报纸上。文革伊始，我即遭批判。

1966年6月13日，我第一次被学生揪出去带高帽子批斗。因为我“不老实”，故意弄坏三顶戴在我头上的纸帽子，数力系的一个学生将一个装了墨汁的痰盂扣在我的头上。我从头到脚都被泼上了墨汁，真正成了一个“黑人”。

我悲愤莫名。但就在此时，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低年级学生陈育延眼中充满了同情的眼光，使我心中生出很大的安慰。

1966年8月8日，陈育延和唐伟发起成立“八八串联会”，成为清华园里大名鼎鼎的“红卫兵领袖”。我和陈育延从无交往，但那个“同情的眼光”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一年后，我们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而戏剧般地相恋。

这“红”与“黑”相恋的花边新闻让清华园里许多人大跌眼镜。

在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我和陈育延没有投身于“正面战场”，而是客串了一个被人称之为“英雄救美”的武斗插曲。这次“客串”，虽说很冒了一点生命危险，但在日后却成为一段佳话，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已经或打算写入他们的书中。

然而，各人的立场不同，对这件事的解读也就相异。红卫兵领袖沈如槐看到的是清华两派你死我活的斗争[1]；大学教授曾昭奋看到的是文革对科学的亵渎[2]；而女性的感触又使得黄肖路和杜欣欣两位女士更关注事件的爱情层面[3]。

当我回顾这段往事时，我最大的感受却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倘若要给清华文革留下一点什么真相的话，或许我因“救美”而身陷科学馆黑牢的遭遇可以为“清华百日大武斗”中的个人命运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1968年5月中旬，我从内蒙回到已成为武斗战场的清华园。当我找到陈育延时，她立即告诉了我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我们这一派（团派）的人活活打死了414派一个叫孙华栋的学生。我们两人本来就反对武斗，这件刚发生的事更使我们感到武斗的残忍。陈育延是团派的总部委员，但她决定宁可不要这顶“乌纱帽”，也不参与武斗了。

5月19日，我们准备离开清华回家。临走前，陈育延将一个装有十几本日记的书包放在我的自行车后架上。当我推着自行车和她走到大礼堂时，在我们前面有两条路通向校门，右手一条路要经过414派占领的科学馆，而左手一条路则是经过团派的据点。

我和陈育延开玩笑：“敢不敢从右面这条路走？”

不料我的这句玩笑话竟使我们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当时，诺大清华园里几无行人。我们在右边的路上走了没有几步路，就被科学馆屋顶上放哨的人发现。好在武斗初期，双方都还没有真枪真炮，使用的都是人类最原始的武器。屋顶上的人用大弹弓将拳头大的石头向我们射来，以示警告。

陈育延性格刚烈，几块石头反而激怒了她，不肯接受我后退的建议。

当我们走到科学馆大门时，十多个手持长矛的武斗人员从大楼南侧的小路上冲了出来，对我们形成半圆形的包围圈。因为双方相距只有几步之遥，陈育延自知已无法脱身，便要我骑车快跑，说书包里的日记绝不能落在老四的手里。

我自然清楚她的日记的重要性。这十几本日记里不仅有团派总部历次会议的记录，也有她搜集的反康生材料和孙华栋被打死的有关情况。当然，日记里还有大量不能公开的个人隐私。这些日记要是落到老四的手里，势必会在清华园成为十分轰动的新闻，并给团派和陈育延造成很大伤害。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已容不得我去考虑其它可能的选择。为了保护这些日记，我只能眼看着女友落入“敌手”。我迅速对陈育延说了一句：“三天后我来救你。”便骑车跑了。

我十分看重情义和个人名节，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接受独自逃脱的结局。三天后去科学馆救陈育延是我既保护日记又不失情义和个人名节的两全之计。

我并不奢望我真的能像蜘蛛侠一样，可以将陈育延从铁壁重围中救出。但我的“自投罗网”，至少可以证明我并非不管他人安危，临阵脱逃的懦夫。

然而，孙华栋尸骨未寒，414派全体将士个个义愤填膺。这时候我去自投罗网，无异于去自杀。

5月22日，时近黄昏，夕阳西下，在落日的余晖笼罩下，清华园里一片肃杀之气。在《井冈山报》编辑部大门上留下“遗书”后，我一步一步地走向科学馆的大门，颇有一种走向刑场的感觉。

大门口放哨的卫兵认出我是叶志江后，很是惊讶，问我有什么事。我指着背在肩上的书包说：“我给陈育延送衣物。”卫兵不知道我的真实意图，所以很和善地对我说：“你将东西留下，我帮你交给陈育延。”我回答他：“我要亲自交给陈育延。”他迟疑了一下，告诉我他要请示领导。

几分钟后，科学馆的“卫戍司令”陈楚三出现在大门口。

这陈楚三在清华园里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父亲陈潭秋是出席中共一大的12个代表之一。1943年，陈潭秋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在乌鲁木齐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当时，陈楚三才出生二个月。

楚霸王项羽生逢乱世，以八千子弟兵起家，灭了秦国。据《史记·项羽本记》记载，楚南公曾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楚三的名字起得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意义。

落在这样一个人物的手里，也算是三生有幸了。

陈楚三问清我的来意后，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十分慷慨地说：“好吧，我让你进去。”仿佛我是被准许去参观一个“闲人免进”的军事基地。

在进门前，大概是怕我有前来侦察科学馆工事的意图，陈楚三让他的手下用一块黑布将我的眼睛蒙上。

从这一刻起，我在黑暗之中生活了将近七十天。当我重见阳光时，眼前的树木人物都苍白得像曝光过度的照片。

在黑暗中，我凭感觉知道我被带到了一个大房间里。赐坐，倒也待之如宾。陈楚三要我将装有衣物的书包交给他，我紧紧捂住书包说：“我要亲自交给陈育延！”仿佛这个书包是我见到陈育延的通行证，万万丢不得。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只听到陈楚三身旁的人一声断喝：“他妈的，进来了还不老实！给他一个下马威。”说时迟那时快，我被人从椅子上拉起，胸口感受到猛烈的打击。

刹那间，我只觉得所有的气管支气管，甚至于毛细气管都被棉花堵塞了，一点气也喘不过来。

当我的一部分大脑在和现实发生互动时，总有另外一个超脱于现实的思维在活动。前者（现实的我）只是后者的一个观察对象，就像是一本正在阅读的书或者是一部正在观赏的电影。和现实互动的思维当然会产生很大的痛苦或快乐，而超脱于现实的思维则理智得多，而且富于想象力。

“哇，”我的第二思维立即幸灾乐祸地评论：“原来胸部挨打是这种滋味。”（在当天晚上的另一次拷问中，我又体会到了头部被打的感觉。审问我的人用棍子猛敲我的头顶。每敲一次，我被黑布蒙住的眼睛前便会一片金光灿烂，有如无数颗金星在闪烁，壮观而又美丽。）

容不得我去细细品味这第一次打击的味道，我的身体的各个部位便遭到六，七个人地毯式的轮番轰炸。浑身的痛楚让我害怕起来：莫非我真的会像孙华栋一样被活活打死？

我猜想殴打孙华栋的人的本意并非要置他于死地，而是出手太重或打在了要害处，导致孙的死亡。我也相信这些殴打我的学生并不愿意我死在他们的手上。为了便于他们掌握分寸，适可而止，我有意将我的呻吟声由高而低，以至于无声。

这一招果然奏效，我听见在旁边观战的几个女学生在劝说：“不要打了，他不行了。”

伟大的女性！

她们可以引发战争，如外国的海伦和中国的陈圆圆；她们也可以解救苦难，如天上的观世音和人间的清华女学生们。

我被活着抬走了。

在另一个房间，我躺在地上“会见”了科学馆里第一个难友杨立人。他似乎也刚被殴打过，正在呻吟中。

这杨立人在清华文革中也小有名气。说起来，他还是杨开慧的亲戚，父亲和青年毛泽东有过交往。他在大字报上署名“金戈铁马”，观点也比较极端，曾经炮打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的调查员文章。我原以为他是一个豪爽型的汉子。岂料我眼前的杨立人不仅举手投足，而且讲话的声调都非常“娘娘腔”。想起他自称“金戈铁马”，不禁好笑起来。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的《京口（今镇江）北固亭怀古》一词慷慨悲壮，豪情无比。如今，这如虎的“金戈铁马”忽然娘娘腔起来，岂不滑稽。

娘娘腔的杨立人倒是颇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一边大声哼哼，一边小声和我交换“情报”。原来，他也不是战场上的俘虏，但因炮打《红旗》杂志一事，414视他为反动学生。他从外地回学校时，没料到“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中埋有伏兵，被逮个正着。

沈如槐在他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中提到：孙华栋被团派的人打死后，“414的人对‘狗熊’无端绑架杀害非武斗人员的行为异常愤慨，决定伺机绑架团派人员，作为人质扣押在科学馆。”

于是，一批和平居民被伺机“请”进了科学馆，先后成为我的难友。这些人虽然是被“随机抽样”绑架来的，但倘若将各人的命运和在文革时的遭遇叠加起来，却也构成清华文革的一个缩影。除了杨立人，列举这些难友的经历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曾昭奋，土建系教师，文革期间参加了以清华教师为主的“红教联”组织。因为“红教联”遭到414派的猛烈批判，曾也就被“请”进科学馆“说清楚”。我不知道曾昭奋是否在棍棒之下，将他和“红教联”的问题“说清楚”了。但我猜想很难。直到今天，关于“红教联”的是是非非，当事人和研究者或出书著文，或在互联网上争论得不亦乐乎。

1997年，“红教联”的主要负责人陶德坚在加拿大去世。她在病榻上写下《风雨人生》，给世人留下了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当年，414派对“红教联”不遗余力的批判可谓影响深远，不仅像唐少杰那样没有参加过文化革命的“文革研究权威”会在他的专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中沿用414派对“红教联”的批判，就是我这种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也一直以为“红教联”的成员中有很多坏人。

曾昭奋出身于广东潮汕农村的一个世代华侨家庭。因为“红教联”一案，他被定为“敌我矛盾”。“四人帮”倒台后，他虽然被恩赐为“人民内部矛盾”，但先是“犯政治错误”，后又修改为“属一般错误”。

这种对个人的政治结论“留有尾巴”的处理方式不过是为了让那些诬陷他的“材料”可以继续存活在他的个人挡案里吞噬他的余生。

然而，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曾昭奋和陶德坚都成了受人尊敬的学者。

在我看来，文革中各派的政治观点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多少痕迹，只有个人的命运才值得人们去关注和深思。

1998年，已成为建筑界著名教授和《世界建筑》主编的曾昭奋，在《读书》上首次披露了我们在科学馆中的遭遇。十年中，他的这篇文章引起不少人向我问及文章背后的故事。

左羽，清华职工，和清华行政处的一个姓蔡的工人，在去领工资的路上中了埋伏，一起被关了进来。好在科学馆里住宿和吃饭都不收钱，工资没领到也不碍事。

1949年前，左羽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1957年，因给清华党委提意见被打成右派，虽然他倒是姓“左”。文革伊始，清华园出现反党委的大字报，有人贴了一张保党委的大字报《右派笑了》，警告反党委的群众不要重蹈1957年右派的覆辙。这“笑了”的右派指的就是左羽。

被打成右派后，为了不连累妻子和女儿，左羽离了婚。他别无所求，唯一难以割舍的是和女儿之间的情感，常常想去看望她。可是才十岁的女儿在学校里受的教育是“右派就是反动派”，不肯见他，还将他买给她的玩具扔了出来，说她不要反动派的东西。在科学馆的黑暗中，当他讲述这段人生经历时，不禁潸然泪下。

虽然我对1957年反右中发生的事和人物有浓厚的兴趣，但那时我对“右派分子”的认识大体上和左羽的十岁女儿处于同一水平。左羽使我开始了解到“右派分子”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并拥有理想的人。他们苦难而沉重的人生遭遇令人同情和发人深思。

贾振陆，数力系学生，和我同系，但高一级。他白天和女朋友吵架，深夜回清华，忧心忡忡，慌不择路，被414派的人“伺机绑架”。在科学馆的黑牢里，他无比追悔他和女友的那场争吵，也十分焦虑他和女友争吵后的“突然失踪”会有什么后果。

多年后，他出任华夏银行技术总监，在上海开会时特意来看我。旧事重提，当年的痛苦都成了开怀的笑料。

陈家宝，无线电系学生。比其它俘虏幸运的是他的女朋友加入了414派。陈被抓后，女友来“探监”。陈家宝受到特殊优待。或许，他便是沈如槐心目中一个没有受到虐待的俘虏。

6月中的一天，科学馆屋顶上的高音喇叭突然广播了陈家宝退出团派加入414派的声明。陈听到广播后通过我秘密挖好的小洞传给我一张小纸条，说那个声明是伪造的，他没有当叛徒。为了讨回他的清白，他准备越狱。

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理解陈家宝为了证明自已对某一派群众组织的“忠诚”而冒险越狱的行为。但在那个年代的许多青年学生就是这样盲目地为所谓的真理而献身。陈家宝如此，那些拿着长矛参加武斗的大多数学生恐怕也是如此。

在这之前，我曾经逃跑过一次。逃出科学馆后因路线不对，被在外面放哨的卫兵截住，扑倒在地。在科学馆外面的草坪上，十几根长矛直逼我的眼睛，成为我在科学馆里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

我虽然逃跑失败，全身又被用钢丝捆住达二十多个小时，但我因此知道选择另一条路线从科学馆逃走是可能的。6月中旬已属夏令，守卫科学馆的学生每天都要午睡，门口只留一人把守。科学馆的厕所就在大门口，只要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乘其不备冲出去，就可能成功。

我将我的逃跑“经验”告诉了陈家宝。在以后的几天中，陈每天在他的“牢房”中原地跑步，为越狱做准备。

一天中午，我们几个俘虏一起被带到门口上厕所。当我们都已出来后，迟迟不见陈家宝的动静。我明白他想跑。我对领我们上厕所的看守说：“你先将我们送回牢房吧，否则我们一起逃跑，你抓哪一个？”看守不疑有诈，便在告诉门口放哨的学生厕所里还有一个俘虏后，带我们走了。

结果，陈家宝果然乘虚逃跑了。陈逃跑的当天，便通过团派的高音喇叭广播了他的声明，指责前几天414派广播的他的“叛变”声明是伪造的。这一事件理所当然地让414派的人十分恼火。他们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我知道并配合了陈的逃跑。我也就被理所当然地痛打了一顿。

在陈家宝逃跑前，每个俘虏都能享受“住单间”的待遇。所谓“单间”，实际上是学生做光学实验时用的一个狭长暗室，不到三平方米。暗室之间用木板相隔。

参加武斗的学生算是投笔从戎，虽然拿起了刀枪，但也不可一日无书。414派的武斗人员在从各食堂“抢夺”粮食，为日后坚守作准备时，居然没有忘记从图书馆抢了一批书。一日，我趁看守不备，从中“偷”了一本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这本书如同一道阳光照亮了这黑暗的斗室，使我不再感到孤独和恐惧。在昏暗的蜡烛光下，当我追随邹韬奋周游列国时，我全然不知身处何方。

书有数百页之厚，书中绝大部份内容都已不记得了。然而，邹韬奋在克里米亚海边天体浴场，被一群一丝不挂的苏联女孩子将他遮羞的小裤叉拉下，那情景，以及他由感到难堪到变得自然，甚至自觉那条小裤叉是多余的心理活动，却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在巴黎，他又去了一家有十几个裸体Waitress的酒吧“探秘”。当这些裸体女郎围着他周旋时，在餐厅四周数百面不同角度的镜子折射下，邹韬奋自觉成了拥有“后宫佳丽三千人”的唐明皇。

我也奇怪为什么只有这些和Sex相关的情节会如此鲜明地留在记忆中。1982年，我在美国读了李敖的《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等文章，看到他放肆地描写他在黑牢里的性心理活动时，我才恍然大悟：那是人在黑牢环境的极度压抑下产生的一种特殊反应。

陈家宝逃跑后，为了便于看管，我们五个俘虏被集中关押在一个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暗室里。四个人躺下后，第五个人只能坐着。

上厕所也受到了限制。在这个狭小的牢房里放了一个硫酸罐，作为我们“处理人体废水”之用。每隔一周，由俘虏抬出去倒掉。

密不通风的光学实验室变成了“化学实验室”，充满了阿摩尼亚的气味。

“人有三急”，这一点人道主义是不能不讲的。但为了防止逃跑，我们必须按指定的时间在三分钟内“完成任务”。这条规定让我“便秘”了近一个月，到后来，即使给我三个小时，我也无法完成任务了。

好在我们还有限制饮食的规定，每天两个馒头被如狼似虎的肠胃消灭得一干二净。一个月便秘居然没有造成肠道拥堵，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不知是否能列入吉尼斯记录。

陶森，电机系总支书记。她高中毕业后做过几年北京东单区委的小干事。1956年，为了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她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恶补已经荒废的功课。三个月后居然考上了清华。但清华党委没有让她向科学进军，而是将她培养成一名党的干部。

414派虽然为解放干部做过许多值得称许的事，但也不敢偏离批判“走资派”的文革大方向。陶森便是他们作为“走资派”重点斗争的对象之一。那时候，两派学生互相揪斗加入对方组织的干部，使清华许多干部无所适从。

4月23日，414派原定当天上午在大礼堂召开批斗陶森的大会。不料团派在凌晨抢占了大礼堂，批斗陶森成了百日大武斗的导火索。陶森也就成了第一个关押在科学馆的俘虏。

陈育延被释放后，她是科学馆中唯一的女性难友，被单独关押。在我们被集中关押后，她成了我们的邻居，和我们仅隔了一块木板，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彼此的讲话。她从未参加过我们的交谈。整个关押期间，我只记得她说过两次话，都是和我有关。

一次是在我讲述进科学馆的原因和经过时，突然听到她在隔壁发表了一句评论：“叶志江，你真是一个中世纪骑士！”

第二次是在我近一个月大便不通，痛苦不堪时，她教我用一块肥皂削成子弹形状，蘸上水塞进肛门。我照她的办法试了，果然成功地将堵在肛门口干得像石头一样的粪便排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