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
胡乔木贩卖推销封资修黑货是一贯的、大量的，不过我手头并无任何文件、记录，只能凭记忆提供一些事例。
一、胡乔木鼓吹读死书、成名成家
胡乔木一贯提倡新华社的记者要成为专家，新华社要培养“权威记者”和“权威评论家”。方法和途径是“积累知识”、“钻研”。他说过，一个人讲话生动，文章写得好，都要靠用心积累，要注意搜罗古典的、民间的语言。过去新华社一切比较高级的记者出发到外地工作前，向他请示时，他都要“谆谆告诫”他们“多读书”，甚至说“不读书无知是可耻的，别人跟你谈话，你都谈不来，不懂怎么能写出好新闻来”。他要求记者熟悉资料像专家一样(我这次抄下的一份他的“指示”里就有这样的话，这种话，他简直无时不讲)，而且新闻记者根本就应该朝专家的方向努力，作为自己的“奔头”。
1948年新华社在平山的时候，曾在胡乔木的倡议下在那年秋天成立了一个资料部，集中了当时主要的骨干力量，开展研究工作。成立那天，胡乔木亲临讲话，他把研究工作与报导工作并称为新华社的两个轮子，“有了两个轮子车子才能走动”。至于研究工作的方向，他不但不提为人民服务，甚至与新闻工作配合都不提，干脆提出以个人成名成家为方向。他举出了一个海洋洋流学的例子，说这门学问本来是没有的，开创的人是德国的一个老船长，他每次出海都要记录下洋流的方向，最后把地图上画出了箭头，就开创了一门科学。他以此为例说明做研究工作并不困难，只要持之以恒，积年累月就可以成功。胡乔木要求资料部的每一个人都能积累资料，最后写出书来，他甚至提出新华社资料部的目标是要像大战犯王云五在抗战以前办商务印书馆时所刊登的广告那样“日出新书一本”。胡乔木的讲话使资料部的同志人人埋头抄资料、写卡片，不过干了几个月，一点成绩没有就因为进城而解散了，没有实现胡乔木的要求。不过，以后胡乔木在讲到记者的前途时，从来不放过机会，鼓吹经济记者要成为经济专家，国际新闻编辑要成为国际问题专家，总之是只有成了专家，新闻工作者才算有了了局，其流毒是十分深广的。
二、胡乔木鼓吹做杂家
胡乔木自己以博学多闻自鸣得意，对别人也要求“博闻强记，触类旁通”。他认为要做好工作(主要就是写好文章)主要要多读书，要什么书都读。他推荐人读的书不少，我印象最清楚的是他鼓吹读希腊神话和伊索寓言。他认为文章里如果能引用上一两个希腊古典就会有色彩、有风味。他曾有一次说“美人多姿”，并且具体地解释美丽的女人不能只有一种姿态，文章也要“能备百体”，不能老是一个腔调。
胡乔木不但写文章，而且讲话都好引用中国的外国的古典，不但自炫其渊博，而且给人做一个榜样，表明应当如何“熔古今中外于一炉”。我还记得他在有一次讲如何写评论时，公然讲“孔子作春秋是话里有话”，号召人们用孔老二的“微言大义”来写文章，这是与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写文章必须“旗帜鲜明”完全相反的。我还记得他有一次批评我们写的评论“比《左传》的党性还少”。这不但是比拟不伦，而且是示意人们向死了几千年的古人学习文章作法。
就我所知，1956-57年间曾推行过一套高中国文教科书，分为汉语与文学两种，其中文学部分第一课就是诗经的“关关雎鸠，……”按年代春秋战国秦汉六朝一直到五四，其内容之庞杂艰深是二十年代以后任何一套国文教科书所比不上的，试行了不到一年就因为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懂而废止了，这套教科书实际上是胡乔木授意搞的。胡乔木的“好古”“复古”已经超过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教育部，这个问题是值得深入调查的。我因未知其详，只能提供一个线索。
三、胡乔木鼓吹“驯服工具论”
胡乔木除了在文字上与写作上大力推销封资修的黑货外，在个人“修养”上也把封资修的一套来律己律人。他也像刘少奇一样好引用孔孟的话来作为共产党员“做人”的标准(“做人”是胡乔木爱说的话)。而且不但是形式与刘少奇一样，内容上也早就贩卖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了。
1950年的七一，胡乔木曾到国会街大礼堂来向新闻总署所属各单位全体党员做过一次纪念党的生日的报告。当时，正处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有一些党员干部不安心工作，想外调，上下关系比较紧张。胡乔木一上讲台，先摆出一副基督教牧师讲道的姿势，打开《联共党史》第九章，念了第二节：“党内某些成分中间有这样一种思想，混乱状态，当然也就会有一些爱好争论的人……”和第四节：“当时必须和衷共济地进行工作”。然后就大讲其不能爱护争论而必须和衷共济的道理。惊人的是，他举出了一个例子说：“最近东北局宣传部开除了一个叫韩进的科长的党籍。其实韩进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老爱同领导争论，党员老是跟领导争论，党怎么能进行工作呢?因此只好把他开除了”。韩进这个人我不认识，至今也不知道他犯的是什么错误，但是既然胡乔木说他“并没有什么大毛病”，按理就不应该开除党籍。如果只因为爱好同领导争论就开除党籍，这不是原则的政策，而纯粹是“驯服工具论”，然而这却正好是胡乔木当时在主观上执行在客观上宣扬的东西。事实上，后来，新华社当时的社长陈克寒就根据胡乔木的讲话，不实行“打通思想”而实行大棒政策，压下了一批当时对他有意见的人造成了很恶劣的结果。
这次讲话结束的时候，胡乔木赠给全体党员四个字，曰“敬业、出群”，又是孔老二的话，用胡乔木的话来解释就是要“热爱工作，搞好团结”。胡乔木就是这样老是用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道德标准来混同无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吴晗有所谓道德继承论，世人已熟知其事，但不知胡乔木在这方面的创造比他更多，流毒比他更广。
写到这里，我还想起，胡乔木有一次讲了六个字作为做人的道理。这六个字是“寡言笑，重然诺”。举的例子是“季布一诺千金”这样腐朽的东西，然而胡乔木竟然用了个把钟头来讲它如何重要，其实纯粹是唯心主义的欺人之谈。
大概在1951年或52年，胡乔木有一次在舍饭寺新闻学校讲党课，因为是胡乔木讲课，所以新华社有许多人去听了，我记得他那次是按照《联共党史》结束语中所提出的几条标准，解释中国党何以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他在讲了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除了组织以外没有别的武器以后，讲中国的工人阶级觉悟如何高，农民的觉悟如何，可是最后竟一直讲到“中国的资产阶级比美国的工人阶级觉悟还要高”。最后的这一个思想完全是抹煞阶级矛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胡乔木的日常“讲话”和“指示”中，有许多夸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的言论，使人看不到在过渡阶段，还有激烈的阶级斗争。
对民主人士胡乔木是十分“谦虚”的，我记得大概在1951年前后，对新华社这样几乎没有什么民主人士的机关，胡乔木还亲自抓了一下对统战工作的态度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个口号“礼多人不怪”，其实，当时新华社并没有什么民主人士，所谓“礼多”就是指的对一些旧报人，留用人员和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礼多”，结果使得这批人趾高气扬威风大长。
1968-9-17
附识：关于胡乔木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新闻路线，我相信材料是太多了，而且极易收集，我手头则毫无文件记录，记忆则不但十分零碎，而且都是人所共知的东西，就不写专门材料了。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文革期间李慎之对胡乔木的三点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