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
礼遇
正如阿Q之不敢与赵秀才说话一样，投奔起义军以前，朱元璋没“资格”也没机会和读书人打交道。对那些满腹诗书的“老爷”，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他满怀敬慕，却高攀不上。
起义使一切颠倒了。自领军以来，知识分子居然主动前来投奔。朱元璋当然受宠若惊，毕恭毕敬。他们随随便便出几个主意，就令朱茅塞顿开，见识大长。冯国用一见朱，就建议他取建康以为根本，再四出征伐，平定天下。李善长一见面，就说他像刘邦，劝他“法其所为，不嗜杀人，天下不足定也”。这些建议让在黑暗中摸索的他如遇明灯，通往皇位的道路一下子清晰起来。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
尝到了甜头的朱元璋全力争取知识分子。他专门派出手下，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儿有读书人。他知道，请读书人出山其实成本不高：只要你客客气气，给足他们面子，再给个虚职，他们就会感激涕零，为你卖命。“费得不多，赚头极大，真是划算的买卖”。
听说朱升很有学问，朱元璋就学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
听说镇江的秦从龙学问很大，朱元璋特地派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前去邀请，并特意远出南京城门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事无大小，悉与咨谋”，“称先生而不名”。每年秦从龙生日，朱元璋“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秦从龙感激得见人就流泪诉说朱的知遇之恩。
知识分子瞧不起他这个出身寒微的山大王，他也不以为忤，而是愈加低声下气。刘基“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说什么也不肯出山。朱元璋叫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力请，又叫刘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软磨硬泡，终于把刘基请了出来。朱大喜过望，专门建了礼贤馆给刘基等人居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在给刘基的信中这样开头：“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慰刘基书》、《谕刘基书》，《全明文》卷34)，语气恭敬虔诚得无以复加。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得确实太到位了。他的谦虚、热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倾倒了大批文化人。知识分子纷纷说，“吾辈今有主矣”，死心塌地为他卖命。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回报，最终独步天下。论者多以为，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根本。方孝孺就说：“地大兵强，据名号以雄视中国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独能聘至太史金华公(宋濂)而宾礼之。”
硬逼
建国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条战线急需人才。为充实官僚队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高潮。他继续以前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访人才。对知识分子还是坚持“给足面子”，嘱咐使臣们：“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
不过，朱元璋这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由一手变成了两手。天下未定之际，读书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为逼急了，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对手那里去。他只能摆出宽怀大度的样子，置之不问。如今天下已经姓朱，读书人无处可逃，所以对那些太不给面子的知识分子，朱元璋不再介意偶尔显露一下自己的獠牙。
江西贵溪的夏伯启叔侄不愿在新朝当官，干脆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以示决心。朱元璋闻讯大怒，把夏伯启叔侄抓到南京，亲自审讯，枭首示众，全家籍没。苏州人姚润、王谟，同样因为“被征不仕”，“皆诛而籍其家”。
《明朝小史》更记载：“帝既得天下，恶胜国顽民，窜入淄流，乃聚数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顶，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就是说，他痛恨那些托身寺庙的遗民，将他们埋入地中，止露其头，用大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朱元璋以前，虽然君权严重，士大夫阶层还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被尊崇。这是传统社会留给人们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朱元璋却毫不犹豫地封杀了。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这就是所谓的“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读书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阳光雨露而活，不为他朱家服务，就是滔天大罪。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知识分子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按计划有效运转起来了。
轻视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筐，成为起义军首领后，才开始学习读书写作。随着读书的增多，他对知识分子的崇拜之心也渐渐淡去：原来知识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样可以博古通今，甚至写出像模像样的文章。朱元璋渐渐发现，知识分子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朱元璋明白了为什么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做事畏首畏尾，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只会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寻找功名富贵。真正的英雄，还得数他和刘邦这样的大老粗。明白了这一点，朱元璋渐启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建国之后，他在给宋濂的一封诰命中，不经意间显示了他对文臣学士们的态度变化：“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明太祖集》卷三?翰林承旨宋濂诰)
这样的话，朱元璋在建国前是绝对不会说的。对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评价，别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业的顺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胀起来。
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定，朱元璋不用像以前那样费心费力地去寻访、邀请，多如牛毛的知识分子主动投怀送抱依附到朱家政权这张皮上。朱元璋广泛兴建的教育系统也已开始培养车载斗量的文化人，一时间知识分子极大丰富，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然而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朱对他们的整体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贵妃相对于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儿孙给她服丧。文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孝慈录序》，大骂这些知识分子为“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势，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朕观宫生之君，好内山林之士，任为股肱爪牙，暴贵其身，致君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国之危亡，非迂儒者谁?其丧礼之论，时文之变态，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见其情，甚不难矣。”
在另一篇文章《辟阿奉文》中，他更讽刺当朝的文臣们不如唐代的女人。唐代的宫女在皇帝面前敢说真话，今天的文人们却个个唯唯诺诺，毫无骨气：“唐妇人，犹过今之儒者。”只是朱元璋没有想过，唐代宫女之所以敢说真话，是因为她们面对的不是他朱元璋。
不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于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来越敢于评头品足，挥斥方遒。朱元璋虽然中年之后才开始学习写文章，但因天分不错，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虽粗头乱服，却风格独特豪迈，气势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独树一帜，他也颇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命文臣们作《阅江楼记》。读完之后无一当意者，于是亲自动手写了两篇，给文臣们做示范。大臣们当然赞颂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单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学家的宝座。不久之后，对当世文坛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满意了，写了《驳韩愈颂伯夷文》、《辨韩愈讼风伯文》等文章，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韩愈对于“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词藻，不通人情物理。朱元璋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满纸咄咄逼人的霸气。高己卑人、予智予雄达到了极点。
杀戮
到了晚年，朱元璋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于是洪武朝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人类史上罕见的浩劫，上流精英几乎被一扫而光。
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起因是“士诚小人”这个典故。
洪武初年，因不满朱元璋的重文轻武，一位武臣对朱元璋大讲知识分子的坏处。他说，这些人心胸狭窄，嘴巴又刻薄，经常变着法地骂人：“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还说张九四(张士诚)原为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成想他们竟给他取名“士诚”。
朱元璋说，这名字很好啊，有什么毛病?
武臣说：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讲，《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士诚小人啊!朱元璋听后，立即找《孟子》来查，发现果然有这句话。他不禁竦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无非是读书人欺负他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敢这样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们瞧不起。从此朱元璋就开始对文臣们大起疑心，阅读奏章也多了个心眼儿。
朱元璋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显得十分豪爽坦率。但是这些话只能他自己来说，别人可千万不能说。实际上，做过乞丐与和尚，这一直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一块伤疤，万万触碰不得。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儿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因为是起义起家，所以也讨厌人提“贼”和“寇”。大明臣民其实谁也没有胆子当着朱元璋提这壶水，也没有兴趣提这壶水，所以奏章中不用这些字，朱元璋却更不放心，总怀疑别人会更加拐弯抹角地骂他，遂将防区无限扩大，到了极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为近乎“僧”字，在他看来就不怀好意。而“则”字也很危险，因为“则”在淮西方言中发音与“贼”同。
按照明初习惯，逢年过节、皇帝生日之时，文武大臣都要上表庆贺。所上的表笺，照例由学校教官代作。虽然表笺中都是毫无营养的陈辞滥调，但因为都是颂扬自己的话，朱元璋很喜欢阅读。但读来读去，越来越多的敏感词蹦了出来。出现次数最多的敏感词儿是“则”字。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被处死;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因表内有“以则天下”句而被处死。其次，表笺中若有“生”(近“僧”)、“法坤”(近“发髡”)等字样，也以为这是讽刺他曾出家为僧之事。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杀。祥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句，因“取法”音同“去发”，贾翥亦未免一死。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表中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一句，因“法坤”音同“发髡”，“藻饰太平”音同“早失太平”，许元送了性命。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事例，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朱元璋的想像力实在惊人，他制造的文字狱也因此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亳州训导林云在所作《谢东宫赐宴笺》内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朱元璋以为“式君父”为“弑君父”之隐语，林云因此而被杀。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在所作《贺立太孙表》中有“永绍万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朱元璋以为“有道”为“有盗”之谐语，吴宪也因此身首异处。怀庆府学训导吕睿在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望帝扉”之语，朱元璋以为“帝扉”隐含“帝非”之讥，吕睿也遭杀头之祸。此外，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被杀，人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只能揣测也许是因为“寿”字与“兽”字同音之故。
除了在表章里挑毛病之外，朱元璋还将文字狱扩展到文学作品当中，看到谁写的诗文让自己不舒服，就把作者抓来杀掉。
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洪武年间，四明僧人守仁应诏入京，闲着没劲，作了《翡翠》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朱元璋读了之后，对守仁说：“你不想见我，说我法网密吗?”于是以谤讪罪将他处死了。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则记载，一位叫来复的和尚在给朱元璋的谢恩诗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看后大怒，说：“汝诗用‘殊’字，是谓我为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将之斩首。
明初“吴中四杰”之首高启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七年，朱元璋读到高启创作的《上梁文》中，以“龙蹯虎踞”一词形容魏观的府治。朱元璋以为此语只可用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故将高启腰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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