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人”王进喜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的经典照片。
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地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1963年底，经过三年多的奋战，位于东北松辽盆地的大庆油田完成探明和建设，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
据中共官方的报道，在大庆石油会战中，有“铁人”之称的王进喜在1960年3月率队从玉门到大庆，组织职工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他本人还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大庆油田的开发，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其经验值得各个领域学习推广。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村的先进事迹，并配发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中国人民学习大寨的战天斗地的精神，中国大陆掀起了学习大寨热。
大寨原本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贫穷的小山村，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从1953年开始，在大寨公社支部书记陈永贵的领导下，农民们用五年时间，从山下担土到石山上修造梯田，在山顶上开辟蓄水池，所谓“万里千担一亩田”，把村里的七条大沟变成良田。改造了本村的生活状态，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
王进喜在1964年12月21日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于同年12月26日，参加毛泽东71岁生日宴会，毛泽东称赞铁人是“工业带头人”。而同时应邀赴宴的大寨支部书记陈永贵因带领村民开渠引水修正农田成为一代人效仿学习的榜样，后在毛泽东的提名下破格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
政治运动
51年过去了，这场运动也许已经从许多人的记忆中渐渐消逝。今日的中国也不再是大庆大寨所处的贫穷落后的时代了。那么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呢?大庆大寨对时下的中国还有什么意义呢?
旅居美国的文革研究学者宋永毅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说，从政治角度上讲，大庆大寨首先是一场“反修防修”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他说：“在文革发动的标志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通过)》有过完整的提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它被作为‘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之一。换句话说，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一运动无疑是文革发动的前奏曲之一。”
宋永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树立王进喜和陈永贵这两个典型，甚至破格提拔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并不存在他们被政治绑架或政治利用，因为他们两人本身就是干部，就是政治人物。
他说，“毛泽东1964年12月26日请王进喜、陈永贵等劳模参加他的生日宴时，大谈的也是干部参加劳动和‘反修防修’的重大意义。”
不过他认为，对王进喜来说，情况稍有不同。因为大庆油田在经济上改变了中国贫油状态的贡献也是不可抹杀的。但是，毛泽东看中的是他如何结合毛的“两论”哲学思想，发扬战争年代的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而大庆石油大会战中表现出来的军事共产主义的胜利又使毛泽东找到了他前些年已经沦为笑柄的“大跃进”的成功范例。
在宋永毅看来，当年在石油勘探理论上突破西方和苏联专家框架的中国科学家比王进喜对大庆油田的贡献不知道大多少倍，但是毛就是不树立他们当典型。
反观“大寨”经验，从““新中国””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毛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主要也是为了对抗刘少奇等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议后的一系列比较宽松实际的经济政策。
路线斗争
当时中国农村正处于大饥荒中，刘少奇等人提出的所谓“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的政策对于全国农民渡荒自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人民公社的乌托邦体制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宋永毅认为，毛提出的“大寨”经验，其实质是在人民公社接近破产的情况下，重新找出一个成功的典型。学大寨其实是一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它又和个人崇拜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相结合，使农民在生产经济活动中长期失去自主性，严重抑制其生产积极性，导致农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迟缓了农村商品经济和农民脱困的步伐。而其实用化、形式化、教条化的政治思想工作方法，更阻碍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农业学大寨运动当时主要是在冬季农闲时，组织农民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但在运动中，有许多地方政府追求形式，浪费了许多农村劳动力，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有的地方要求农民垒坝必须将石头凿成正方，以便好看;有的地方追求粮食产量，强迫农民种植营养成分低但产量高的杂交高粱等;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进行农业学大寨”，也就是可以向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施加罪名，不允许任何不同的意见存在。
宋永毅补充说，那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其实也应当包括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旗号下的不注重安全生产的蛮干，和破坏自然资源的乱开“大寨式”的梯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时的中共中央重新提出了工业学大庆的问题，并且形成了又一个工业学大庆的高潮。1977年4月，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资源的情况下，贸然地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这次会议把学不学大庆提到了走不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高度，要求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把全国1/3的企业建成大庆企业。
宋永毅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经济活动中，‘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庆’‘大寨’精神在当时的某一地某一村还是有其实际成果的。但是整个六十年代和文革中把它们无限地扩大为‘一刀切’的全国性的硬指标来学习，就违反了经济规律。”
1981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的通知，指出过去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把大庆的一切经验几乎都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去总结、去拔高，总结一次，拔高一次，直至把有些经验绝对化、模式化，在宣传和推广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在有关的上级领导。
至此，“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被画上了休止符。
悲剧英雄
曾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死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而闻名的王进喜在1967年2月受到批斗。3月下旬，周恩来在北京宣布王进喜在大会战中立了大功，不准再批斗。1968年5月，王进喜被推选为大庆革委会副主任。
1970年4月19日，王进喜在解放军301医院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同年11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47岁。
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山西的造反派向省政府夺权，周恩来授意陈永贵组织其自己的红卫兵。于是陈永贵同已经被打倒的原山西省委书记刘格平等人组建自己的造反组织，名为“晋中野战军”，为夺取山西政权同另一派“总司派”展开大规模武斗。
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上，为了弥补林彪等人遗留的空缺，陈永贵等人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1975年1月，在毛泽东的建议下，陈永贵出任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
在职期间，陈永贵实行“左”的路线，在全国推行“革资本主义尾巴”：取消自留地，生产核算权放在大队一级等。
在邓小平主导实行改革开放后，陈的路线都被取消。但他对新政策抵触，拒不在大寨下放自留地。陈于1980年9月被迫辞职，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
1986年3月26日，71岁的陈永贵在北京因肺癌去世。
精神价值
纵观大寨大庆历史，把王进喜和陈永贵这两个悲剧性的英雄人物树立为典型，也是毛泽东要实现中国是工人农民的国家“乌托邦”的结果。同时，也是一场当局精心策划的造神朝圣运动。
他们的事迹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许带有某些荒诞色彩，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至少给中国人带来了某种精神支柱。在今天从官场到民间信仰奇缺，道德沦丧的中国社会里，大庆大寨是否还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呢?
宋永毅认为，我们今天谈大庆大寨，并不是说它一无是处。比如大寨经验中的反对干部的官僚主义，大庆经验中的尊重科学在今天就仍然值得提倡。
的确，陈永贵当国务院副总理时工资为每月400多元，但他从不领工资，只挣在大寨的工分，无法承担伙食费，所以政府另行补助他每月120元“生活补贴”。无论在哪里视察，他都得按照规定自缴饭费和粮票。
在如今“老虎苍蝇”遍地开花的中国大陆，永贵大叔堪称一朵奇葩。
难怪毛泽东的侄女毛小青在2009年曾呼吁两会重提“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在她看来，大庆大寨是“我们““新中国””精神的典型代表，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先进精神。”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大庆大寨——一场造神朝圣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