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
1965年11月28日，伯伯(彭德怀)离开北京赴成都担任大三线副总指挥。伯伯到成都后，亲笔给我写过几封信，信中总是提到“情况尚可”，“不必挂念”，但我还是放心不下。过年期间，我还坐火车到成都去看望过他。假期不够用，我还请了事假，就说回湖南老家去看母亲和孩子。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庐山会议”定罪的彭黄反党集团的头号人物，伯伯在劫难逃。1966年12月，受江青、戚本禹等人指使，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成立了“揪彭联络站”。他们南下成都，将伯伯秘密劫持回北京，关在北京西郊的一座军营里。伯伯完全失去了自由。
一天，我接到一封由看管伯伯的警卫参谋秘密带出的伯伯的亲笔信。看到伯伯熟悉的字体，我真是喜出望外，伯伯终于有下落了!我曾经对伯伯讲过：不管您到哪里，我都要去看望您的。现在伯伯就在北京，正在受难，我怎能不去看他呢?然而，院墙高筑，不允许我们与伯伯见面。我和弟弟送去的粮票、油票、衣物和生活日用品都由看管人员转交给他。
7月的一天，我在中山公园南墙外看到海报，说是要在北京航空学院南操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反革命黑帮分子”彭德怀和张闻天。我不忍心目睹伯伯挨批斗的场面，又实在放心不下。批斗会那天，我不顾天气炎热，骑车赶到北航会场。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我来，我戴了一个大口罩，挤在人群中。大会结束后，我看到伯伯和张闻天被五花大绑，背上还插着写有“罪名”的长长的牌子，被造反派扔进卡车，开往市中心游斗时，心里就像刀绞一样。
自从在批斗会上见到伯伯，我心里更加不安，惦念着伯伯的手稿，惦念着母亲和孩子。我和爱人商量好，向单位领导请假，一同回湖南老家看看。
“文革”中的彭家围子也和全国一样一片混乱。我家门口贴满了“打倒彭德怀”的大标语，家里常有红卫兵来破“四旧”。母亲最担心的就是伯伯的手稿，如果红卫兵占了屋子封了门，手稿就保不住了。伯伯的手稿随时处于危险之中。我考虑再三，决定请堂弟彭康智暂时保存一段时间。康智爽快地答应下来。
回到北京后，我的处境也很不好，厂里的造反派强令我交代问题，揭发彭德怀。一次，我因拒绝写揭发材料，被几个造反派毒打一顿。回家后，我躺在床上，全身疼得很厉害。我对爱人说：我要是被他们打死了，你要好好照顾三个孩子……。
在往后的日子里，伯伯的处境越是艰难，他的手稿在我心中的分量就越重。不久，我给弟弟彭康白买了一张火车票，让他回老家看看，若是情况不好就把手稿烧掉，不能再连累别人了。康白回去时，家乡的形势已趋平稳，母亲舍不得将伯伯的手稿烧掉。1969年，我再次回老家，又把手稿带回北京，放在专门订做的樟木箱的夹层中。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我们有半年多的时间住在防震棚里。我把伯伯的手稿放在军用挎包里，天天斜背在肩上，就连睡觉都挎在胳膊上。
文革中曾在北京军区举行过批斗彭德怀的大会。在大会休息时，有一个人冲进关押彭德怀的小休息室，恶狠狠地将彭一拳打倒在地，而且真的踏上了一只脚，并且还叫喊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
这个打人者就是彭德怀曾经的部下，将军李钟奇。
(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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