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的第一次论争
丁东：可是林一山他们提的三峡工程不是更大吗?
李：那是因为一九五四年的长江大水，引起党中央、毛泽东的注意。中国自古以来重视防洪，有大禹治水的传统，“善治水者，善治国。”毛泽东早就为治淮提过辞：“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到湖北，林一山陪他乘兵舰从武汉到南京沿长江走了一趟。林一山那个时候的职务是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主任，长委成立于一九五○年，它的前身是国民党政府的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林一山就跟毛谈，要解决长江的洪水必须在三峡修个大水库，把长江的洪水装起来。这件事给了毛泽东一个很深的印象。我前边不是谈过吗，在苏联接到中央的电报，说水利部提出建三峡，就是林一山陪毛泽东走了那一趟后提出来的。我们不是回了那封反对的电报吗。当时我们也征求了苏联方面的意见，他们基本上也是不赞成的，我们做了记录，回国以后，把记录报了国务院，以为事情就过去了。
三峡的又一次非常厉害地哄起来是一九五六年，水利部有个月刊《中国水利》，那一年第五、六月的合刊上，发表了林一山的一篇长文章《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正式公开提出修三峡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说还可以打一个很长的隧洞，将水库的水引到丹江口，南水北调，解决中国北方的缺水问题，非常宏伟的计划。他提出来的蓄水高度是多少呢?二百三十五米，现在的三峡大坝是一百七十五米，他的计划比现在高六十米。二百三十五米是个什么结果呢?现在重庆有一个抗战胜利纪念碑，它的海拔高度就是二百三十五米。也就是说，整个重庆都在水下边了。这篇文章一出来，我们就看到了，我就在我们的刊物《水力发电》的九月号组织了一期长江规划问题专刊，一共八篇文章，从各方面谈长江三峡的问题。林一山的那篇文章是两万字，在这个专号上我也写了两万字，我的文章题目是《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林一山两万字的文章里提到水电的只有五百字，他要修三峡就是为了防洪和南水北调，根本没关注发电。我们除谈长江的洪水三峡能否解决的问题外，还谈长江的整体规划问题，尤其动能经济问题(就是前面谈过的电力同整个国家经济的关系)，动能经济问题同黄河的比较，还有建造三峡的技术问题等等。当然不像现在认识得那么全面，那时还不懂得生态环境问题，也没有谈对航运的破坏，集中在经济、技术、防洪、发电这些问题上。这期《水力发电》出来以后，据说武汉买不到，长委把它控制了。而长委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副标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这就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好像三峡马上就要开工了。我立即写了篇三千字的文章《论三峡工程》寄给《人民日报》，清样都寄给我了，结果后来没有发表，主编告诉我：总理不赞成在《人民日报》上公开争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毛主席关心的、赞成的，不好公开争论。我就写了一篇杂文，题目叫《大鱼网主义》。那个时候报纸上发表了这么一条消息，广东有个县委书记，倡议制造了一个可以捞几万斤鱼的大鱼网，一网就能把他那个县海湾里面的鱼全部打尽。当然后来一条鱼也没打到。我就借了这个题目，杂文发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了解情况的人一看就明白，我在挖苦三峡的计划是个大鱼网主义。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六千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当年《水力发电》第十一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认为长江工作规划，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不可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南宁会议批周恩来陈云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这个会议为大跃进拉开了序幕，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薄一波、李富春等都参加了，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批判周恩来和陈云，毛泽东说他们两人反了他的“冒进”，因为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批评冒进的社论，也拿到会场上来了。那篇社论毛泽东说没有看，是刘少奇批发的。南宁会议讨论的时候，毛就狠狠地批评周恩来和陈云，认为他们离开右派只有五十公尺了，批评得非常严厉。周恩来当场挨批(陈云没有参加)，会议的空气很紧张。南宁会议之前有个杭州会议，已经开始批“反冒进”了，但是批得没有南宁会议那么厉害。周恩来做了检讨，承认自己犯了反毛泽东冒进的错误。所以南宁会议又叫做：“反‘反冒进’”。会议开到结尾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三峡上马问题，他在一九五六年写了“高峡出平湖”的那首诗，报上登了头版新闻，已经表达了赞成三峡上马的意愿，所以水利部、林一山他们才会做文章、搞宣传：毛主席都说要修三峡了嘛。那时候毛泽东的一句话不得了啊。周恩来知道我是反对三峡的，他也知道我和林一山的争论，薄一波和李富春更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只有薄一波委婉地讲了一句话：主席，三峡有个反对派叫李锐。毛是知道我这个人的名字的，因为我写过他的早年──《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那本书，他知道。一九五○年周世钊等老朋友应邀到北京会面，谈过我在写他的早年。薄一波提了我这个反对派后，毛泽东就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这样我就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让我第二天去南宁，派了专机，告诉我电报说要讨论三门峡的问题。我心想：三门峡已经开工了，能有什么问题?因为中央办公厅来人还说飞机先要在武汉停留一下，带上林一山一起去，我就猜到电报可能多了一个“门”字，心里就有了底，带上了那份被王林扣下的给中央写的报告。又想到应该借此机会向中央领导宣传一下发展水电，就找了负责水电规划的工程师程学敏，让他赶制了一张全国待开发的大中型水电站示意图，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国应该开发的水电项目都标在了上面。我就带了这两份资料单刀赴会了。飞机过武汉，接上林一山，我看到他手下的魏廷铮带着一个大箱子。
被毛泽东召见谈三峡
毛泽东的两个秘书胡乔木和田家英都是我的老熟人，胡乔木是我在湖南做地下工作时就认识的，田家英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到了南宁，他们跟我简述了会议情况，都替我捏了一把汗。当时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都参加了会议，周小舟也来了，也替我担心。我自己倒是没觉得怎么样。我和林一山到的当天晚上就开会，谈三峡。开会的房子很小，房间里面坐了二三十个人，一个长条桌，大家面对面坐着。我们俩人坐在毛泽东的正对面。毛就问：林一山，你要谈多久?林一山说他要谈两个小时。毛又问我要谈多长时间，我说：半个小时。我说：“林主任，请你先谈。”林一山的口才很好，他是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他从汉元帝谈起，谈历代皇帝怎么防洪等，大体上就是他一九五六年那篇长文的内容，但是这次将二百三十五米的坝高改成二百米，也提到了水电。我猜他是看到了我们的文章。讲了两个小时。我感到他讲的中心不突出，特别是用了很多专业术语，在座的人不一定都能听懂。轮到我时，就谈得尽量简单，深入浅出。我说三峡工程是个什么玩艺呢?修这么大个水库专门来防洪是不行的，它主要是个水电站，装机容量至少是一千七八百万千瓦，甚至两千万千瓦，而现在全国所有电站的装机总容量是五百万千瓦，中国什么时候需要三峡这么大个电站，我说不清楚。根据苏联的经验(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是谈苏联，西方是不谈的)，全国还不能只有一个统一的电网，要分散成几个电网。每个电网，有好多个电厂并在网内，最大电厂的容量在电网里面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四十，不然就不好调度。我打了这样的比方：一个城市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全国更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另外还有整个经济发展的问题。根据苏联的经验，一个电厂的投资假如是一万元，那么消耗掉这些电力的耗电经济项目的投资至少要五万元。三峡是个超大水电站，什么时候上马，应该由电的需要来决定，不是由防洪的需要来决定，没有三峡照旧可以防洪。随即谈到防洪，我把长江的历史情况简单地讲了一下，说长江跟黄河不同，是条很好的河流，讲到堤防的作用，一八七○年长江历史上所谓千年一遇的洪水，荆江北岸的堤防也并没有被冲破，被冲破的是湖南。我念了两句唐诗：“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自古以来，荆江北岸云梦泽有许多湖泊，是为长江临时分洪用的。到了明朝，宰相张居正是湖北人，将荆江北岸大堤修高，洪水来了向南岸陆续冲开藕池、调弦、太平、松滋四口，冲入洞庭湖。水退后，被淹过的土地都会丰收。而北岸的云梦泽的湖泊则逐步消失了，因此湖北人并不感谢张居正。现在长江在我们的手里，是完全可以通盘考虑，用各种方法防洪的。最后讲到了三峡技术上的困难，这么大的工程，最困难的问题是地质勘察，要确定电站的坝修在哪里，要对河流分段进行地质考察，就像篮球比赛的淘汰制，十个球队打比赛，要打几轮，逐轮淘汰，最后才能决出冠军。这个选坝址的工作不是三、五年能够完成的。航运我没有讲，移民也没有强调，那个时候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不深。这样一讲，大家都听懂了，我实际上已经是胜劵在握。毛泽东说：好，讲得很好。但是讲了还不算数，每人再写一篇文章来，不怕长，三天交卷。林一山去南宁时，带了一皮箱资料，他的文章写得很长，大概一两万字。我的文章也有好几千字，因为讲完三峡后，我借着这个机会谈水电，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水电。文章交上去后，我看到彭真那些人在我的文章上划了很多红杠杠，在林一山的文章上打问号的多。这一下情况就清楚了。最后的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林一山的文章写得不好，说你是师范毕业，文笔不通。也就是把他的意见否定了。毛泽东夸奖我的文章写得好，把问题讲清楚了。南宁会议出了个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有一条是要培养秀才。毛泽东就说，我们要培养李锐这样的秀才。
毛泽东：李锐，你来当我的秘书
三峡的问题就这样定案了。我就趁机谈水电，把带来的那张示意图拿了出来，讲中国北方的煤多，南方的煤少，有水力资源的地方就不要搞火电，要搞水电。李富春、薄一波也在一边帮腔。毛泽东就说道：好啊，今后就“水主火辅”。会议之初曾反映了电力同水利两部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即决定两部合并。南宁会议后两个部就合并了，变成了水利电力部(一九七九年后，两部才又分开)。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外地对着我说：李锐，你来当我的秘书。我就完全没有精神准备了。那时我对毛虽然不像后来了解得那么多，但是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我与他面对面地接触过一次，对他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当时就同胡乔木谈过。田家英也同我谈过一些毛的事情，讲毛的性格时用了一个手势：手掌伸出来两面一翻，意思是毛这个人经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明明是跟他走的，可是他变了，就翻过来整你，他自己从不做检讨。还谈过他离开毛时，要提三条意见。这么一种性格，权威又那么大、威信又那么高，我确实害怕到他身边去。于是就立即回答说：我搞水电，很忙。他说：不要紧，兼职嘛。这就没办法了，我就不好回嘴了。虽然毛泽东说我的文章写得好，我心里想，你就看文章写得好，没看到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全面的，我是懂经济的。你过去能听信林一山的话，就是没有经济观点，也缺乏科学知识，跟林一山水平差不多，否则不会有“高峡出平湖”的想法。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后来我在秦城坐牢时用龙胆紫汁写的诗里面，回忆这一段时就写了：“案前摆战场，亦似叙家常。诸公心落石，朝日雾飞光。但说文章好，未言经济长。已非涂抹手，斩水劈山忙。”我的《龙胆紫集》中，有三十几首诗是写毛泽东的。
在会上我记得胡乔木批评了林一山，讲得很厉害，说你以后再不能这样了，夸夸其谈，弄得中央搞不清楚情况。
南宁会议后两部合并，我只好给刘澜波解释，祸不都是我惹的，我去以前就有人反映了水利与电力的矛盾，毛主席才硬要把两部合在一起的。两部合并以后就很麻烦了，我的日子又不好过了。但“水主火辅”的方针，水电部接受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水电的比重，在全国的电力中要达到一半(令人叹息的是，水电至今仍不到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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