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这个概念，那时是没有的。男人打老婆，在毛泽东时代不算什么事情。一个天天在家打老婆的男人，只要“革命立场坚定”，只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只要对“阶级敌人”像对老婆一样凶狠，就仍然是“好同志”，就仍然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那时代，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因为打老婆而失去党的信任，而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这个男人的妻子如果以天天在家挨打为由要求离婚，也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一切非政治性的理由都不成其为离婚的理由，那么，就只有政治性的理由才被认可了。“文革”期间的离婚，通常都是政治性离婚。夫妻一方成了“阶级敌人”，另一方以此为由要求离婚，这才是“无可非议”，这才是“名正言顺”，这才是“入情入理”，这才是“天经地义”。家中有人成了“阶级敌人”，亲人们都被要求与其“划清界限”。亲生子女都往往宣布“断绝关系”，作为配偶，要求与其解除婚姻关系，就更是有理由了。这样的政治性离婚，是受到鼓励的。这其实很符合那时代的逻辑。那时代，一个人要求与另一个人结婚，理由也必须是政治性的。“高富帅”不是理由。对方才华横溢、风趣幽默，不是理由。理由必须是:政治思想好、无产阶级立场坚定、劳动积极、毛主席著作学得好……既然结婚是政治性的，那以政治性的理由要求离婚，也的确顺理成章。婚姻的基础既然是政治性的，当一方成了政治上的敌人时，也就意味着婚姻基础的崩溃。所以，当一方成了“阶级敌人”时，另一方要求与其解除婚姻关系，在那时，不但有政治上的合法性，有法律上的合法性，也有“道德”上的合法性——这是符合那时代的婚姻道德的。
“文革”期间的政治性离婚，实际情形当然并不一致。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方成了“阶级敌人”，另一方为了自己不受连累，为了自己此后的人生不至于太艰辛，要求与那“阶级敌人”彻底脱钩，这是一种情形。另一种情形是，一方成了“阶级敌人”，另一方为了子女的前途，为了子女的一生不至于太凄惨，要求与那“敌人”离婚。在这种时候，提出离婚的一方，实际上并不只是要让自己与那“敌人”脱钩，而是率子女与那“敌人”分手，是让整个家庭与那“敌人”断绝关系，是为保全家庭而把那“害群之马”清除出去。第三种情形，则是一方成了“阶级敌人”后，另一方本人并无离婚之意，但在父母等亲友逼迫下，要求与对方解除婚姻关系。父母等亲友之所以进行这样的“逼迫”，固然有“无私”的因素，但也未必没有“私心杂念”在起作用。自己的女儿(或儿子)、自己的姐妹(或兄弟)，其配偶成了“阶级敌人”，这意味着她(或他)今后的生活将只有苦难。不忍心见其落入深渊，故而以父母的名义、以亲人的名义，逼迫其离婚。但是，如果不离婚，受连累的又并不只有她(或他)自己。在那盛行株连的时代，一个人，自己的配偶是阶级敌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就成了“敌人”的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姐夫妹夫、嫂子弟媳等。这些人，在自己的“社会关系”中，就有了一个“阶级敌人”，就有了一个政治上的污点，在残酷的政治环境中，有了一个把柄、一处软肋。所以，父母等亲友的逼迫，也往往有自己免除连累的动机。也正因为如此，那种本不愿意离婚的人，那种本来决心与那“敌人”共患难的人，在父母等亲友的逼迫下，也往往就与那“敌人”脱钩了。
政治性离婚，常常与政治性自杀连在一起。有人说过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话:“文革”期间，那些历尽磨难而终于挺过来了的人，通常都有一个较温馨的家庭;而那些没有能挺过来的人，那些被迫害致死的人，那些以各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往往是在成为国家的敌人、政权的敌人的同时，也失去了家庭的港湾，也被配偶等亲人抛弃。一个人，在外面纵然受凌辱，纵然被欺侮，推开家门，有亲人在迎候，有亲人送上茶饭、送上安慰，就还能活下去，就还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意义。而如果在外面受凌辱、被欺侮，同时又遭亲人埋怨甚至抛弃，那就很难活下去了。在成为政治上的敌人后又被配偶等亲人抛弃，终于自杀，这样的情形在“文革”时期并不少见。但政治性离婚与政治性自杀，又并不只以这一种方式相关联。对方虽然成了“阶级敌人”，但自己仍深爱着对方，可为了孩子，或在父母等亲友的逼迫下，还是与对方解除了婚姻关系。解除婚姻关系后，自己的心灵日夜处于痛苦状态，精神终于崩溃，从而以自杀求解脱，这样的情形也是有的。
一般说来，婚姻的一方死了，婚姻就自然终结了，不存在与死人离婚的问题。但金大陆先生在《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中，还真说了一个与死人离婚的故事。这是接受金大陆先生采访的F说的邻居的故事。这邻居家的男主人，“文革”开始后，被揪斗，“家也抄了”。三个孩子，对沦为“敌人”的父亲，表现了极其坚定的“革命立场”。他们“对父亲很凶，还开家庭批斗会。父亲扛不住自杀了”。白天在外面被“革命群众”批斗，晚上回到家里，还要被自己的孩子批斗，除非是像顾准那样真正“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不然是活不下去的。父亲自杀了，可事情并没有完。父亲单位派人到里弄里贴了许多“死有余辜”的标语。母亲是到父亲单位要求与已成骨灰的父亲离婚。“据说三个孩子也写了什么信。”能写什么信呢，无非是表示坚决与那骨灰“划清界限”，坚决支持母亲与骨灰离婚罢了。
前面说，一个人要自杀，任何铁则钢规也阻止不了。这是说，任何铁则钢规都拦不住一个不顾一切地要去死的人。但如果这人对身后名声还有所顾忌，对亲人是否受连累还很在意，那反对自杀的规则就还能起些作用。实际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几十年间，军人、干部，如果自杀，是被视作“变节”的，是要作为“叛徒”对待的。七十年代末，我上大学时，一位同学不堪失眠痛苦，在病房里自尽了。他的当着高级干部的父亲，到学校来了一趟，但拒绝去看一眼儿子的遗体。来学校，是作为亲属处理后事。拒绝看一眼死去的儿子，是作为高级干部，表示与“叛变”了的儿子划清界限。此事给我强烈的刺激。自杀即意味着政治上的变节，这种观念至今还在一些人头脑里留存着。五年前，某大学一退休教授因感到“生意已尽”而自尽，竟有人写信给单位党委，要求开除他的党籍，理由是:“他并无无法忍受的病痛，为什么要自杀呢?”此事又一次给我强烈的刺激。本是“好同志”、“好干部”的人，自杀了，尚且沦为叛徒，且给家人带来麻烦，那本是“阶级敌人”的人，自杀，就一定是因为“畏罪”，就更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就更会使亲人受连累了。我的那位自杀的同学，人很聪明，与同学相处得很好。我后来才意识到，他其实得的就是忧郁症。但七十年代末，中国还没有“忧郁症”这说法，中国人还不能理解“忧郁”竟能导致自杀。把自杀视作政治上的“叛变”，是不能不细想的事情。叛变，意味着脱离自己本来从属的阵营而投向敌对的阵营。自杀，客观上当然脱离了自己本来从属的阵营，但并没有倒向另一个敌对的阵营。除非把所说的“阴间”也作为一个敌对的阵营，除非认为阎罗王也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不然，自杀即叛变的逻辑，实在难以成立。把忧郁症导致的自杀也算作政治上的变节，这逻辑虽然荒谬，但却实际地阻止了不少人的自杀，尤其减少了政治性自杀。一些被戴上“叛徒”、“反革命”帽子从而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本想一死了之。但一想到自杀后，头上“叛徒”、“反革命”的纸帽子、布帽子就变成了铁帽子，且亲属要受到更大的连累，也就不敢死了。若非如此，那年代的自杀率还要更高。
文艺理论家叶以群，1932年加入中共，曾任左联组织部部长。1949年后，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曾是中共重要的文艺干部。“文革”开始后，叶以群受到张春桥迫害。叶舟所写的《叶以群的最后十年》一文中说，刚受到迫害时，妻子问他如果被抓起来，会不会自杀，叶以群“活动地否定”:“自杀是反党行为，我是党员，我不会自杀，自杀了你们就要变成反革命家属了。”张春桥们拼命要把“反党”的罪名安到叶以群头上，叶以群拒不接受。但如果自杀，那就不是“反党”也是“反党”了，老婆孩子就成了“反革命分子家属”。这样的顾忌，使得初遭迫害的叶以群，决心决不自杀。然而，不久之后，叶以群还是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叶以群是1966年8月2日凌晨自杀的。在“文革”开始后的政治性自杀者中，算是较早的。但“文革”时期第一个政治性自杀者，应该是邓拓。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全面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5月17日深夜(18日凌晨)，邓拓即弃世。在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的最后，邓拓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的。
…
我过去把邓拓这类人自杀前的这种政治表白，视作是愚昧和奴性的表现。现在觉得，这样的理解，可能有些简单、肤浅了。我们再来看叶以群给妻子和孩子的遗书:
素明暨孩子们:
我对党，对社会主义犯下的罪行，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党一向对我爱护、宽大，只是由于我的旧思想、旧习惯改不过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没有破除，所以错误一犯再犯。现在事已太迟，已经无法清偿，也不可能立功赎罪。近日身体、精神都在变坏，如再拖延下去，既对党不利，又会不断增加你们的精神负担。思想上几经反复，只好最后走自己处决的路。
以后，唯一要求你们的，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逐步认清我的罪恶，激起对我的仇恨，坚定不移地与我划清界限!你们受我的毒害都还不深。
你们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一定可以在党的帮助下，大家团结起来，克服各种困难。孩子们稍大一点，都尽早争取到边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家庭里去，尽早离开自己的小家庭，小家庭里教不好孩子。他们应该忘记我的一切，但不要忘记我的这辈人所犯的罪恶，并且从中吸取教训。
…
邓拓的自杀，可能多少有些“示范作用”。此后田家英、老舍等人的自杀，多多少少是对邓拓的仿效。甚至叶以群的跳楼，也未必不是受邓拓影响。但邓拓给北京市委的遗书，叶以群却不可能看过。叶以群不可能模仿邓拓遗书的写法，但写得却与邓拓如出一辙。他们清楚地知道，自杀就是“反党”、“叛党”，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为了减轻一点自杀行为本身的罪孽，为了让死后的污名不至于太严重，他们要为自己的自杀找一个能说得出口的理由。而唯一能说得出口理由，就是身体的病痛。身体时刻处于病痛中，所以自我结束生命。但又并不强调是因为病痛难忍才自杀。如果把个人求得从病痛中解脱作为自杀的理由，那就仍是自私自利的表现，就仍然显得对党不够忠诚。身体处于持续的病痛中，拖下去，“对党不利”、“徒然增加党和人民的负担”，所以采取这种手段。这是在强调:自杀，仍然是在为党和人民考虑;自杀，是最后一次为党和人民作贡献。至于那种今天读来令人悲哀的政治表白，除了愚昧和奴性的因素，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策略。激烈的政治表白，庶几可减轻一点死后的污名，而这首先对家人有利。自己的污名轻一分，家人受的连累就轻一分。对家人的担忧，在叶以群的遗书中表现得更充分。这样的遗书，叶以群知道是要交给组织的。在遗书中，叶以群先行与家人进行了切割。一个人，如果在遗书中要家人彻底忘记自己，那就是很“绝情”的表现了。但叶以群连这样的“绝情”也不敢。他不能让家人忘记自己。他必须要家人牢记自己的“罪恶”，“激起对我的仇恨，坚定不移地与我划清界限”。遗书中那句“你们受我毒害都还不深”，更是煞费苦心。邓拓遗书直接写给北京市委。叶以群身份、地位与邓拓不同，所以把遗书写给家人。但实际上，叶以群字字句句都是写给“组织”的。他在向组织表明:我已经让家人与我彻底划清界限了!我已经让家人永远仇恨我了!更何况，他们受我的毒害不深!求求你们放过他们吧!
金大陆先生说:“上海‘文革’十年共6489对的离婚数，是一个冷漠而残酷的数据!”张春桥也是在“文革”期间离婚的，也算是政治性离婚。“文革”时期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出狱后写了回忆录《十年一梦》，其中说，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抗战时期曾被日本人捕获并自首。“文革”期间，张春桥从上海到了北京，进入政治中枢，妻子仍留在上海。妻子的历史问题，成了张春桥攫取更大政治权力的阻碍。按徐景贤的说法，张春桥与文静“感情甚笃”。但张春桥的政治野心肯定会战胜夫妻感情。徐景贤说:“张春桥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正处于关键时刻，今后他将面临尖锐的斗争，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决不能授人以柄……他下决心采取进一步的果断行动:和文静离婚!”其时，张春桥已贵为政治局常委。在“文革”期间的政治性离婚者中，张春桥应该是政治地位最高的了。进京前，张春桥长期在上海工作。他这样的人进京任职，应该是不迁户口的。如果他的离婚也经过了民政部门，那么，“文革”十年上海6489对离婚夫妻中，应该有张春桥、文静这一对。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文革奇闻：离婚 坚决与骨灰“划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