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李斗表面化 胡春华到梁家河谈“硬骨头”有玄机
张钦礼(左)与农民交谈
2004年5月7日，一个曾在河南以至全国风云一时的人物张钦礼闭上了眼睛，离开了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临终时他说，他是从农民中来的，他要回到农民中去，要把他葬在家乡兰考张庄。
张钦礼，曾被新华社的一篇大通讯写成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从而闻名于世;而这次出名也恰恰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文革”中他因首先扯旗造反，搞夺权打砸抡，而种下了悲剧的根源;以后，他得到“四人帮”的支持，上了“文化大革命”战车，与“文革”捆到了一起。他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8年被开除出党，1980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13年徒刑。后因病保释提前出狱。从出狱后，他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文章，曾掀起一股以宣传焦裕禄亲密战友之名，实则是为张钦礼翻案的炒作之风，这些文章充满了谎言。后来在河南省委宣传部发出对此事的批评后才渐渐停止。
他曾因说真话而遭难
我第一次去兰考和张钦礼见面是在1962年10月，他不过三十多岁。1965年春，我到兰考深入生活，组织电影《焦裕禄》的创作组，我与张钦礼有了更多的接触，知道了他的经历。听说他在1959年因说真话而被打成“严重右倾”下放农村劳动，到1961年冬才平反恢复工作。
兰考县委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卓兴隆等人讲了不少张钦礼的故事。我又和张钦礼一同下过乡，参加他领导的治盐碱的台田大战，听他谈了他对形势、对前途的一些思考，我感到他有独立的见解，不是那种无所用心混日子的干部。因为我们熟悉了，他对我说了一些心里话，使我感到，像他这样和群众有密切联系，又能吃苦干事的领导是难得的。张对我说：“1954年兰封、考城两县合并时，我才27岁，穿战士的衣服，挂盒子枪。有人来找县长，对我说：小同志，你们县长在哪儿，给我找找。我说：不用找了，你有什么事说吧。他说为房子，我说咱们去看看吧。我安排好，他还要找县长。我说：你跟县长不早说半天话啦?”在交谈中，他也透露出“怀才不遇”的感叹，他的才干受着压抑。他说：“我们现在干部的任免，都是听上头的。并没有按着党章规定，由选举产生;如果实行民主选举，我想会是另一种样子。”他很自信，认为通过民主选举，在兰考，他肯定是受群众拥护的第一把手。
然而，张钦礼想不到的是，由于地委领导对他的看法，使他想当第一把手的幻想一次次破灭。就在他平反复职后，他当了副书记兼县长，当时的县委书记因生活问题不行了，他认为他应该当县委书记，而地委却派来了焦裕禄。他与焦裕禄的不合作，就与他和历届第一把手不合作一样，根源概在于此。
1961年冬，张钦礼平反以后，当时面临河南省农业严重情况。大批农民外出逃荒，集体的地因无人种而撂荒，省委为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把人留在土地上，实行了借地政策。办法是每人借2至5分地自己种，打的粮食全归自己。群众赞为“救命政策”，“拴人政策”(制止外流逃荒)、“叫人政策”(把外流的人召唤回家)。
了解农民生活和愿望的张钦礼，积极推行这一政策，他在会议上说：“现在，土地盐碱化的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可以借给社员改造，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原则是：借地行动快点，借地多点，借地好点，借地时间长点。”这都是实事求是为老百姓着想的。
1962年12月5日焦裕禄来到兰考时，县委正开会贯彻九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会会精神，重提阶级斗争，巩固集体经济，刹单干风，包括河南的借地。张钦礼看到焦裕禄在执行中央决议，如收回借地时，从实际出发，尽量采取灵活办法，不一刀切，而是听取灾情严重地方群众的要求，同意三严重地区借给社员的碱地不抽回来。这一点灵活，在当时需要何等地胆识。这让张钦礼觉得他和别人不同。焦裕禄的实事求是精神，创造了一个鼓励说真话的环境。
1963年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张钦礼实事求是地摆了兰考的情况，他说：咱是搞农业的，这几年农业生产啥样呢?土地减少，粮食减产，风沙重起，盐碱上升，牲畜死亡过半。咱亏损多少呢?1950年33万亩沙荒，到1957年造林19万亩，可到了1962年，沙荒又增到33万2千亩;牲畜1955年是54000头，1963年减少到20800头，桐树收购量过去月收7300立方，到1962年全年只收了6万立方，铁路南的枣树25万棵，只剩下8万棵了!
说到农民生活，张钦礼敢于讲出实情：以郝寨、刘楼为代表的12万人口地区生产条件没有改变，我们解放15年了，这些地方经济还没有翻过身来，一年接一年，一季接一季，群众生活很苦。固阳公社刘楼一户农民，全部家当不值7元5角钱;三义寨有一户农民，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其余人只得睡在床上啊!
县委分工，班长焦裕禄当然要以抓阶级斗争为主，张钦礼因熟悉兰考情况，分工抓生产，县委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由张钦礼分管。办公室主任卓兴隆让我看了县委文件里，那由焦裕禄主持制定，而由张钦礼起草的《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三五年的设想方案》，明确地写道，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没有和群众商量，硬按照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干造成的恶果。
除三害办公室的同志讲了张钦礼治沙治碱和下雨天查河的情景。他们是以钦佩之情讲说张钦礼：兰考的几个主要河道，他不知跑了多少趟;所有的大沙丘上，都有张钦礼的脚印;他的腿开过刀，寒腿是冬天蹚河引起的;他下乡，先到下边，然后再听公社汇报;到村里也是先去贫下中农家去，或者先到地里去，不去大队部。为了深入，我到了张钦礼蹲点的张庄，群众赞颂他：张书记下乡，那高高的沙丘上就是他办公的地方。还听说，1963年7月，河南省委书记何伟来兰考，当时说要调张钦礼离开兰考，张对何伟说：“我在这儿工作二十多年了，可是兰考老百姓还没过上好日子，我走了留下这么个烂摊子，我对不起兰考人民。不要调我走，让我留下来，等兰考人民生活自足了，我坚决服从分配，调我到哪儿去都行!”何伟同意张留下来了。
张钦礼也向我讲了不少焦裕禄的故事。今天当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时候，更要实事求是地评论过去，应该说，张钦礼在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的事迹时，如他后来自己所说的，他是把他自己与焦裕禄融合了。
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主持了一年工作。我曾和他一起下乡，他和农民的亲密关系，他和农民一同劳动，现在是很难在县委书记里看到了。他想这是他当一把手的机会到了，因为这一年里他有成绩。然而，他的幻想又破灭了，上级派来了周化民接了焦裕禄的班，成为县委一把手。
张钦礼为了显示他的政绩，开始以说谎讨好上级;这和当年说实话的他判若两人了。我也亲自感受了这一点：这年，周化民一到县里，便是到地委开麦季征收会，报小麦产量。省委领导到会，他看各县报表，紧皱眉头，很不高兴。地委领导要大家重新报产量，全场鸦雀无声。此时，张钦礼没和周化民打招呼便举手站起来，他是大会第一个抢先发言的。他按着省委领导的心思说：兰考今年小麦形势很好，特点是短杆大穗粒饱，全县平均产量可达100斤。周化民大惊。因为开会前兰考县委常委会研究全县平均产量75斤，怎么报成100斤了呢?会后定下征购任务分到各公社，发现征购透底，不少群众把口粮都交了。
“亲密战友”的悲剧
张钦礼的人生悲剧，是从说谎开始。
1965年8月，我经长影党委批准，为了创作电影剧本《焦裕禄》到兰考参加“四清”，深入生活;为了熟悉县委书记，我分在周化民蹲点的城关公社胡集大队。县委分工让张钦礼留县抓全县的生产和面上的工作。1965年12月，新华社记者来兰考采访，都由张钦礼一人安排。
据县委宣传部原通讯干事刘俊生介绍：
1965年12月7号，当时我正在乡下，大队通知我：张钦礼县长来电话找我。我接了电话。张钦礼说新华社来人了，要我马上赶回县里。我赶到县委，在办公室见张钦礼正向记者介绍哩。好像已经谈了不少。我听到他正说除三害的情况。我到了，张钦礼把我介绍给记者。我先从焦书记下雪天起草“六条”工作谈起，说他怎样领着治沙、治水、治碱，讲起他访贫问苦，下雨天冒雨查水路，讲起他死前还要求把自己埋在沙丘上，要看着兰考面貌的改变。这时我难过的流下泪来。我含着泪讲，兰考贫下中农自动跑到郑州焦裕禄墓前哭坟……
新华社记者坐不住了，站起身，在地上来回迈步，不时用手绢擦眼泪。张钦礼这时便趴在桌子上哭起来。工作人员来到会议室叫去吃饭。记者说：“不吃了，吃不下去了!我参加革命28年了，没这样流过眼泪。焦裕禄精神太感动人了!这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如果不把它报导出去，就是我们的失职。”记者对张钦礼说：咱们继续谈吧，再多找几个同志。
几次座谈找谁，都由张钦礼安排。
晚上，张钦礼通知张思义、卓兴隆、李中修、曹庆瑞来座谈。张钦礼动了感情，他一边说一边哭，他拿出一张小照片说：这就是焦裕禄在医院送给我的，我永远揣在怀里，记住焦裕禄的遗志。
以哭引哭，讲听的人都哭了。人人都感动，人人都掉泪。记者们感动地记不下去。
第二天由张钦礼安排，又在县直机关组织了座谈。
第三天，张钦礼带着我和曹庆瑞一起同记者去了老韩陵，找到焦裕禄最先访问的饲养员肖位芬，听他讲起焦书记，老饲养员也流了泪，又把记者感动地哭了。当天，我们从老韩陵去了秦寨。最后又去了张钦礼的点张庄看那封闭的沙丘，已经种上了泡桐。
第四天，记者们离开兰考去开封。他们在开封写出了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1966年2月8日，上午8时，兰考“四清”分团全体工作队员在兰考县礼堂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广播员那深沉浑厚的声音饱含激情，让听者为之落泪。我还是第一次感到，一篇文章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震撼力。
在兰考上空仿佛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震动了全中国。
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人纷纷到兰考来。县委成立了“学习焦裕禄委员会”，由大通讯里树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的张钦礼负责。委员会的办公室就是县委办公室。
全国的新闻媒体、文艺团体、作家艺术家云集兰考。我自然成了同行的接待员和焦裕禄的宣传员，讲述我心中的老焦。他们在深入采访时，发现有与新华社记者报导不相符合之处，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不好回答。因为从大通讯一发出来，我就听到了反映，指出有些情节不合实际。我把听到的反映先向我所在的党组织长影党委作了汇报。在兰考，我找到县委副书记刘呈明。
刘呈明说：这里边有张钦礼说的瞎话，可怎么办呢?已经发出去了。
我问：当时在县委会通过这稿子时，你为什么不提出来呢?
他说：当时通过此稿是开的常委会。开头是张钦礼念稿，他念一段就问大家有啥说的，没有人说话就算过去了;后来张钦礼不念了，一位记者念。这个记者盛气凌人，你说一点不同意见，他都给反驳回去，我看这也不是让人说话呀!我听着有不少地方是瞎话，可是那个气氛……我又想焦裕禄是好班长、好同志，只要把他宣传出去就得了。我也就不说了。
刘呈明讲：在念到结尾部分，周化民书记提了一点意见：是不是留有余地，不要把兰考的现实写这样好，实事求是说，兰考除三害的任务还很重;焦裕禄生前设计的蓝图，还需要我们做很大的努力呀!记者听了非常不满，反驳周书记：还留什么余地?现实就是这个样子，焦裕禄的精神变成了物质，兰考的面貌改变得就是不错嘛!
我又到县委办公室找到张钦礼：“钦礼同志，我有些情况想和你谈谈。”“来采访参观的人有反映，关于宣传焦裕禄的报导失真问题。”
“有什么失真呀?”他的脸沉下来。
我说：“一是大通讯写的‘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据县委日志查，焦书记12月5日到兰考，参加了县三级干部会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12月7日，三级干部会结束;焦裕禄在会后总结三天，之后即12月11日到17日到老韩陵访问调查;他找老饲养员肖位芬并不是贫农而是上中农。这是刚刚在‘四清’中张榜公布的。”我还要说其它问题，张打断了我的话。他拍着我的肩膀，警告说：“彦芳，可不能这样瞎说!你这样说可很危险啊。我们不能和党报对立，一切要以新华社发表的为准。你还很年轻，没有经历过什么事啊。你可要记住，对任何人都不要这么说了。现在是有阶级敌人反对、破坏学习焦裕禄的;你这么说，会当阶级斗争动向抓你的!你可不要太天真哪。”
河南日报开封记者站站长，写《焦裕禄》传记的薛庆安对我说：“大通讯署了三个人的名字，实际是一个记者写的初稿。这个人哪，只听张钦礼的介绍，许多情况与事实不符，连焦裕禄的出身，都给改了。焦裕禄自己填表写的是中农，给人改成‘贫农出身’，好像中农出身就不光辉高大了似的。”
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也对我说：“老焦平时不爱照像，死后要开追悼会，还是从档案里找出他二十多岁填表时的照片，根据这两寸头像画的像。这张小照片后来不见了，原来是叫张钦礼拿走了。记者来，他拿出那张照片，编了给他照片的瞎话。”
焦裕禄的大女儿守凤对我说：“爸爸住院时什么书也没有带。他临终对我说：你已经工作了，爸爸没什么礼物送给你，家里那套《毛泽东选集》，就算送给你的礼物吧。爸爸死后，是我和妈妈收拾爸爸的遗物，他的枕头下哪有《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啊?”
我把二十多条失实问题确定后，即向兰考“四清”分团团长、中共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反映了。秦一飞深思良久，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传统。张钦礼如此不负责任的瞎说，是想借宣传焦裕禄抬高自己。这是人的品质问题。虚假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哪!张钦礼现在很得意，这假话一时难以纠正了，我看张钦礼早晚要受惩罚的，对他来说，他戴上“亲密战友”的桂冠，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是假的。等受到惩罚时，他也许会后悔今日的。
疯狂年月使人疯狂
从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大通讯把张钦礼冠上“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起，张钦礼开始走红。他南下北上到处讲演。他的瞎话就更多了。他接受掌声、鲜花，被记者包围采访、录音、照像，忘乎所以。此时恰逢一个失去理性、疯狂地制造谎言的年月。张钦礼在兰考挑起“卫焦”大旗。他接见全国成千上万来兰考的红卫兵，提出兰考在焦裕禄问题上有两条线一个点。一条红线和一条黑线，红线是毛主席，焦裕禄，和他张钦礼;黑线是反对或不同意张钦礼所作所为者。于是兰考出现了：反张钦礼就是反焦裕禄，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他甚至对焦裕禄的夫人警告：你若不跟我走，我就让焦裕禄这旗倒地，宣布我以前宣传的事迹全是假的。
张钦礼利用他长期在兰考工作的优势，在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之时，发动二三万农民进城造反，凡进城者管吃管住，家中照记工分，以打砸抡夺取了兰考党政财文大权。张钦礼成为党的九大代表，省革委会常委，省贫下中农协会主任，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
1968年1月31日，《人民日报》以头版整版的篇幅，通栏黑体标题，发表了由“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的长篇通讯《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记兰考县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还配有评论《向英雄的兰考贫下中农致敬》，多处点名周化民是兰考头号走资派，多处表扬张钦礼是焦的“亲密战友”，宣布“反对张钦礼，是企图借反对张钦礼来反对焦裕禄，反对贫下中农，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张钦礼在兰考把焦裕禄变成了神灵。焦裕禄墓地成了迫害干部的战场。他逼迫与焦裕禄一同工作的战友，在这里管焦裕禄叫爹，不叫，就遭毒打。他还让干部穿上孝服，手持哭棒，排成长队，在街上哭着行走，直到焦裕禄墓地以示其忠。
1968年8月13日，张钦礼一伙把到兰考支左的军分区副司令员、老红军李地山揪回到兰考。从他一下火车，便被人摘走了军帽，戴上纸糊的高帽，脱去他的鞋子，两人架着拉向焦的墓地，让他向焦裕禄请罪叫爹。李地山的双脚在兰考煤碴路上走，流出了鲜血。他被拉到墓地，坚决不跪，在毒毒的日头下，他昏了过去。
历史的判决书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11月13日，中共河南省委免去张钦礼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职务。1978年2月13日，河南省委决定批判张钦礼，2月28日，把已调到外地的张钦礼送交兰考人民批判。1978年11月20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张钦礼已被开除出党，逮捕法办。听到这消息，兰考县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1980年7月在北京，由彭真、陈丕显主持的中央政法会议，对张钦礼的问题进行讨论。他是“错”还是“罪”。根据事实，以法律为准绳，会议认定他是“犯罪”，批准对张钦礼的审判。1980年8月25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张钦礼有期徒刑13年。判决书中写到：
张钦礼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
煽动策划“打砸抢”，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1968年以来，张钦礼多次在兰考召开大会、小会，指名诬陷原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和群众，致使他们多次遭受毒打：原县委书记周化民被毒打腰椎弯曲变形，原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张维新被毒打右肘关节骨折;原县委副书记刘呈明一只眼被打瞎，右侧肋骨被打骨折;原副县长谢清渠，原县委宣传部长李林鹤、原县直机关党委秘书李仁德等因屡遭毒打，含冤而死;在张钦礼的煽动下兰考城乡干部群众被打者数千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
为了对历史负责
1980年2月，大通讯《焦裕禄》出版，划去了张钦礼的名字，但对张钦礼提供的虚假情节却只字未动，这引起当事人和兰考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纷纷给领导写信反映大通讯中的虚假问题。而张钦礼本人及同伙，则把此书不修改一字，视为张有翻案的一天。
1980年9月5日，原兰考县委副书记刘呈明，原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刘长友联名给中央写信，信中说：1977年，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及兰考县委副书记陈承兴等人代表兰考广大干部群众专程去北京，向新华社记者反映了张钦礼和这篇大通讯存在的、必须纠正的失真问题。1980年9月9日，中共兰考县委宣传部发出文件：《关于要求纠正“焦裕禄”通讯中失真情节的报告》。报告用大量事实说明张钦礼并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在不少事情上与焦不合作。在发放救济粮款时，县委研究是首先保重灾区，而张则走一处，许一处，放一处，行小惠，收买人心。通讯中写从丰收区来的人委干部要修办公室一事，是县委共同研究的，张也参加了。会后他私自向省委写信，诬告焦裕禄到兰考大兴土木。后经省委调查，并无此事，张却又在向记者介绍时把不是问题的事扣到县长程世平身上。焦逝世后，省委决定在郑州安葬，通知兰考县委常委到郑州参加安葬，程世平几次通知张钦礼，张不去;县委在县大礼堂举行焦裕禄的追悼会，县委派人通知张三次，他都拒绝参加。焦逝世后，其爱人带六个孩子，生活困难，其它领导多次去安慰，张却一次也不去。
张钦礼提前保外就医出狱。张对他的判刑一直不服。1998年2月23日，张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华新闻》创刊50年座谈会。也就在这时，国内有些报纸炒作起张钦礼，有的文章竟然把张的入狱说成是“因为宣传焦裕禄”。此时的张钦礼编造的谎言越来越离谱了。1998年7月20日，河南省委宣传部向各新闻单位发出第62期《河南新闻阅评》中说：近来一些报纸上借宣传焦裕禄“亲密战友”之名，东拉西凑为张钦礼涂脂抹粉，树碑立传，有许多不实和不当之处，也有不少杜撰的东西。张钦礼并非无罪释放，也没有平反一说，因此，新闻单位不宜炒作“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张钦礼感到他很冤，他一直想翻案，他至死也不明白，他一生扮演悲剧角色的原因，这更是他人生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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