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去年夏天已爆发疫情？哈佛专家曝光惊人发现
林彪(左)与李作鹏(网络图片)
1980年的“两案”审理时，李作鹏一项罪名是“放跑了林彪的座机”。1980年特别法庭的副庭长伍修权说：“李作鹏的要害问题是他在‘九一三事件’中放跑了林彪的座机。‘九一三’前夕，周恩来察觉林彪活动反常，因为那飞机所在的北戴河机场归海军管，就亲自打电话给李作鹏，命令那架飞机必须有周恩来本人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实际上把放飞这架飞机的权力抓到他自己手上，未经他批准的命令都是无效的。周恩来的这个指示，本来是很清楚的，可是李作鹏却篡改为四人中的‘一个首长指示放飞’就可以了。当林彪爬上飞机就要发动起飞时，机场向李作鹏请示，他又不下令阻止，却让机场‘直接报告请示周恩来’，下面的人怎么能直接找到周请示呢?这完全是李作鹏为拖延时间放跑林彪而搞的鬼。”(伍修权《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页333-334)
9月12日晚，北戴河发生意外情况时，远在北京的李作鹏对此一无所知。周恩来在晚11时给李作鹏打来电话，要求李作鹏查询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停留在山海关机场。李作鹏当即打电话到机场，机场的调度值班主任李万香证实确有空军三叉戟飞机在当晚8时15分降落在该机场。李作鹏随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指示“第一、北戴河那位(李一听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李作鹏和夫人董其采核对后，还向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定地回答“那就这样吧”。(页693-694)
李作鹏在11时35分向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主任李万香传达的周恩来的前三条命令，随后李作鹏又补充一句：“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此后不久，李作鹏感到自己对“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的话不够准确。李作鹏认为，虽然周恩来或黄永胜完全可以决定是否放飞，但又想到周恩来电话指示的第四点，即吴法宪已受命到达西郊机场，空军直接领导的中央首长专机师和指挥系统都在西郊机场，而且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是属于空军专机师的，机组人员也是空军的，如果吴法宪不知道总理“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的指示，他可以随时直接调动飞机。这样就不能保证总理指示的落实。
于是，李作鹏在9月13日0时6分再次致电山海关机场，李指示说：“空军那架三叉戟飞机要经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你们要切实负责。”0时20分山海关机场站长潘浩打电话给李作鹏，李作鹏再次重复了此前下达的命令。潘站长突然在电话中又请示：“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认为此事不可能发生，且李作鹏并未被周恩来授权阻止飞机强行起飞，李回答说：“可以直接报告周总理。”机场的站长能否直接找到周恩来，李作鹏说：“当时，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第5师所管辖的战备值班机场。机场作战值班电话与海军通信总站有专用线路，而通信总站与军委一号台也有直通线路，因此山海关机场作战值班电话具备和军委一号台、和总理直接通话的条件。当晚，总理对我的电话指示第二条(‘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就说明机场与总理的通话条件是具备的。”(页694-696)
9月13日晚，李作鹏和秘书刘继祥整理与山海关机场之间的通话记录，李作鹏发现场站与李第二次通话的记录有误，经过校对修改，确认了通话记录，并报周恩来。李作鹏回忆说：“我认为这个文件(指《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是在‘九一三’事件中，反映山海关机场场站情况最真实、最全面、最准确，并经总理在第一时间圈阅同意，一字未改的最权威的文件。我十分清楚的记得，在这个文件中，就如实地记有：第一，总理电话指示的前三条，其中第三点指示中，没有‘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的话;第二，我第一次(23点35分)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周总理指示时曾补充说到的：‘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第三，我与山海关场站值班员(0点06分)通电话时强调：‘要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这关键的三个情况都有如实记载。我当时阅读这个文件时就意识到自己前后说法不一致，但我没有做任何修改，因为事实经过就是如此。”(页701-702)
实事求是地说，李作鹏当时根本不知道北戴河发生的紧急情况，没有放跑林彪座机的动机，林彪的座机是强行起飞，不仅中央没有人同意放飞林彪座机，机场值班室也没有任何人同意或指示放飞，同样也没有任何人能当场阻止该机的强行起飞。李作鹏向机场调度主任和站长完整地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不存在隐瞒周恩来指示的动机。
李作鹏认为：“周恩来是领导处理此事件的总指挥，他的指示是否得当?他的措施是否有效?对于最后发生的不可挽回的后果，他应负什么责任?退一步说，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不能力劝林彪不夜航，都不能阻止专车，都不能阻止专机强行起飞的话，怎么把‘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呢?’”“周总理的人品我历来是敬佩的，但是，对这样一件惊天大事的处理，是失误的。他在掌握了大量情报的前提下，不是同林彪‘叛逃’做坚决斗争，而是出于自保的需要，在犹豫和权衡个人利弊之间，错过了最佳拦截时间和最佳方案，同时还找了一个垫背的，把我当作替罪羊。”(页792)惟笔者认为，周恩来只不过是前台处理危机的指挥者，而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幕后决策人，周恩来不过就是在前台一步步完成了毛泽东的部署罢了。
将“放跑林彪座机”的罪名放到李作鹏头上，其实就是官方的一个瞒天过海之策。事实上，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领导人同意或指示“放飞”了林彪的座机。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没有打开，机场调度室也没有发出起飞指令，256号三叉戟飞机是在黑夜中强行起飞的。如果认真追究责任的话，8341部队在汪东兴、张耀祠的指挥下故意放弃了护卫林彪的责任，不仅听任林彪一行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出走，甚至还要求林豆豆等人也一起上飞机，事后8341部队竟然没有受到任何责难，“中央”也没有追究汪东兴、张耀祠、张宏等人的责任，却把“放跑林彪座机”的责任推给远在北京并不了解情况的李作鹏。
林彪座机飞抵中蒙边界时，吴法宪曾请示周恩来是否派歼击机予以拦截，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毛说了一句：“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由此可见，是毛泽东最终“放跑”了林彪的座机。也许有人会说，林彪那时已经飞上了天，毛泽东不放也不行了。但是，实际情况是，他们从一开始时就没打算拦阻林彪一行，从汪东兴、张耀祠等人的行为即可看出这一点，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他们岂能擅自行动，而“中央”者非毛莫属。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李作鹏放跑了林彪座机？晏阳初——“人类的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