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陆定一夫人匿名信举报叶群一事，王光美回忆：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这件事，我原来一点也不知道。叶群固然很坏，但我觉得严慰冰同志采取这种方式实在不好，有问题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嘛!而且，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事往别人头上栽，这不是挑拨吗?她在有的匿名信上署名“王光”，信里说“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还把发信地址故意写作“按院胡同”。按院胡同是我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这不是有意让人以为写信人是王光美吗?我原先完全蒙在鼓里，好几年都不知道，一直到破案，才大吃一惊。
晚年王光美
王光美：我们4月19日离开缅甸仰光回国，当天到达云南昆明。省里安排我们住在震庄宾馆，和陈老总在一个大院。听说这里原来是龙云的公馆。本来，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都想在云南停留几天，休息一下，顺便对云南作些考察。云南是个边远省份，平时来一趟不容易。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同志在接我们时，曾讲到云南实行半工半读的情况。少奇同志很感兴趣，想看一看。这时，北京有飞机来，中央办公厅送来一些文件。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份关于批评彭真同志的材料。我们出国前，没有要处理彭真同志的迹象，所以，少奇同志看了这份材料，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黄峥：在少奇同志和您出访期间，国内发生了许多重要事情。1966年3月底，毛主席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批评彭真同志和他主持制订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批评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主席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4月9日至12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同志的所谓“一系列罪行”。会上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二月提纲》。少奇同志出访回国的时候，《通知》已经起草出来了，毛主席亲自对这个文件改了好几次。
王光美：这些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我们回到昆明的当天，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迅速到杭州，出席毛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样，少奇同志在云南考察和休息的计划只得放弃。4月20日，我们出国的专机直接飞往上海。张茜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不去杭州，直接回了北京。
我们到上海，杭州方面已经派来了火车专列。少奇、陈毅同志和我都上了专列直奔杭州。来接我们的这部专列，看得出来是仓促调用了毛主席的专列。里面的厕所是主席习惯用的蹲坑，因为时间紧来不及搞卫生，好多地方没有清扫。
我们从缅甸带回来一些热带水果。在去杭州的火车上，我交待卫士贾兰勋同志，要他把这些水果分一分，给主席、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各送一份，并嘱咐他给彭真同志送去一份。
我们到杭州刚住下，周恩来同志还有谢富治就来了，带来一些材料，向少奇同志介绍情况。谢富治是来谈陆定一同志夫人严慰冰同志给林彪、叶群写匿名信的问题。
周总理刚来，房间里电话铃响。我一接，是彭真同志打来的，说要向少奇同志汇报。我告诉他总理正在这里谈话，少奇同志现在没空，等方便时再找他。当时还不清楚彭真同志出了什么事，总理来谈过后，才知道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主要就是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同志。这样一来，少奇同志就不便再让彭真同志来单独汇报了，就没给彭真同志回电话。
刘源：其实彭真同志一直很尊重毛主席，尽力紧跟主席。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陈云同志、邓子恢同志等支持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彭真同志不支持，和毛主席的观点比较一致。80年代后期，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回忆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情况，其中说到刘少奇同志支持陈云同志的分田到户的主张。彭真同志看到后很有意见，专门把我找去，说：“你父亲什么时候支持过分田到户?你父亲是同意责任制，不是同意分田到户。”
我大学毕业后，决定去河南农村工作。我母亲带我专门去向彭真叔叔登门讨教。彭真叔叔和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叮嘱我要学会解剖麻雀、注意联系群众等等。我去河南农村后，每次回北京，他见到我总要问我那里的情况。有次我从西藏回来，特意向他汇报西藏的情况，他听得津津有味，特别感兴趣，表示等身体好了要去西藏看看。
我曾经和他议论过二三十年代顺直省委的事。我说：“顺直省委那段历史，我怎么总也看不明白。”他笑着说：“我们这些当事人就没有讲明白，你怎么看得明白?”彭真叔叔去世前，床头上放着黄峥写的《刘少奇一生》，他让人念给他听，还在书上划了些道道。这是他去世前看的最后一本书。
黄峥：这事我也听说了。光美同志，能不能请您顺便说一下您所知道的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的情况。
王光美：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这件事，我原来一点也不知道。叶群固然很坏，但我觉得严慰冰同志采取这种方式实在不好，有问题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嘛!而且，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事往别人头上栽，这不是挑拨吗?她在有的匿名信上署名“王光”，信里说“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还把发信地址故意写作“按院胡同”。按院胡同是我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这不是有意让人以为写信人是王光美吗?我原先完全蒙在鼓里，好几年都不知道，一直到破案，才大吃一惊。
刘源：还有的信署名“黄玫”。南方人黄、王的读音不分，也是有意让人往王光美身上联想。匿名信还挑拨叶群和女儿豆豆的关系，说豆豆不是叶群亲生的。这也罢了，可是在给豆豆的匿名信里竟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象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往我们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有一年在北戴河，一天我正同老虎打乒乓球、说话，公安部罗瑞卿部长走过来，表情特严肃，对老虎说：“回去告诉你爸爸妈妈，又发现两封信，还没破案。”老虎马上就回去了。老虎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小名。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黄峥：这个匿名信案好多年都破不了。破案的过程很巧合。据说在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同志眼睛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同志反映叶群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气头上说话又快，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真的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面熟，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严慰冰于1966年4月正式逮捕，1967年2月送秦城监狱关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至于严慰冰同志为什么要写匿名信，陆定一同志认为她是精神有毛病。陆定一同志说：“她本来没有精神病。1952年‘三反’‘五反’时，上面派人背着我在中宣部找‘大老虎’，他们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这样的刺激，使严慰冰害了精神病。我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她经常与我吵架，后来又开始写匿名信骂林彪和叶群，信寄到林彪家里，有的寄给林彪本人，有的寄给叶群，有的寄给林豆豆。林彪到哪里，她就寄到哪里，5年时间写了几十封，并且都是背着我写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严慰冰有精神病这件事，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其他事情上她都很正常。但她确实有精神病。为此我专门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么一种精神病症状：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在某些事情上却不正常。严慰冰的这种病的原因，是由于受到迫害。”
王光美：这个案子少奇同志没有过问。我们出访回国，彭真、陆定一同志都出事了，少奇同志都不知道。《二月提纲》，是以彭真同志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作的汇报，是1966年2月5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那次常委会议是少奇同志主持，在我们家福禄居会议室开的。少奇同志年初生了一场病，刚刚恢复工作。他从玉泉山休息回来，办公桌上堆了一大堆文件，还没有来得及看。他在会上表示：我最近生病，不熟悉情况，没有什么意见，请五人小组的同志尽快去武汉向毛主席当面汇报。2月8日，彭真、陆定一同志等专程去武汉向主席汇报，得到同意后，2月12日邓小平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将《二月提纲》转发全党。少奇同志在2月5日常委会议后就没有过问《二月提纲》的事。后来我们就出国访问了。所以对这次杭州会议的内容，少奇同志事先不知道。
黄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的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4月16日就开始了。后来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次会议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
王光美：少奇同志因为出访，许多情况不了解。实际上，等少奇同志到会的时候，彭真、陆定一同志已经挨批靠边站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就是《五一六通知》)已经起草好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已经成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五一六通知》是他们起草的第一个文件。这个“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就是后来的“中央文革”。4月25日，少奇、陈毅同志和我，乘原来的出国专机，从杭州回北京。外交部门还组织了正式的欢迎仪式，有关国家的使节都来了。这等于是还按出访回国的礼节，表示对这些国家的尊重。那天张茜同志也来了。
5月4日起，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落实杭州会议的各项决定。由于毛主席不回北京，由少奇同志主持。会议一开始先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文件对《二月提纲》作了严厉批判，并点名批判彭真同志。在会议讨论期间，少奇、恩来同志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找彭真同志谈了一次话，听取他的意见。彭真同志提出，把文件中关于“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去掉。但这段话正是毛主席加的，去掉是不可能的。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从此，这个文件被称为《五一六通知》。
黄峥：据我所知，《五一六通知》在通过时一字未改。本来会上有些同志提出，文件中有的用语、标点不妥，提出改正。但陈伯达、康生等强调文件已经经过毛主席先后8次审阅修改，一个标点也不让改。
王光美：是这样。《五一六通知》通过后，林彪发表了著名的大讲政变的“五一八讲话”。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志也先后在大会上发言。他们的发言同林彪讲的调子完全不同，主要谈了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和体会，并且都作了自我批评，对跟不上毛泽东思想作了检讨。少奇同志在5月26日作了大会发言，也是从认识和体会的角度讲，作了自我批评。他在讲到对文化革命的认识时说：“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这个话，是毛主席讲的，少奇同志认为是批评他的。
5月政治局会议期间，会内会外的形势非常紧张、复杂。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同志，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先后自杀。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出现了许多难以理解的情况。这些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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