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北京女二中留下血泪记忆

尊敬的王友琴教授，您好！

我在去年看到您的文章，此后一直关注有关信息，包括近来干部子弟道歉等。

我也许和您同龄，六六届初中，我当时就读于北京女二中，您文章中提到的曹天翔先生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另外一位董尧成是我们从初二到初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去世时应该是二十六岁。董老师是北师大毕业的高材生，写一手很漂亮的板书，面对一班女生，脸上总是挂着腼腆的笑容。他是从学校宿舍跳楼身亡的。有传言说他先在家里扼死了相依为命的老母亲，然后到学校跳楼，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事实。

大家记得二十六岁的董老师之死

这些年同学聚会时总会提到董老师，大家都记得他，都对他的命运唏嘘不已。有关董老师的家庭身世我等一无所知，只是觉得一个大学毕业不久、被选入重点中学任教的年轻教师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令人无限惋惜。我一直想知道究竟董老师遭到了什么样的磨难，才导致他轻生，而是否最终会有人站出来向他道歉？

女二中当初也有几个上了天安门、红得发紫的干部子弟，也有一批造反造到苏联大使馆的红卫兵。我曾经透过食堂的门缝看她们批斗跪在饭桌上的齐淑荣校长，在白发苍苍的校长身上泼了浆糊，糊满大字报。在当时那种极为嚣张恐怖的气氛中，除了她们自己圈子里的人站出来，没有人敢阻止她们，因为谁敢站出来，谁一起完蛋。

事实上，因为反对红卫兵的暴行从而引发红卫兵更加残酷的报复的事情并非孤立案例。这也是我看了宋彬彬等人道歉以后想到的。我相信宋彬彬她们没有亲手参与殴打校长，但是当时，以她们红色公主的身份和在学校的声望而言，如果及时出面阻止暴行的继续实施，应该能够在那天救卞校长一命。

母亲跳楼残疾精神失常度过一生

尽管我相信，和于小红姐妹的母亲一样，卞校长的命运是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宋彬彬们道歉中提到因为工作组撤离，她们不知所措等，这个理由很难为人接受。她们的默认或许甚至是默许纵容了残忍的暴行，唯一可以谅解的只是她们当时还太年轻，也许没想到那样的暴行能致人于死命。

您在文章中提到“西纠”的通告导致近十万人离开北京。这里面有我的同学。她们随被遣返的父母“回乡”（她们其实是在北京出生长大，根本无“乡”可回），很多年后她们携家带口回到北京，谈起在农村的遭遇，每每令我汗毛倒竖。这一段历史也是血泪斑斑，犹如噩梦。

红八月暴力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赞许和国家机器的纵容，暴力行为此后继续横行，造成了无数人的受难和死亡。我的母亲当时在一所中专学校担任外语培训班教员，被培训班学员揪斗后，又被长时间隔离审查，期间被迫重体力劳动，在无休止的检查交代和恶劣的营养中精神失常，跳楼逃跑导致四肢粉碎性骨折，成为重度残疾。我母亲即将满九十一岁了，半生在精神病和肢体残疾中度过。

用统治者的头脑思考就是同谋

我记得那时去探视被隔离审查的母亲，被工宣队负责人叫去办公室训话，训话的内容是我母亲拒绝交代、表现恶劣。我质问工宣队负责人骆某为何打人，他轻描淡写地说革命群众有义愤，打了就打了。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来华期间，根据有关方面指示，我母亲再次被学校关禁闭，不得和社会有任何接触。我陪她走在校园里，她突然四处顾盼、惊恐万状，我立刻意识到在这个地方她曾经遭受过恶意袭击。

有时候我会想到卞校长的先生和子女，和他们相比，我是否更幸运，尽管我四十多年面对的是精神失常和肢体严重残疾的母亲？毕竟在她老人家高兴的时候，还会给我一个祥和的笑容。

作家章诒和女士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一位学者的观点：当被统治者顺从并习惯于用统治者的头脑思考，两者在客观上就成为了“同谋”。她说：“文革”的血腥战果，正是通过许许多多的名曰“革命群众”的个人来实现的。受害者身上的伤痕，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在领袖号召下，在革命组织的策划主持下，由熟人、亲人、同事、部下、朋友、学生、街坊、邻里直接动手干的。我很认同章女士的观点，我们经历过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这种“同谋”的产物。

我认识一些德国老知识分子对纳粹迫害犹太人一辈子心怀内疚，因为那个暴行确实因某种程度上的德国全民“同谋”导致历史上血流成河的大屠杀。我并不主张深究文革中每一个曾经的“同谋”的责任，但是我们亲身经历过那种愚昧、暴戾的时代，我们都曾经“习惯于用统治者的头脑思考”，每一个从文革中死去活来的中国人应该终生警醒是否再次陷入“用统治者的头脑思考的习惯”，才能使那场血腥的悲剧不再重演。

希望北京为文革死者建立纪念碑

再次感谢您的工作，您的工作使我们的老师不致被历史遗忘，得以列入文革死难者的名单。希望将来能在北京为他们建立一个纪念碑，我和我的同学和我们的后代一定会给董老师和曹老师送上小小的花圈，我们一定会去祭拜那些屈死的冤魂，就像全世界有很多很多人去祭拜纳粹集中营的遗址，那是德国人至今仍在流血的疮疤。

顺便说一件小经历。一位德国民教育授曾经顺路带我参观魏玛城的歌德故居。我把这件事情说给一位退休律师听，他马上问：他带你看奥斯维辛（集中营）了吗？我说，没有啊，奥斯维辛在那里吗？一向举止高雅的老人马上啪地一声拍了桌子：我就知道他们不会带你去，他们只会给你看光彩的东西！——这就是一辈子活在忏悔和反省中的德国老一辈人。

我们真的渐渐老了。除了给后代留下一些物质遗产以外，还能给他们留下什么呢？当然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让他们不要再重蹈覆辙，不要再回到那个愚昧、暴戾的年代。我希望女附中同学们所做的努力不仅仅是还原一个真相，不仅仅是在卞校长遗像前祈求某种心灵的救赎，而是发出一种“警世钟声”，那才是给历史、给后代留下的无价的精神遗产。

顺祝全家过年健康、顺利！

同学周瑾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