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立军 孙丽丽
第934期
他曾经参加国民党，历任省府秘书、贵州贵定县县长、安徽郎溪县县长。在迷茫失望之际，他看清了革命的方向，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做党的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又受党的指派，走在反内战的最前沿上海，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49年10月1日，他作为民进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代表光荣的出席了开国大典。
在中国，既参加过国民党，又加入了共产党，同时还是民主党派的创始人，这样的人，恐怕屈指可数，梅达君就是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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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达君像
迷茫中的希望
梅达君生于1908年9月14日，父亲梅福贵(字佛庵，1876—1957)，年轻时追随孙中山先生，是老同盟会员，历任芜湖、苏州市公安署长。从十五岁开始，梅达君便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附中，接着又在东吴大学读书。毕业后，他父亲的同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贵州省主席的吴忠信对梅达君很欣赏，便带梅达君去当他的秘书，后换任贵州省贵定县县长。后来吴忠信到安徽当省主席，又把梅带到安徽当省主席秘书。
1934年梅达君辞职，与人合译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进步著作。他与赵朴初、陈明、朱启銮、方行等合办大众出版社，秘密出版革命书籍。如“民族统一战线教程”（丰凯著）、“游击战争”（朱德著）以及马列的“论政党”等。其中《毛泽东论文集》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出版的毛泽东著作。
1938年9月，他在上海参加难民救济工作，任上海慈愿难民收容所所长，并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9年10月1日，梅达君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党的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做上层统战工作，团结广大金融界爱国人士，组织“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解决经济困难。
1941年，身为国民党党员的梅达君当上了安徽郎溪县县长。皖南事变前夕，梅达君接到警察局关于马上逮捕县内共产党员的报告。当时的梅达君并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共产党员，既然警察局说他们是共产党员，自己作为共产党员，就应当保护他们，可是，如果保护他们，自己的地下党身份就会暴露。怎么办？在这紧急关头，梅县长来了个将计就计，同意逮捕，不仅同意逮捕，而且要他们大张旗鼓地逮捕。结果，声势一浩大，这些共产党员闻讯后，立刻隐蔽了，一个也没抓住，以此成功地保护了革命同志。
梅达君与夫人杨宛青合影
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
1945年，梅达君在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负责的党的地下企业“东方联合营业公司”任总经理。他西装革履，出入有汽车，以此为掩护，团结广大金融界爱国人士，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解决经济困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向何处走的抉择。当时上海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对美国和蒋介石抱有幻想，寄希望于马歇尔的调解。党中央指示上海局要让爱国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发出声音，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爱国民主人士因战争都转移到内地，因机票和船票都被国民党接收大员把持，无法及时回到上海。因此，有必要在上海成立一个新的民主党派。
梅达君根据刘晓的指示，利用自己与上层人士的关系，联络了上海知识分子与工商界的爱国民主人士，并努力促使他们实现大团结。此时国统区上海的民主运动蓬勃开展，在梅达君的周围已形成三个松散的小群体，大体是工商界的朋友。一是王绍鏊、张纪元、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等知名人士。因为彼此住址邻近，又意气相投，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热烈的聚谈。二是潘子欣、曹鸿翥、曹亮、钱瘦铁、谢仁冰、冯少山等人。他们为人刚直不阿，准备利用帮会关系分化打击地方流氓势力，每隔三两天聚会协商一次。三是朱绍文、蔡禹门、谢仁冰、潘子欣等。每星期在蔡禹门处开座谈会。
工商界的这些聚会——特别是陈巳生、赵朴初诸人在内的“星二聚餐会”，梅达君都会踊跃参加，推动他们渐渐形成共识。见时机成熟，梅达君提出创建一个新的民主党派组织，与会同人一拍即合，纷纷赞成。
同年秋天，由马叙伦牵头，王绍鏊和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雷洁琼诸人定期在联华银行(唐弢曾在这家私营银行当秘书)旧址聚会，座谈时局，研究各党派的政治主张，商讨斗争策略。他们以《周报》《民主》等报刊为舆论阵地，在知识界中间很有说服力和影响力。有鉴于此，梅达君又找马叙伦商量，希望以他为首的文教出版界民主人士与团结在王绍鏊周围的工商界爱国人士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打破一切建国的障碍”，扫除“一切因循、敷衍、苟安、贪污的现象”。在中共地下党的联络、帮助之下，中国民主促进会呼之欲出。
1945年12月30日上午，在上海中国科学社总办事处 (今上海黄浦区明复图书馆，位于陕西南路235号)，一个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宣告成立，定名中国民主促进会。
上海中国科学社总办事处，今上海黄浦区明复图书馆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共有26人签名，梅达君是第13位签名者。1946年2月3日，民进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会员大会，会议主要讨论民进的组织工作和加强宣传的问题。大会决定在理事会下设一处三部及若干委员会，梅达君为联络部联络员并当选经济委员会委员。3月17日，民进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梅达君增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3月22日，改选后的理事会调整下设机构，梅达君担任联络处长。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签名册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届理事会选票（1946年1月2日）
梅达君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在参加民进成立大会的26人中，有6位中共地下党员，除他以外，还有王绍鏊、周建人（应是记忆有误，查简史，周建老是1948年入党的。26人中地下党员现查还有陈巳生、章蟾华、胡国城一共八位）、徐伯昕、张纪元和万景光，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对方是党员，因为搞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民进成立后的重大活动都是由共产党领导和参与的。如1946年“六二三”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中共上海局的张执一同志，能争取到10万人参加集会和游行，没有共产党是办不到的。
反内战的最前沿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以后， 为了能有会员活动的固定场所，1946年2月，王绍鏊、张纪元、林汉达等人创办了培养民主运动干部的民本中学，梅达君任校董会董事。
5月5日，以中国民主促进会牵头，联合上海52个人民团体（实际到会47个团体）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实现了各界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29位理事中，有马叙伦、王绍鏊、陈巳生、林汉达、梅达君、徐伯昕、许广平、周建人、冯少山、葛志成等10位民进会员，梅达君在成立大会上代表筹备委员会向二百多位代表报告筹备经过，通过了联合会章程，标志着中共建立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在上海结出硕果。
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部分代表在上火车前合影
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了十万多人参加的反内战大会，并欢送以马叙伦为首的和平请愿代表团，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南京下关惨案的第二天，受中共上海局的指派，由梅达君负责，设法租借上海国际饭店宴会厅，由陶行知代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召开外国驻沪记者新闻发布会，并散发书面抗议书。当晚，美国《大美晚报》就详细报导了惨案详情，这条重要新闻通过发布会传到世界各大都市，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封锁新闻的阴谋化为泡影，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本质，在民主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汪立军系民进安徽省委参政党理论研究会理事、宣城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宣城民进一支部主委；孙丽丽系安徽宣城民进一支部委员，曾任宣城广播电视报记者）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