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李斗表面化 胡春华到梁家河谈“硬骨头”有玄机
法庭上的陈伯达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等罪名，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陈伯达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涉及“中央文革小组”时，却没有点陈伯达的名，可见对其态度不同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图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内部出版，第30～31页。
文革开始后，陈伯达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69年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继续当选。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因所谓赞成“天才论”而受到批判，被停止一切职务。1973年中共十大将其永远开除出党。自1970年10月起他即被关押，1980年底他又被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受到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被判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8年10月刑满释放，被安排在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工作。1989年9月去世，终年85岁。
一、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向我们下达一个特别任务
1981年7月10日(星期五)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室的尚同志来电话告诉王文耀说，邓力群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约王文耀和王保春同志，在下星期一的晚上7时去他家，有事要谈。并嘱托王文耀一定告诉王保春一起去。
7月13日傍晚7时许，我们俩到了邓家。邓力群带我们进入他的办公室，互相寒暄几句后就转入正题。邓说：我受中央委托，转达对陈伯达的几点意见，建议由你们俩去看看他，做些工作，你们不要怕受牵连。你们去对他说：
1.在文化大革命中陈犯有很多严重罪行，中央考虑到他在文革前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所以在定罪时并没有把他所犯的罪行一一列上，只列举了那么几条。
2.他自己应该看到他与别人是有所区别的，他虽然是组长，但大量的坏事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干的，有些坏事他是知道的，有些坏事他不一定知道，就是知道了，他们也不听他的，他也管不了。这些中央是知道的。
3.他这几年给中央写的一些材料，有些是好的，但多数是为自己辩解的，这不好，应该正确对待自己。
4.这次在六中全会上，很多同志提出，要把他的名字写上去。中央考虑到要和以前衔接起来，对这些同志做了说服工作，未提他的名字。
5.他自己应该集中精力治病，把身体搞好。精力好时，可以看点书。那里没有的书，可以提出书名，帮助他借阅。也可以写点东西，研究点问题，如哲学方面的，这方面他比较熟悉。
6.你们帮助他把情绪转过来，也可以对他有所批评，让他不要再为自己开脱了。
7.把身体搞好了，情绪转过来了，适当的时候，可以保外就医或者特赦。请通知他的家属，看望他的次数可以比以前多一些。
8.看他有什么合理的要求，可以提出来，他自己也可以写个条子转给我，报告中央。
9.你们把这个工作，可以向出版社的郭敬同志、社党委报告一下，只说我代表中央交代这件事，今后不止一次。也通知一下《红旗》杂志社党委，可不必细说。
在这个星期之内去看他。可找我的秘书刘中海，请他联系时间、地点。你们去谈后，再来谈谈情况。今天就是这么件事，请你们两位来。
根据邓力群同志的指示，7月15日上午我们去复兴医院向陈伯达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陈听了以后，表示感谢党感谢邓力群同志。他对我们说：“在你们来之前，我在想，见了你们怎么称呼，过去都称同志，现在我已判刑成了罪犯，再见到你们怎么称呼，想了很久，过去我们在一起都是老朋友，还是称老朋友吧。”在谈话中，起初陈情绪激动，后来平静下来精神状态较好，对自己的罪行不再辩解。
7月16日，我们将和陈伯达谈话情况写成报告，内容除向陈伯达如实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外，主要讲了会见情况：
我们讲了上述情况之后，陈听了情绪很激动，他流泪了。他表示：我非常感谢党对我的宽大，我对不起许多同志。文化大革命我是有很大很大的责任的，是有罪的。文化大革命我思想一点准备也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江青的《纪要》，但她给我看以后，里面有些观点是我提的(那时我正在学习《共产党宣言》)，后来毛主席批了。批的什么，我到天津才看到铅印稿。历史问题我不想多谈了，你犯了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让大家批判，批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可是当我看到报纸上对我有的批过头了的，也忍不住总想辩解几句。他说：我看到社论中点我的名时，我也想过是不是决议中没有点我的名，有人有意见，说对我太宽大了，所以再点一下，这也没有什么。
除此表态性质以外，他还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社会的就业问题
他说：最近我从报上看到社会上抢劫、强奸的案件很多，而且犯罪的大部分是青年人。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这种案子太多了，说明了是个就业问题。中国人口多，现在提倡计划生育，我赞成。恩格斯也说过计划生育。但人已经生出来了。就要解决就业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过：资本主义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量，把工人当牛马，而社会主义是逐步减少工作时间，剩下的时间搞学习和其他。马克思这些话使我想到30年代我在苏联学习时期，那时苏联刚打完内战，人民生活并不好，是很苦的。社会上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当时斯大林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社会秩序也还不错。那样艰苦大家都坚持下来了，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相信我们的生活比他们那时好得多。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我看可以试试。以后还可以减到六小时工作制，有计划地搞，这样年轻人有了职业，有工作、有学习，也就有了奔头了。不然，年轻人没事做，晃晃荡荡，犯了罪光杀不行。我不是不主张杀人，杀少数可以，杀多了不行，他不怕了。1957年我在天津做调查，除调查工业外，还到不少工人家中做调查，我问过很多家属，他们全家，能工作的都就了业，这是普遍的。每人薪水虽然低，但全家合起来就多了。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业多了，薪水不一定多。这样大家都有工作，社会也会安定。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所以特别给你们讲。搞街道集体所有制，我不反对，但还是不能完全解决就业问题。缩短工作时间，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讲过。我觉得社会主义有两种必要劳动，一种是生活必须，再就是留下来的资金不叫剩余价值，也叫必要劳动。这个对工人说是可以说得通的。
二、迫切要求做些工作
他以迫切的心情说：你们告诉党，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想做点事，写一些东西。五几年我先后在上海、天津、常州做过一些经济调查。常州那里有不少先进的东西，报纸上怎么没有见报道。对这些工作我很有兴趣，想继续做下去。再就是全世界就有一本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国的老工人都快死光了，为了教育后代，我想写一本解放前的中国工人状况，对教育后代有好处。不能“数典忘祖”呀!当然就我一个人不行，得要有几个人，把解放前的工人遭遇记录下来。这个工作我是很愿意做的。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我想到的有中国史问题、中国文艺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看了鲁迅的小说史对我的启发，想写一两本小说的历史。想到这些我就着急，我已经被关了11年了，不能总是关着，不能做事呀!
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如果可能的话，给我100块钱，我想吃点水果。因为我大便不好，大便拉不出，人很难受。
除以上书面文字外，我们主要是口头汇报。
当我们汇报完以后，邓力群同志说：
下次你们去时，可以明确告诉他，治好病以后，不一定再回监狱，将来考虑一个适当的地方加以特赦。
让他注意报纸上的一些理论文章，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写个短信。
他以前写《中国工人阶级概况》时，陈贞、姚洛参加过，不知姚还愿不愿意搞，可以问一下姚洛。原稿在什么地方?以后可以给陈看看。
邓力群说，你告诉马仲扬，问一下陈伯达的钱是否存放在《红旗》，如不在，可以先暂借三百至五百元钱，交给你们(王保春、王文耀)掌握使用。
他的小孩子(陈的最小儿子)每月25元，可以再加10元。
今后你们可以轮班去，两个星期一次，时间不一定很长，半小时至一小时。回来后我们通通气。
我让刘秘书，通知公安部，还给陈烤电治疗。
你们下次去，可以问问他还有什么亲属，能够照顾他的生活。
7月21日上午接刘忠海(邓力群秘书)电话：1.你们和陈伯达的谈话记录已经看到，里边谈到邓(力群)的可以不提，建议再整理一个简要的记录，便于向中央反映。2.领款问题，力群同志已与高登榜同志联系过，你们可到管理局计财处，找石同志(一女同志)联系。
我们接到市公安局同志的通知，于8月5日下午去友谊医院看望陈伯达一次(他是4日下午被从复兴医院接至友谊医院的)。住在医院的三楼西头，条件不错。病房内有两张床位，有沙发，有卫生间。由市局一位同志暂时陪住。医院规定病员不能听无线电广播，报纸由于刚去还没有订上。我们从中办财务处代他取的1,000元钱，让陈办了手续——写了取款条子，从中取出100元交给陈零用，其余我们代为保存。当时我们为他买了钢笔、墨水、手纸、肥皂、布鞋等日用品。
我们向他传达了上次见他后向上汇报时，力群同志的指示精神：1.陈现在首先是治病，不再回监内，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2.让他注意报纸上有关理论方面的问题，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写个条子也可以。他听后再次表示非常感谢党。
他谈了以下几件事：
一、关于刘叔晏：1.刘叔晏搞某某同志的专案是打着我的名义搞的，所以这个错误第一应由我负责，第二才是她。2.她为什么被江青送到山东去?是由于刘叔晏从专案中搞到了一份康生的材料，她以为抓到了康的把柄。我把这件事无意中告诉了江青，谁知江青与康生关系那么好。江青要这个材料，刘死命不给，江青就报复把她赶出北京。1968年刘叔晏逼我给她写了离婚书，我写了以后，她又不走，我向她要离婚书她也不给，说她留着有用，她预计到我是要倒台的。尽管这样，她的错误我应该承担的，还是要承担的。现在我觉得把这两件事说清楚，为她开脱一下。
二、十几年了没有上街，我从复兴医院来到友谊医院时，看到大街上的人很多，我觉得大城市的人太多了。报纸上也讲了要发展小城镇，这很好，很科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也是反对大城市的。他以蒸汽机为例，说自从蒸汽机出现以后，就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可以制止大城市的发展。
三、我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讲电子工业的，这篇文章对我很有启发。但这篇文章只是讲工业管理问题，而没有讲电子工业的发展对整个工业发展的作用。6月8日我写了一篇，给那里常和我接触的那个同志看了，他和我的看法不一样，看完后又还给了我。我给你们看看，是否可以这样写，如果可以，我就把它抄清一份。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
我们让他现抄出来，也算是对发展工业的一种看法吧。
我们劝他好好治病，他说：不好治，精神好了，就都好了。
二、转递陈伯达写的材料
8月12日，我们给邓力群同志写信，汇报如下情况：8月11日陈伯达通过陪住的李玉元同志(经过市局同意)通知我们去拿他已写好的两篇材料，并让我们转呈给组织上参考。陈现在医院里，改名叫陈健相，暂时由李玉元同志陪住。李玉元同志是去年退休回家，由他儿子来《红旗》杂志顶替工作。陈在住院期间无人照应，市局和《红旗》杂志社党委共同商定，从河北完县将原在陈处工作过多年的李玉元同志接来，暂时照顾一段时间。陈晓农从石家庄来京，去医院看过陈两次，现已回去。
并附上陈写的材料三份：1.试说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问题;2.恩格斯论述“工业发展和城乡融合”的问题;3.马克思对生产资料的提法杂抄。
此文送上后，8月14日邓力群同志批示：复印几份，一份送耀邦同志，一份送乔木同志，几份分送润青、梅行、子力、有林等同志。
8月27日，我们去医院看陈一次。次日，我们写信给邓力群同志，告知情况：陈对生活、治疗都较满意。再三表示感谢党对他的宽大。陈提出想看一些公开出版的杂志(经济的和哲学的书等)，我们觉得可以给他买一些这方面的书刊。这样可以使他了解目前发展着的社会，因为从谈话中看，他对社会太生疏了。
同时附上陈摘抄材料三份(略)。力群同志看后，9月16日批示：复制几份，分送耀邦、乔木、玉青、润青、梅行、经济组、理论组和我各一份。
9月15日下午，我们把陈伯达所要的书(马恩选集等)，给他送去了。陈问对他的财产(包括1万多元钱;三次出国穿的皮大衣等衣物;书，有些是旧版书，如二十四史、《文选》抄本等)如何处理。并说，乔木、力群等同志都是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如果可能，我很想听他们的讲课，学习学习。9月19日，我们将以上谈话摘要，写信向邓力群同志汇报。
10月1日晚，我们去邓力群同志处，他问了陈的病情、治疗情况怎么样。我们向他汇报了陈的情况后，力群同志谈了几点指示：
1.可以找医生谈谈，听听医生的意见。同时可以告诉医生对他的病能治疗好的，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尽快治好。现在医院的条件总比复兴医院要好嘛，不要采取应付的办法。治好了不光他度个好晚年，还可以为人民做些工作嘛。你可以对医院说这是中央的意思。
2.他那几份材料，都印制了，已送给耀邦同志、紫阳、先念和有关同志了。
3.他要研究“中国工人状况”的事，过去那些材料在姚洛(注：姚洛曾任陈伯达的秘书，后调到《红旗》杂志国际部任部主任)那儿。陈将来编这本书，可能还需要写《中国工人状况》的吴成民参加。如果这本书编好了，也是一个贡献。
4.我们说：陈伯达说他有两件事他对不起主席：(1)是不应该推荐田家英去他那儿;(2)是田的哥哥在台湾的事儿，事先不知道，事后未报告。邓力群同志说：主席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
5.(保春说：我们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您要随时提出来，不要做错了，又要……)那不会的，有我替你们说话，这是中央交办的。
另外，力群同志说：马洪同志问我，王学文同志问，他的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整理出来之后，社科出版社能否给他出版。我说只要你整理出来，是可以出版的。这本书估计印数不会太多，因为青年人不熟悉他，5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都是他的学生，他在延安讲过课。他是我们最早讲政治经济学的，是第一个。所以趁他还健在给出版好了。
11月23日，陈伯达从医院出来，迁到团结湖居住。下午我们去看望陈，他写了个材料交给我们，希望转呈上去。力群同志批示：复印几份送耀邦、乔木、润青、梅行等同志。
1981年12月16日晚8时许去探望邓力群同志，他谈了两件事，同时提出让调晓农来照顾其父亲。邓说：告诉他(陈)写的材料都复制了，除送耀邦同志外，还分送给主管的同志。陈除了谈到想整理中国工人阶级概况，还有什么打算?下次你们见他时转告他，我建议他集中力量先办成一件事，如有精力再做第二件事。请姚洛同志将稿子送给陈伯达，他如不想去，把稿子交给你们带给陈。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应该计划一下，先做什么，一件一件完成。现在不像过去有人帮助，都要自己去干。
1982年3月3日，我们给邓力群同志写信：“呈送陈伯达写的学习笔记(节抄自马克思的著作)《工业技术基础的发展过程》一份。”3月20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向一些领导同志推荐这份材料。
4月23日晚，陈伯达去西绒线胡同周扬同志家中，去看望周扬同志，由市公安局同志陪同去。此后据说两人(由苏灵扬、露菲陪同)谈了约4个小时。
5月14日，我们俩去陈伯达住地取回三个材料：1.《读〈儒林外史〉杂记》;2.《读〈三国演义〉杂记》;3.《西游记》(未抄写出来)。陈说：前次送的读《红楼梦》笔记，建议周扬同志看看，能否用笔名发表。
5月21日，我们给力群同志写信，说到陈“现在写了几篇文学方面的文章，现送上《读〈儒林外史〉杂记》和《曹操与“青州兵”》两篇，现在他正在写出《西游记》读后感的文章，不日即可以完稿。他希望这两篇连同前次送上的《〈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能否用笔名发表，同时在发表之前，送周扬同志去看看，因为他在访周扬同志时，曾谈过此事。不知可否，请酌定”。
5月28日，我们再次给力群同志写信：“送上陈伯达写的一篇文章《求知难——记读〈西游记〉》。他说这篇连同前几篇，都是他在学习文学评论而写的练习作。建议是否能分送乔木、周扬、胡绳同志阅，请力群同志酌定。”
6月23日晚，接萧清河电话，让我们去一下，陈最近又写了个材料待抄出望转送上去。我们去取回。(按：取回的是陈伯达一篇旧杂感)7月12日，陈晓农送来他父亲近期写的一份材料《认识的渐变与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的顿、渐两派》。
8月17日下午，陈请萧清河同志来电话通知去取陈伯达交给的一篇文章——《〈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杂记》。王文耀去取时向陈说了周扬同志看了他的文章，觉得很好，但是总归多年不接触外界了。然后陈谈了以下一些意见：1.我是看到报纸上对报考大学的反映等，我才写了《儒林外史》等评论。这不是新的科举制度吗?这个比旧的更厉害，年龄只能限制到25岁就不能报考了。2.对包产到户，这是大事，刘少奇过去也不同意搞，如托拉斯等。现在可以搞。小农经济是可以搞起来的，美国就是，现在美国农业居世界首位。其实苏联也可以搞起来的，只是他们政策错误。农业到户这是大事，发展是无情的!3.发射卫星是我在新建胡同向张震寰和科学家建议的，向中央写了报告。也就是1964年1965年，那时我刚正式调到他们那里(国防科委)，我的意思是搞天上的，是为了地上的，是把电子工业组搞上去。后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会议上说过，我是关心卫星发射的(除总理外，别人不知道)。4.1953年和张春桥、李友久向主席汇报时，会前我随便说了河南有的人向杭州用机器换农产品，我说，这不是产品交换嘛。后来主席郑州会议上批评我取消商品、货币等，我哪是这样说了，这是误会。但主席还是用我。
陈还说：我写了这篇《〈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杂记》，你们看看提提意见，我每一个字都仔细斟酌推敲了，都是有意思的。你们看了提出意见后再上报。
9月30日，我们俩去看望陈伯达，他写了两份材料，托我们转报中央。即《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科学、假设、实践》。
10月30日晚上我们俩去拜访邓力群同志，谈了约一个小时，邓说：他写的那些东西，都给中央的同志看了，有三篇文艺方面的(有关《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西游记》的)我交给了周扬同志处理，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他没有告诉我。其他的都是我经手处理的。有的打字，有的铅印，都分送给中央有关部分同志看了。其中有一篇(想不起是哪一篇了，较长、是佛教……题目想不起来了)大家较注意，觉得写得好。这些文章的底稿，将来原稿退给他保存。我让他们清理一下，有原稿退给他原稿，没有原稿可退他一份清样稿，留做自己保存。他这个人就是私心太重，情绪时好时坏，也就是私心的关系。过去就是因为这个栽了这样大的跟头，现在还是这样想就没有人管他了。他写出的东西有人看就不错了。他现在要想到自己是个犯人，和过去不同，那时是第四位，写的东西不管怎样，还登在主要位子上。
11月2日，我们去看望陈，将邓的指示向他传达，并将带来的几种杂志交给他看，他很高兴，特别是他写的文章《求知难》在《读书》杂志第10期上发表了，他非常兴奋!表示要多写点东西。
他让我们作为私人关系，向邓力群同志提出：《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有关“合作”的提法是说：“列宁没有说过”不妥，请注意;关于“竞赛”“竞争”的提法，还是“竞赛”为好，列宁也提过。
12月2日晚，去看陈，他说准备写一篇“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的文章。另外他谈了过去他写过一个决议案(大约是经过1963、1964、1965年调查写成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其大概内容有中央、地方的工作的合理布局等(记不清)，说：此议案在常委会讨论过，参加者有：主席、少奇、周总理、邓小平、陈伯达。讨论前主席看后很高兴地对陈说：“这下我们搞工业就有个明确的路子了。”兴奋之中还请他一起吃了饭。但在开会讨论时，主席问大家怎样?首先邓小平说：“不行，还不成熟，不是以钢为纲”。经他这样一讲，主席没再说话，就被否决了。另外他深有委屈地讲：八大决议中提“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提的，这没错呀，列宁讲过的呀，是在《列宁选集》三卷811页，还是在第四卷，你们查查看。(注：此文即《工业问题》，1963年开始起草，修改稿写毕于1965年8月1日)
12月31日，我们去看望陈伯达。他的《论一分为二、一分为三……》已经完稿，待抄清以后再呈送。陈得知周扬同志不慎跌伤，表示慰问，希望他以后别服用安眠药了。
1983年2月4日，陈晓农来社科出版社讲他父亲生病发烧住进了公安医院，让我们去医院看看。当时王保春已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王文耀即随陈晓农去医院看望。晓农讲可能前几天他写论事物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的文章，有些紧张，晚上睡得太晚，夜里起来小便有些着凉。陈伯达对文耀讲了他写论事物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文章的情况，他说：“呈送时可说，我写完就病了，没有再看，如有错误，请批评指正”，将文章交给了王文耀，并再三交代：“你和保春仔细阅读一下，逐句推敲。向我提出意见和建议。”
3月4日下午，去团结湖陈伯达家里看望陈，并将陈曾写的部分(8批)报送中央的文字材料原稿，经中央负责人看过后，现退回，让陈自己保存(都有中央领导亲笔批语)。
4月15日，我们给力群同志写信：“送上陈伯达写的《读一篇农村调查》，请阅处。”
4月26日，保春接到刘忠海同志电话，传达中央领导指示：1.陈伯达写的材料，中央领导看了，建议他多写一点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东西。尤其是近代史当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这方面他比较熟悉，有些是他参加写作的。这样的材料对后人很有用处。可长可短。2.不要总写读书笔记。3.写现在有一定困难，因为他对外边的情况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太少。又看不到文件、材料。4.研究一点历史的重大问题。
三、陈伯达失去递交材料权利
1983年7月21日，我们俩去看望陈伯达。主要是中央有关部门让他写有关“九大”前后和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情况。还有关于延安“鲁艺”和中国文学当中的问题。他让我们去看看他写的这些材料，我们看了以后，帮助他回忆了几件事，做了补充。然后，他交给我们一篇他已完稿的《文艺的魅力》的稿子。
8月16日，陈伯达通知我们去他那里，主要是谈前妻刘叔晏送给他的几本书如何处理的问题。谈完此事后，接着说他对目前农村政策很犯愁，他说：农村个人劳动目前好，将来不好办。中国以农为基础，基础坏了，其他不好办哪，党风不正主要在基础，都为自己，如何纠正。马克思说英国是小农经济发展起来的，我说美国也是。农业的情况我了解一些，看了不少材料(报刊)，这里(指工作人员)有人家就在农村的，关键是个体劳动，将会两极分化的。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经过艰苦的劳动，找出了社会发展这条科学的规律，预见到将来，这没有错。
谈完之后，他交给我们一篇写好的稿子——《关于新陈代谢》。
9月23日，我们收到刘忠海同志的信，里面说到：“前次我已打电话给你们两位，转告陈：中央同志希望他写一些有意义的回忆材料、文章，少写些评论感想的材料，还是请同他谈谈。”
9月底的一天，刘忠海同志通知王文耀去他办公室一趟。刘对文耀说：请你来，有两件事告诉你，第一件是，1983年9月26日陈晓农给中央负责同志写信，要求从他父亲的存款中取出1,000元钱来，以购买父亲的一些衣物、被褥。老邓(力群)已批同意了，请你拿去办理。第二件是，陈伯达有一篇文章，在内部刊物上给登载了，稿费交给你。这是80元钱，不要告诉他是什么钱，这些钱和申请要的那些钱放在一起，不说是什么钱就是，免得他知道了对别人乱说，引起别人的意见。另外刘说：前些天送来的那件材料，也已送去排印了。并说，中央很重视他的东西。刘说我上次给你们打电话，说让他今后多写一些有用的东西，不要写什么杂记呀，感想呀什么的。因为他也不了解中央和地方的情况，写那些都是些不赶趟的东西，没有用，白浪费时间。他应写一些过去中央的重大事件等回忆录。这些对中央对后代有用处，因为有些是他经手和参加了的，别人不知道，不写就完了。这是耀邦同志看了他写的东西以后说的。这样老邓(力群)就叫我告诉你们俩，跟陈好好谈谈。让他不要再写这些了，应写写我上边所说的那些。
11月18日，我们去医院看望陈伯达，他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1.局里(市公安局)同志问我开始整党了你有什么看法，我说：很好，鉴于过去的教训，步骤要以自我批评为主。当然自我批评也会有假(如1942年时有的说自己参加了红旗党，结果都是假的)，不过以后都是可以慢慢落实改正的，总比乱批好。
2.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感谢你们。我被关了14年了，我这么想，如果上边不找你们，你们不要为我去找上边了，不要连累你们，因为你们约了这么长时间都不见，不知有何变化，今后如不方便，可以少来看我，因为现在开始整党，以免影响你们。
3.想看看我的《反动言论集》的第一册。我过去写的这些文章自己都想不起来了，而这个集子收得这样全，这是江青一大功劳，我要感谢她。但第一集是些什么，我想看看，后边几集也想看看。五顶帽子的根据，想看看，不方便就算了。第一集可能是我入党前写的，那时还是小孩子，不过我想也是比较进步的。将来再印还可以用这个名字，“叛徒、特务、托派、国民党反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还应加上“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或者标题是“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副题为“叛徒、特务、托派、国民党反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说实在的，我年轻时(入党前)，想的就是两件事。一是想搞文学，当文学家。二是想谈恋爱……所以说，我青年时没有野心想当官。”
4.最后我写了一个《试谈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比较长，有机会请你们看看，什么时候往上送，送不送，再说。工业我已经写了，送的那个《〈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杂记》就是。我有话不写出来也不好，不好受呀!
5.周扬他讲那个干什么?太不慎重了，随便讲，那么多大问题不讲，如生产关系、生产价值等等。所以说科学的东西千万不可随便讲、乱讲。
1983年11月20日晚，我们去邓力群同志家拜访他，他与我们谈到：
邓：他现在看书多吗?
王：看书多，没有别的事，几乎整天看书。他对这次整党，表示很赞成，说主要应以自我批评为主。
邓：我看到他的反映了，决不像他们那样整人。这个人让他多活些时候好，让他看看这帮人干得比他们那帮怎么样?他对邓小平同志意见很大，我是知道的。是怎么回事呢，1963年不是有个关于工业问题的决定嘛，送主席以后，还当着他的面，主席问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讲，还不成熟。吓，后来他很有意见。他这个人哪，在顺利的时候，他不找我，在他不顺利的时候，他就找我谈，想得到我的支持。他给我说这件事，我讲，这是党内常有的事，起草一个文件有的同志赞成，有的同志认为不成熟，不成熟再搞一搞不就成熟了嘛。可怎么说也不行。
王：在万寿路六所时那篇(一篇国际方面的文章，题目记不清了)，他不就生气了。
邓：那时他对康生很有意见，他和康生是好朋友，我对他一直是好心，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我要是他早不理他了。
王：这个我们去看他时，多少他表示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家。有时情绪激动得流泪。
邓：他骂我骂得很多，有些事简直莫名其妙，我都不去记它。
邓：我到《红旗》杂志社，是他多次提出要我，后来搞到刘少奇同志那儿，少奇同志说话我才来的。少奇同志倒台后，他说我是刘少奇安插到《红旗》来，是夺《红旗》的权的。哈哈，真是莫名其妙!他骂我是很多了。骂我不学无术，但整理个记录还可以。这对我刺激很大。他有一件事是我不会忘记的，当然也不光是我了，就是到干校后，他对军宣队说：(1)这些人都是读书人，当然劳动是不可少的，但要给他们读书的时间;(2)晚上不要安排什么会议，由他们自己支配;(3)生活上安排好，他们大部分是南方人，搞一些大米什么的。这样我就很感谢了，每天晚上看两小时书。人家不是说不学无术嘛，自己就学一点嘛!这一点还是很感谢他的嘛。也希望这个人能多活几年，看看我们这一班人比他们那班人干得怎么样。
1984年1月4日(农历正月初三)我们去给陈伯达拜年。我们告诉他《试谈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已于11月20日送上，还无反映。
3月24日，我们给力群同志写信：“送上陈伯达写的文字两篇：一，《人类儿童时代闪耀的科学微光》;二，《过海的故事》。据他说第二篇是他的亲身经历，内含自我批评之意。陈说，由于整日坐屋里，长期脱离外界社会，情况不大了解，今后政治方面的东西基本上不写了，如果精力可达，写一些偏重于学术方面的东西。不妥之处，望指正。”
3月30日下午，刘忠海同志给王文耀来电话谈到以下情况：
你们转来的两件材料收到了。耀邦同志看了有些生气。你去告诉陈伯达，让他不要写那些现实的事情，他不了解情况，观点都不对头，是错的。不要像“四人帮”那样引用那么多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话，白浪费大家的时间。因为他写的东西送来，这里要打字、排印等等，花很多时间，文件、事情又那么多，看完之后，又没有什么启发。他那么大年纪了，没有多少时间了，费那么大的精力写出来，大家又花时间去看，又没有什么启发。因此，请你去告诉他写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回忆。他在主席身边，比如，在西柏坡开了一个什么会，研究一个重大问题，都是谁参加的，主席是怎样说的;如在延安对一个重大问题，主席是怎么说的，都是谁参加的;等等。这对他来说是很多的，别人是不知道的。他写出来对后人很有用处。不是要他写什么交代材料，也不是要他写分析意见，而是写出那些事实就行了。为的是对中央对后人留些有用的东西。
简言之：
所转东西收到了，胡不甚满意，请转告他：1.不要写现实，不了解外界情况，观点不对。2.不要引那么多经典，太费时间。3.写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留给后人，这对陈是不难的(如西柏坡、在延安等研究重大问题，都是谁参加、主席是怎样说的等等)。4.不是写交代材料，是写出历史真实，不加分析意见。5.要珍惜他的时间，年纪大了，时间不多了，要写些有用的东西留给后人。
(4月17日文耀到一位同志家做客，听说：陈写了一个农业方面的材料，邓小平看后，很生气，和当前形势不符。不知是否是真的。看来和上面所接电话在生气的人的姓名有出入，也许两人同时生气了，也很难说。)
1984年5月25日下午，邓力群同志秘书刘忠海同志给王保春来电话说：“力群同志让我通知你们两人，从今天起不要再与陈伯达联系了，也不用对陈做什么工作了，到此为止。”他客气地问我们好，有无什么困难?我们只是客气回应一下，但心里想不知出什么事了。
接此电话以后，我们与陈的政治联系到此为止。他所写的材料，如要上报，也只能通过看护他的公安人员传递。从此，我们历时三年与陈的公事交往就此结束了。
以上是我们收集整理的部分材料。2005年，我们看到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中有一段话：
为陈伯达写的材料，胡耀邦对我责难
我到杭州以后，在下一个星期一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拿出一份陈伯达写的材料，说：陈伯达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引用列宁的话来教训我们，这样的事情是邓力群干的，邓力群不能这样干，今天他不在，等他回来以后，要和他谈这个事。乔石出来说：王力出来以后，表现疯狂啊!
为什么会出现陈伯达写材料的事呢?这里需要回溯一下。处理“四人帮”问题的时候，王力、关锋免于刑事处分，从拘留所放出来后回家了。陈伯达是保外就医，也回了家。一天，胡耀邦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这几个人出来了。他们以前是做文字工作、做研究工作和写理论文章的，出来以后，还可让他们继续做点研究工作，写点文章。你去和他们联系一下。胡耀邦这样安排是好意，我当时就问胡，以什么名义去和这几个人联系?胡耀邦说，代表中央。这样，我就找王力谈了。王力这个人不安分，给我惹了一些麻烦，先不去说他了。至于陈伯达，我就想到“文革”中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推卸责任，最使我讨厌的是，他那时每次去《红旗》机关，都要问邓力群死了没有。因此我对他很反感。所以就找了他原来的两个秘书王保春、王文耀，让他们去与陈联系，转达中央对他的这个意见，说明他出来后还可以做研究工作，为党做点事。后来，陈伯达陆陆续续地写了些东西，有些东西属于小品，有些东西还有些看法。其中几份，我还交给了周扬，让周想办法处理一下。有一份讲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我觉得有点意思，后来化名送给辽宁出版了。大约是1984年春天，陈伯达送来一份根据报纸材料写的东西。那个时候，对重点户、专业户进行贷款资助，陈把这些材料汇集起来，然后说：根据列宁的主张，对合作化将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而我们现在不支持合作化，而是支持个体户。陈伯达认为这违背了列宁的教导。以往陈伯达送来的东西，都在小范围里给几位同志看看，都没说话;而这份东西我没看，当时我正帮邓小平同志准备二中全会的材料，也照样送给有关人看，胡耀邦看了后就发了火。我想，可能胡耀邦看陈伯达写的材料时，认为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看不下去，生气了，就忘记了这原本是他布置的工作。
那次会议，书记处研究室苏沛列席旁听。我那时在杭州，他就来电话说：胡耀邦发了脾气。乔木也为这事为我抱不平，他说：看来胡耀邦要整你，要搞掉你。乔木好像要为这事写信，那时陈云也在杭州，薄一波也在。这时正好《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关于富民政策的文章。乔木对这个富民政策也不满意，想就这个问题给胡耀邦写个意见。原来乔木想三个人联名(他、我和陈云)写，陈云同志在党内有经验，说：这个形式不好，好像我们三个在外地的人，联合起来给中央提意见。这样就没有联名写信。乔木是想为我说话，我说，你不必这样做，我自己会写信的。
我从杭州回来后，就写了封信给常委，其中把这些事的原委都讲了。我还把胡耀邦当时委托我去做事的原话都附在信后面，使常委都知道这事。胡耀邦看了信后说：是不是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议论一下这个事情。陈云看了信后，做了如下批示：邓力群在这件事上没有责任，以后对像江青、王力这样一些人，再也不要做工作了。(《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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