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是八年抗战，而是十四年抗战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始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对沈阳北大营的偷袭，止于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后历时凡十四年。中国共产党恬不知耻地自诩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其书籍、档案和历史教科书中宣称抗日战争为期八年。在其自吹自擂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冠冕堂皇地唱“它坚持了抗战八年多”，在无意中正好暴露了在中国人民的十四年(1931-1945)伟大卫国战争的前六年(1931-1937)里，它根本没有打过日本鬼子。在随后的八年(1937-1945)里，它的所做所为充其量也不过是其内部指示中所说的“一分抗日、二分宣传、七分发展”。[1]
本文讨论抗日战争初期(前六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与北京大学师生为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后就学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和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岁3月，蒋梦麟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旋即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后任总务长。在蔡元培校长离职期间，曾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冬，任北大校长，直至1937年北京大学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办联合大学。他的北京大学校长任期(1930-1937)正好覆盖全部抗战初期(1931-1937)。
二、在与日本特务谨慎周旋的同时，大力支援抗日战争
作为全国最高学府，日本人把北京大学视为反日运动中心，经常派伪装为学者的特务来此造访。伪装为地质学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等形形色色的“学者”来北京大学，都一致谴责北大的反日运动，都一致争取北大的对日“友好”。蒋梦麟校长和他的朋友和得力助手胡适(适之)、丁文江(在君)和傅斯年(孟真)等总是告诉他们，我们并不反日，我们反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因为军国主义份子一心想灭亡中国。在日本学者对北大教授夸夸其谈地吹嘘中日文化关系之际，蒋梦麟等北大教授却告诉他们，除了日本的军事野心之外，我们看不出中日之间还有什么文化关系。“只要你们肯放弃武力侵略的野心，中日两国自然就能携手合作的。”[2]
1933年，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组织了一系列抗击日军的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冷口等长城关隘，国军用低劣的武器和血肉之躯抵抗日军的进攻，给日寇以重创。伤兵络绎于途，医院人满为患。北京大学教职员成立了伤兵医院。蒋梦麟校长的夫人陶曾谷女士亲自主持院务，教职员的太太和女学生充任职员和护士，收容和救助了大批伤员。蒋梦麟本人也过问医院的事务，与作战部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军政部长何应钦(敬之)亲自来平指挥作战，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蒋梦麟校长与何部长过往密切，两人都希望能搭成停战协议，以换取备战时间。蒋梦麟校长亲自出马访晤英国驻华大使蓝浦生，探询他可否充任调停人。1935年7月6日，《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达成。中国人赢得了喘息的时间，日本人却得到了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承诺，并占据了河北省北部地方。
日本人得寸进尺，在河北省北部成立“自治政府”之后，又紧锣密鼓地以“华北民众”的名义开展“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运动。在此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及胡适、张奚若、蒋廷黹、吴文藻、傅斯年等20余位著名大学教授于11月23日在银行公会聚餐，以联名方式发表宣言，否认所谓华北民众要求自治或自决。宣言原文称：“因为近来外间有伪造民意破坏国家统一的举动，我们北平教育界国人郑重宣言：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组织特殊机构和阴谋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宣言充分表达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爱国热忱和凛然正气。
三、只身夜闯日军驻防军司令部，冷静面对绑架威胁
对于蒋梦麟校长的反日活动，日本军方恨之入骨，密谋把蒋梦麟绑架到他们治下的大连去。宣言发表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日本宪兵到北京大学来找蒋梦麟，请他到东交民巷的驻防军司令部去谈谈。蒋梦麟毫不含糊地答应一个小时之内就去。在通知家人和几位至交之后，他在天黑以前只身一人去了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进了河边将军的办公室。房门立即在身后锁上了，一个日本大佐和他交谈，一个日本士官握枪站在他身后堵住门口。
大佐指责他进行反日宣传，诬陷他写作反日著作，攻击他在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名，最后图穷而匕首现，说：“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板垣将军谈谈?已经给你准备好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蒋梦麟义正词严地回答。
“不要怕，日本宪兵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蒋梦麟不亢不卑地说：“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大佐的脸色大变。他认识到他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只能尴尬地重复，“你不要怕呀!”
“怕吗，不，不。”蒋梦麟抽着烟，很平静地对他说：“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决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
蒋梦麟就这样软硬兼施、机智勇敢地使日本鬼子左右为难。这时，电话铃响了，显然是更高层的幕后指挥者一直在监听他们的对话，现在给大佐发来新指示。大佐接完电话以后，对蒋梦麟说：“好了，蒋校长，司令要我谢谢你这次光临。你或许愿意改天再去大连——你愿意什么时候去都行。谢谢你。再见。”
门锁从外面打开。大佐帮蒋梦麟穿好大衣，把他礼送到汽车旁，恭敬地给他打开车门。这时，夜色已经四合。蒋梦麟怀着胜利的喜悦，坐进汽车，返回家中。
这就是蒋梦麟只身夜闯日军驻防军司令部，冷静面对绑架威胁的全部过程。引号中的对话全部引自蒋梦麟的自传《西潮》[2]，笔者连一个字都没有更改。蒋梦麟为我们作出了中国知识份子临危不惧、威武不屈的典范。他告诉我们，穷凶极恶的敌人不是不可战胜的，浩然正气是战胜一切邪恶势力的最强大的武器。
在一定意义上，现在高智晟律师和中共专制政权的斗争与当年蒋梦麟和日军驻防军司令部的斗争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共专制政权与日军驻防军司令部一样穷凶极恶。但是，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高智晟律师的浩然正气最后必然会战胜中共专制政权的邪恶势力。
四、坚守岗位，直至最后时刻
日军驻防军司令部的绑架阴谋震动朝野。当时就有许多朋友说蒋梦麟不应该独身闯虎穴。多年以后还有人评说他“书生气质很重……万一给他侮辱或加害，这种不必要的牺牲，岂不很冤枉。”[3]第二天下午，宋哲元将军派来一位少将劝蒋梦麟离开北平，说他恐怕没有能力保护他。不久后，蒋中正委员长又借陈诚(辞修)将军北上之便，请陈将军为他代致问候。
蒋梦麟对于劝他离开北平的忠告深致谢忱，却仍然留在北平坚守岗位。校园里偶而闯入一些朝鲜浪人(为虎作伥的亡国奴!)来寻衅闹事，但是日军驻防军司令部却再也没有来找过麻烦。他们改变了对蒋梦麟校长和他领导下的北京大学的策略，派来松室孝良将军当日军的特别代表。对蒋梦麟礼遇有加，甚至和他变成了私人朋友，经常到他家做客。蒋梦麟总结，“这就是日本人对付中国人的手段。程式大概是：先来一套甜言蜜语，继之挑拨离间，然后威胁恫吓，接着又是甜言蜜语，最后施行闪电攻击。先后次序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从来不离征服中国的基本方针。”[2]
蒋梦麟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一直坚持到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当时，他正在庐山参加蒋委员长召集的与著名知识份子共商军国大事的会议。在会议过后，与几位朋友飞到南京，想立即乘津浦线列车赶返北平，继续领导北大校务。但是抗日战争的第二阶段——全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展开，北上的火车全部停开。他没能回到北平，却开始了筹办在长沙成立北方三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联合大学的新工作。
参考文献
[1]辛灏年：《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胜利万岁》，《黄花岗》第十四期，2005年
[2]蒋梦麟：《西潮》，磨剑堂出版，1960年
[3]孟玉：《一本值得阅读的书——西潮》，《函校通讯‧新书评介》，1960年4月1日
《黄花岗》2006年第1期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抗战初期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