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共开国上将韦国清被任命为广西省长、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开启主政广西二十载的“地方大员”之路。在官方简历中，对这段历史有如下评价：在主政广西的20年中，根据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入调查研究，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团结领导全区各族人民群众，加速广西的各项建设，使广西的工农业生产、水利建设和国防、文化教育等事业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在民间修史者笔下，这位在文革后身居军中要职的“广西王”却是另一番面孔。本文即是一位广西地下党老党员全面揭露韦国清罪恶的檄文。原题为《驳<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一书》作者名为龙廷驹，曾有几十年区党委直属机关工作经历，又亲历了广西文革的全过程，所以对韦国清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因此，当年在广西区党委身居要职的人，千方百计为韦国清歌功颂德，企图为已被历史否定的那条韦国清“一贯正确的路线”翻案，以洗刷自身污点和血迹，而于2000年出版发行《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一书时，龙廷驹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在患有严重心脏病而安了起搏器的情况下，抱病写完这篇遗作，不久便与世长辞。
1982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讲话。左二为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
一，韦国清问题主要之点是“文革”中监杀无辜
经过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简称“处遗”)本来已经逐渐平息下去的韦国清杀人的问题，由于以何绍榜(文革前是广西区党委宣传部一般干部，文革中坚定支持韦国清，被提为区党委副秘书长。——作者注)为作者，刘毅生(广西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韦国清的坚定支持者。——作者注)为顾问的《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简称“上将”)一书的出版及广泛发行，关于韦国清在“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的作为，再次引起新一轮的争论。
韦国清问题争论的主要之点是什么?是“文革”中韦国清执行一条错误路线，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监杀无辜的问题。
韦国清制造哪些冤假错案?1983年，党中央派以周一峰为组长，毛铎、王浩为副组长率领40人来广西，帮助经过重大调整的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简称“处遗”)查明，韦国清在“文革”中制造全区性的冤假错案的有：“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利用《七三布告》“刮十二级台风”、“清查五?一六”、“清查地下党”、“批资批修总体战”以及韦国清的接班人安平生、乔晓光抢先批邓等。制造冤假错案的目的是为杀人找借口，其中，以“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和《七三布告》“刮十二级台风”杀人最多，最为惨烈。
韦国清杀多少人?“处遗”查明8万6千人，95%以上是韦国清担任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简称“革筹”)以后杀的，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所谓“失踪”等未计算在内。
“处遗”时，“处遗”办公室负责人去北京找韦国清。韦问：广西“文革”究竟“非正常死亡”多少人?答：8万6千人;公安部门统计是30多万。问：都是些地、富、反、坏、右吧?答：地富反坏右只有1万6千多人。韦国清叹一口气，不再谈下去了。他把被他们杀害的人叫做所谓的“非正常死亡”。韦国清叹气是叹杀多了，还是杀得不够，对于城府甚深的人，笔者不敢忘自猜测。地富反坏右有全家杀绝的，要说一句话的是，人家没有犯法啊!
毛泽东搞政治运动不断，后果人所共知。但他从来没有下令杀群众。他的5%是指干部。韦国清管你群众不群众，党员不党员，坚持批判过他的都是仇人，都杀。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杀群众、党员，当然是天大的事。难怪人民解放军纪念七十周年系列丛书《上将风云录》中没有收韦国清点滴事儿。人民军队哪有放手屠杀人民之理!更何况制造借口呢!
杀8万6千多人是个什么概念?广西历史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不论内战外战，从来没有杀死那么多人，韦国清杀人之多，可谓前无古人，但愿后无来者。又据审判“四人帮”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提供的资料，“文革”中，全国被“四人帮”迫害致死2万4千多人。韦国清杀人是全国3.4倍强(此时广西尚未“处遗”，故未把广西的数字计算在内)，广西是重灾区。
拙文《歌颂文革英雄韦国清的书不要出电视连续剧不要拍》(简称《“文革”英雄》)和《韦国清决不是圣贤》(简称《圣贤》)中，说韦国清杀人8.9万多，是查问参加“处遗”者得到的数字。杀人比杀鸡还容易，要杀谁就杀谁。韦国清钦定一派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可以“就地处决”另一派赤手空拳的人，你相信他杀多少都可以。
以吹捧韦国清为职志的《上将》，在222页不是也承认“广西革筹小组成立后，发生过冤假错案”吗?事实俱在，它不得不承认。问题是它没有写明发生什么冤假错案，发生在哪一派身上，制造的目的是什么?以此为借口杀害了多少人?后来党中央怎么处理?这些尖刻问题，《上将》一书一股劲往下推责任，为韦国清开脱。按照《上将》的说法，把一部分群众和干部看作“阶级敌人”而加以乱打、乱抓、乱杀的是另一部分干部、群众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泛滥以及派性恶性膨胀造成的。他韦国清只是“局面难以控制而已。杀人还是革委会和他发出紧急通知才制止的，制造冤假错案、杀人的韦国清反而有功了。这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是什么?
《上将》整本书为什么不提“文革“中广西大规模杀人和党中央后来派人来“处遗”这两件大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党服从中央，有意见可以按一定手续提，反对“处遗”岂不是反中央!请读者请教作者和顾问去吧。
二，韦国清删掉周恩来对《七三布告》至关重要的加写，对毛、周指示的处理进一步暴露他穷凶极恶面目
《上将》一书，在《艰难岁月》一章里，起码有11处用周恩来讲的话、做的事来为韦国清辩护。读罢，似乎有些道理。乍然听人说，《七三布告》是经过韦国清等人删掉周恩来的加写才变成杀人“圣旨”的。因为以前只知道韦国清利用《七三布告》杀一派，不晓得韦国清伙同康生、江青删掉周恩来的加写杀人，不禁大吃一惊。迨至翻书一看，白纸黑字，记录在案，谁也抹杀不了，才深信韦国清是个两面派，《上将》只写了一面，而且是尽是夸大的一面，而想方设法挖空心思掩盖另一面。《上将》的作者和顾问们，以曾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以及副秘书长之尊，屈身于光天化日之下，为韦国清支一派、杀一派辩护，公然往周恩来脸上抹黑，与中央“处遗”对抗，实在可惜。
在“处遗”中，韦国清只承认“刮十二级台风”是他的指示，至于指示内容是什么，他没有说。《上将》变本加厉，避而不谈《七三布告》。
《七三布告》是韦国清谎报情况，欺骗中央的产物。对1968年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布的《七三布告》，与出版《上将》同一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年谱》说：“《布告》经周恩来审阅，修改”。周恩来在修改时强调指出：驻柳州、桂林、南宁地区部队指战员，必须“坚持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最新指示，绝对不许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要引导和帮助两大派群众消除对立情绪，坚持‘四不’方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争取团结绝大多数群众，孤立打击一小撮敌人，动员群众把他们揪出来”。《周恩来年谱》特别注明：“周恩来修改时加写的：‘绝对不许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以及坚守‘四不’方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争取团结绝大多数群众，孤立打击一小撮敌人的内容，在正式发布《布告》中没有反映”。(见《周恩来年谱》243页)周恩来强调不要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不止一个地方。例如，1968年8月22日，当他得知桂林组织宣传队进驻造反大军几个据点时，他就“电告韦国清，工人宣传队后面有武装部队，又非徒手，易于引起双方武斗。要变更这种方式，或者徒手参加，或者不参加。去桂林北站的宣传队，要立即改变做法，将外省县人员清出，促进桂林两派铁路工人大联合，不要亲一派、疏一派。”(《周恩来年谱》252而)但韦国清置之不理。
《上将》在《艰难岁月》这一章里，好像韦国清打击、报复、滥杀无辜是在周恩来支持下干的。事实是，韦国清对周恩来阳奉阴违，搞两面政策：对我有利的拿过来;不利的不听或删去。他甚至无耻到伙同康生、江青删去周恩来的重要加写，以达到杀人的目的。《上将》的作者和顾问们，遮盖韦国清支一派、杀一派的恶行，往周恩来脸上抹黑。
周恩来的加写，非同小可。如果周恩来的加写不被删去，韦国清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变成杀人的“圣旨”，就不能利用它“刮十二级台风”，就不能利用人民武装镇压人民，造成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千古奇冤。作者和顾问敢于把这件事在他们的“着作”中公之于众，他们的种种欺骗伎俩不攻自破。
《上将》是不是绝口不提《七三布告》呢?又不是。在《将军从政——韦国清主政广西二十年》，即分发很广的这本书的“征求意见稿”里，就写了《七三布告》，现抄录如下：
“1968年7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布告》(简称《七三布告》)。《布告》根据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的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事机关并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和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严重事件，而且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以后仍拒不执行的情况，提出了六点要求：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这是毛泽东制止全国动乱的一个战略部署。
“文革”已经进行四年，武斗还是屡禁不止，人们对于这种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普遍不满。7月24日，针对陕西省发生的类似广西事件，毛泽东又批准发布《七二四布告》，重申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七三布告》。
但是，广西以及全国一些地方的动乱并没有停止下来。《七三布告》发出半个多月，广西的铁路还是不通，被抢去的援越物资和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还是没有交回，武斗依然继续发展，而且南宁市自7月中旬起还连续出现熊熊大火，烧毁了许多民房、商店和船只。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执行中央关于武装掩护群众救火的命令，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7月25日，周恩来等接见再次到北京办学习班的广西两派代表和部队部分干部。周恩来对广西出现的严重事件很生气，他说：广西打成什么样子了嘛，哪个省也没有闹到你们那样!快两个月没有通车了，再不通还行呀!他要求两派回去都要自己检查自己，清理坏人，并见诸行动。
7月28日，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高校五大“造反派”头头，要他们停止武斗，并针对有人讲中央发布的两个《布告》他们那里不适用的观点，严厉地警告说：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批准了两个《布告》和发表了如此严厉的谈话，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制止全国动乱的决心。这对于解决广西的问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时，广西两派和广大群众都渴望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他们对《七三布告》是拥护的。但是，从一派中分裂出来的少数人，经过再三做工作，仍然抗拒执行《七三布告》，在这个组织头头的操纵下，约有一千多人继续以武力占据南宁市的解放路等街道，为非作歹。
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干预，到8月上旬，南宁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七三布告》对广西提出的六点要求，最后也得到了实现。”(“征求意见稿194——195页)
这里需要摆之事实，看看《七三布告》是怎么变成杀人布告的。
布告发布之前，韦国清等人已炮制了(宁明)上石和“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冤案。“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已于1968年5月17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汇报，同时下发“指示”、公告以及《广西日报》登载消息，并发告人民书等。据不完全统计，至《七三布告》发布前，不断下达“指示”，指令各地抓紧追查。与此期间，连续发生攻打南宁百货大楼(1968年6月13日);攻打水电厅“火种”兵团，杀害62人(6月19日);攻打“航运工总”和炮击“桂宏”号等40多艘船只，中弹起火(6月23日)。此其一也。
《布告》重要之点，是抢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因为没有枪炮谈不上打热武器之仗。是谁怂恿抢解放军的枪呢?1968年5月1日，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见支持韦国清一派的头头颜某等人，通报南宁“阶级斗争”的动向和如何采取措施制止武斗、制止抢枪问题。颜某等心领神会，5月3日组织了9人抢枪领导小组;5月5日，颜某等组织了3千8百多人抢了广西军区长岗岭军械库的枪炮弹药，制造“文革”以来广西抢枪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严重事件。周恩来得知后，于6、7、8日连日命令、指示马上交回。而他们非但没有交回，6月4日又组织十三个单位第二次大规模抢夺军区的枪炮和弹药，到底是抢枪还是送枪?天知道。还有从玉林等10个县调来武斗人员到南宁参加“围剿”的手中武器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谁清楚。不错，“422”抢过枪，抢过援越炮弹，但援越炮弹已按周恩来的指示基本归还(其他城市情况不详，由他们说去吧)。但持枪为数很少，而且出于自卫。用当时的话来说：“不抢，等死吗?”在“文革”中解放军战士死伤41人，都是支持韦国清一派的人打死打伤的，说是反对韦国清一派的人打死打伤，完全是栽赃。此其二也。
最后，退一万步说，就算如《上将》所说，《布告》所列罪行都是“422”干的，但终究是少数人的行为，为什么安到一派人身上，要一派人负责而泛加杀伐呢?韦国清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
抬毛泽东、周恩来出来为韦国清辩护，是枉费心机的。让我们排一排时间，就进一步戳穿韦国清和作者、顾问的欺骗伎俩，其用心之险恶。
8月1日，打下展览馆。
8月2日，因打展览馆先斩后奏，革筹小组和军区“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
8月5日，打下解放路。
8月6日，周恩来才在文件上“批注”。“最后(才)得到毛泽东的文字批准”(见《上将》“征求意见稿”167页)。
这里可见，打下展览馆、解放路在先，周恩来的“批注”和毛泽东的“批准”在后。这就说明，管你周恩来“批注”不“批注”，毛泽东“批准”不“批准”，反正他韦国清要打，要杀，要消灭的决心已定。这又可见韦国清和《上将》信口雌黄，欺骗伎俩之一班。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征求意见稿》抬出毛泽东作为救命稻草，说《七三布告》是“经毛泽东批准”，“是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文字批准”。韦国清向党中央报假情况，现在又把责任往毛泽东身上推，在拙文《文革英雄》中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需要指出的是1980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明白无误地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作者和顾问对党的这一重大决议视而不见，却大大咧咧拿着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来反复证明韦国清他利用《七三布告》“刮十二级台风”的正确性。这就不难看出作者和顾问的目的，是抵制党中央1980年通过的决议。
在“处遗”中，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工作组曾就彻底否定《七三布告》给党中央写报告，党中央“原则同意”这件事，无人不知。《征求意见稿》写了和《上将》不写《七三布告》的目的如出一辙，都是为韦国清的罪恶解脱，旨在煽动要翻“处遗”的铁案。这，难道还有疑问吗?
1975年10月，韦国清升官，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但制造那么多冤假错案，迫害和杀害那么多人，仇恨难以平息，冤魂难以消散。1971年林彪爆炸后，死者家属和受迫害者纷纷要求平反，惩办凶手，当时的党中央曾责成他报告杀人情况，并加以处理。虽然被韦国清用嫁祸于人的花言巧语搪塞过去了，但被杀害者家属和被迫害者人心不死，不断上诉中央，这是一个预兆，毕竟纸包不住火。因而“他觉得广西执行《七三布告》事关重大，有必要把中央当时规定‘只供收件单位领导同志参阅，不要传达，不许转发和印发’的中央1968年颁发的一个文件，向自治区党委常委进行通报。这个文件前面，有周恩来8月6日的一段批注……最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文字批准”。韦国清向常委通报时说：“当时我们执行《七三布告》的动用部队解决解放路问题，都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批准，不是广西自己定的”。后来在一次区直各战线负责人、各地、市委和柳铁党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又通报了这些内容。随后，1977年6月24日，乔晓光第一书记“正式”影印件下发时，说明“不得遗失”。(均见《征求意见稿》196——197页)
读者不是“阿斗”，他们会问：《征求意见稿》和《上将》都说韦国清1968年5月29日去了北京，8月24日才回南宁，言下之意，此期间发生的事与韦国清无关。语云：“生平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韦国清为什么临走之前“有必要”把由他保存的文件交由刘毅生复印，发给常委，后来下发到区直各战线、地、市委，口头传达到县委呢?《征求意见稿》和《上将》的作者与顾问不打自招。它进一步说明，作者和《上将》的目的是什么。
三，韦国清“没有把责任推给下级”吗？
《上将》214页说，韦国清“他没有嫁祸于同事，没有把责任推给下级，更没有给别人落井投石”。下面我将逐一加以分析。
韦国清真的没有把责任推给下级吗?“当时(《七三布告》发布前后——引者)，极‘左’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泛滥，‘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口号叫得很响，派性恶性膨胀，局面难以控制，一些地方出现乱抓、乱打、乱杀严重事件，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立即发出制止乱杀人、乱抓人、乱打人的紧急通知，才逐步得以制止”(见)上将《222页)。把批判他的干部、群众看作“阶级敌人”，是韦国清;叫喊“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也是韦国清(见《七三布告》定稿的当天，韦国清从北京给广西军区打来的电话记录)。而今，在《上将》的笔下，他仅是“局面难以控制”而已，“乱杀人、乱抓人、乱打人”还是他韦国清下令制止“才逐步得以制止”哩。《上将》不仅把韦国清应负的责任推给他的下级，而且还倒打一耙。
韦国清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冤假错案是他制造的，但当你轻信他的号召，杀“反共救国团”、“刮十二级台风”大杀“阶级敌人”的时候，他却躲得远远的，等到你杀得差不多了才回来，做出与他无关的样子。调离时还把责任推到党中央和毛泽东身上去，推得一干二净(上面已有论述)。“处遗”时，枪毙的那10名“好汉”，不过是刽子手而已。而拍惊堂木的韦国清除了被撤职外，却安然无恙。那些被枪毙了的刽子手们如地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上将》怎样证明，怎样解释?
四，韦国清“没有嫁祸于同事”吗？
韦国清真的没有嫁祸于同事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以及其他批判他的处以上干部，都在广西工作算不算韦国清的同事?如果不算，区党委第二书记韦祖珍、第三书记伍晋南、书记贺希明、候补书记霍泛、常委傅雨田、许圣亭算是韦国清的同事了吧!韦国清不是都给他们强安上各种“罪名”而加以“打倒”吗?
韦祖珍，原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在“文革”中，中央调他任广西区党委第二书记。他下乡了解情况，批评了生产队长和生产建设存在的问题，就好像批评了他韦国清。在林彪事件中，趁机把韦祖珍打成“阴谋夺权，上了贼船的人”。韦祖珍临死时，交代夫人不要韦国清的花圈。死后，夫人按遗嘱把韦国清的花圈退了回去。韦祖珍是韦国清红七军的老同事，又是“文革”中调来当第二书记的，韦国清“没有嫁祸于同事”吗?
伍晋南，原是个农民子弟，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时参加革命。尽管朝中有人保驾而参加广西革筹小组，但刚从北京回到南宁，还要在革筹小组所在地军区大院内被批斗了两个多小时，并且勒令他交出认罪书。韦国清站在一旁冷笑。你看他疯狂到什么程度?所有“革筹”小组成员都是革委副主任，唯独伍晋南不是。伍当上革委常委后，被打成“伍修集团”头子，继续受审查。1968年10月4日，即在革委会成立后，由区革委会组织为期5天半的批斗所谓“伍修集团”大会。所谓“伍修集团”成员贺、霍、傅、谢、袁被拉到现场批斗示众，伍晋南当然在场。整“五一六”时对外说是“贺、霍、傅、谢、袁”，内部掌握则是“伍、谢、龙(廷驹)”。
贺希明，抗战时在安徽任国民党县长，长期掩护共产党抗战，最后拉队伍参加新四军，淮海战役中任支前指挥部副总指挥，表现突出，受到陈毅同志表扬。这样的人民功臣，却被韦国清和康生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了解情况后要广西平反，受到乔晓光阻挠，说广西人民通不过。胡耀邦叫乔等人考虑贺希明是“怎样从国民党阵营过来的”，这个说“广西人民通不过”的人物才无话可对。
傅雨田，他不参加任何一派。仅因为是全国有名的62人“叛徒集团”之一而被韦国清戴上“叛徒”帽子关起来。问题是这62人中，61人都得“解放”了，唯独傅不“解放”，还要赶到蒲庙(邕宁县委所在地)当县新华书店革委会副主任。如果不是他“无组织、无纪律”跑到北京找中组部，真是永世不得翻身。
许圣亭，广西军区副政委、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因批评样板戏而被江青指责为“四个仇视”的“三个小丑”之一，被韦国清又是斗争，又是审查，最后被撤职。
韦国清“没有嫁祸于同事”，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支持他“同群众站在一起闹革命”，就是支持他当……，只要你坚决支持他，他登上高位后就反过来论功行赏，重用你，你越卖力支持他，他就越重用你。你虽是地下党员，但只要支持他就可以不是托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反之就叫死无葬身之地。在广西，这条以韦国清划线，尽人皆知。在史无前例、韦国清说了算的年代，支持韦国清就是德，就是才，就可以升官，起码也是站对了队，否则，便是无德无才站错队，管你下级不下级，同事不同事。这条线不知何时了，君不见韦国清死了还有人供香火，唱挽歌吗?
五，韦国清对上级“落井投石”
韦国清给别人落水投石，他的上级也跑不了。大家不会忘记韦国清在“文革”中写过4张大字报，分别贴在广西大学和区党委大院这件事吧?
第一张，1966年9月3日，贴于广西大学，题目叫《欢迎向我开炮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坚持向韦国清“开炮”的人后果如何，广西人特别是南宁人，都知道了，这是“引蛇出洞”。
第二张，1967年1月29日，在区党委大院贴出题为《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几个问题》，标明《我的第二张大字报》。大字报指责邓小平在带领红七军往中央苏区途中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是“逃兵”。这是人们批“刘、邓路线”正热闹的时候，不是“落井投石”是什么呢?
第三张，1967年2月1日，在区党委大院贴题为《揭发两面派陶铸我的第三张大字报》。这时陶铸正好因为保护老干部而顶撞江青，“打倒陶铸”喊得震天价响的时候。韦国清首创中央局书记批判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先例，不是乘人之危、“落井投石”，又是什么呢?
第四张，1967年2月5日，仍在区党委大院贴题为《揭发王任重的几个问题我的第四张大字报》。王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韦任第二书记。在桂林所谓“87事件”中，读者记得，王曾写信给广西师院师生，说韦国清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又是中央委员”等等，保过韦国清，最后王任重还是躲不过韦国清的“反戈一击”。这又说明什么问题?更离奇的是，韦国清向党中央汇报假情况，制造冤假错案杀人几十万人，然后又把责任往上推，说是中央“实在不能容忍了，于是进一步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杀人是中央批准的。在《上将》里面，韦国清就是这样“更没有给别人落井投石”的。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广西老地下党员怒斥韦国清监杀无辜绝非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