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逊：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样

 

 

      超负荷的接待

　　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各地大中学生大批涌向北京，北京红卫兵则去向全国各地，形成全国性大串联。毛泽东支持大串联，认为有利于将文革推向全国，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开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

　　上海是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又地处北上南下交通枢纽。大串联的学生，第一目的地北京，第二便是上海，此外，还有“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韶山。上海和全国一样，经受着大串联的超负荷接待压力。到1967年3月，上海全市共接待全国各地来沪串联人员109万人次。

　　据上海接待首都和各地学生办公室统计，仅1966年8月15日至10月9日止，全市接待北京及外地来沪师生37.48万余人，其中北京4.7万余人，江苏8万余人，浙江5万余人，辽宁3.5万余人，广东3万余人；仅9月17日一天，就接待1.35万余人。而10月29日，上海站-昼夜上下车的串连师生达1.62万余人。1966年12月12日统计，上海全市接待外地师生总量已达403.5825万人次。市委接待人员平均每天接待上百人，这批刚走那批又来，一天只能休息二三小时，实在疲惫不堪。市委一再增加接待人员，仍是人手紧张。

　　来上海最多的除北京外，更多来自上海附近华东六省，尤其是与上海接壤的江浙两省。不少学校的中学生几乎倾巢而出，整班级地来上海：上海周边城市江苏南通第三中学，学生们几乎全部来过上海；浙江平湖中学一次就来上海200多人，这相当于四至六个班级。

　　最初来沪的红卫兵被安排分住在各大专院校。9月初开始，市委又腾出4个大旅馆，作为串连者临时休息处。10月以后，来沪串连者骤增，只好再利用一些机关办公用房，例如将市粮食局机关迁至上海面粉厂办公，原址东海大楼作为红卫兵接待站；将各县委党校作为接待站等等，最高峰时，市人委办公大楼也被用作接待。但这样仍然无法安置越来越多的串连者。

　　在上海各高等院校住宿的外地学生，最少也占本校学生三分之一，最多时超过本校学生两倍以上。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原有学生4，000多人，串连入住外地学生却有5，000多人，最多时达7，000多人；上海戏剧学院原有师生400多人，却住进外地串连学生1，000多人。接待站只能将部分中学校舍，也安排作为外来学生住宿处，仍然无法缓和住宿紧张状。

　　为解决来沪串连红卫兵食宿，10月18日，市委成立“上海接待首都和各地学生办公室”，副市长李干成为组长，共青团市委书记张浩波等为副组长；各区、县也相应成立接待站。此外还有设立在延安西路200号市委办公大楼内的文教系统接待站，设立在中苏友好大厦的外地学生接待站，设立在静安区文化馆的工业、交通、财贸系统接待站，等等。全市为接待全国来沪串联者设立的各类接待站，最多时达1500多个。

　　10月下旬以后，北方冷空气一次又一次南下，天气越来越冷，棉被不足成为接待工作最大困难，市委只好向机关、企业和医院借调；卢湾、南市等区还向居民商借；加上各大、中专院校自筹，共筹得棉被20多万条，才算勉强保证每两个学生合盖一条棉被。11月，气温更急剧下降。许多来沪学生没带御寒衣物，市委只得设法将发放给工厂工人的劳动防护棉衣，更替下来借给学生，还向公安局借用去年更新的旧棉制服，向民政局调用救济棉衣，这样共发放5000多件防寒棉衣。总算勉强解决燃眉之急。

　　一般学生来上海主要是好奇，看看就走。但有些学生带着使命感来上海，说上海问题很大，“不革命到底不回去！”，还要发动更多同学来上海。这些学生中以北京的学生对上海局势影响最大。例如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从1966年9月来上海，参与了文革初期上海一系列大事件，直到1967年初才回北京。还有北京航空学院（北航）、清华大学、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西军电）、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北京体育学院等外地大学的学生，都参与了上海1967年一月夺权的全过程。

　　上海学生外出串联

　　早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前，上海已有少部分学生上北京串联。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一经报纸和广播传开，上海学生马上也要求去北京见毛主席。8月22日晚，近二千中学红卫兵聚集在上海最主要火车站–北站，要求去北京串连。上海铁路局请示铁道部，铁道部又请示国务院，最终同意让学生派代表，免费加开一趟列车。这是上海第一次大批学生免费外出串联。

　　第二天，8月23日，市委又根据国务院指示精神，向各有关部门发出电话通知，主要内容：1.尽量说服初中学生不去北京，因年纪小，不好照顾；若不能说服，可推少数代表有组织地去。2.高中生原则上每10人推选1人。3.各区委组织召开家长座谈会，要求家长作子女工作。4.半工半读学生因有生产任务，可推少数代表去北京。5.组织去北京由单位出介绍信，向铁路局登记。6.车上吃饭自理，自带粮票和伙食费，碗筷被子也要自带。还规定，中学按每10人派1个代表上报人数，根据这个数字分期分批发放火车票。按要求，他们去北京被毛主席接见后即回上海，然后再安排下一批同学去北京。在严格讲究出身的“红八月”，这些名额下派到各学校，实际成为只有“红五类子女”学生才能享受的特权；许多学生去北京后，又去其他城市串联，根本就不回沪；加上后来串联只要出示学生证即可，所以只组织了两批就无形停止。

　　而实际上，面对上海铁路客运严重超载的现状，市委不可能真正赞成大批人员免费乘火车串联，市委一直试图说服学生“先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不过这些说服不是由市委出面，而是通过上海二医、化工、交大等院校部分红卫兵之口，向全市高校发《呼吁书》，还往北站劝告和阻挡持有车票准备外出的学生。

　　上海市委的努力随即被中央决策否定。8月31日，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中央正式宣布全国各地全部大学生和一部分中学生代表可分期分批到北京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外出串联洪流再也无法阻拦。9月中旬以后，串联学生由每日五千人遽升至万人以上。上海站上不了车，就去南翔、松江等市郊火车站爬车、拦车，由此出现伤亡事故。最初被选出串联的中学生代表，都是“出身成分好”的学生。但没多久，除了部分家庭出身特别“不好”怕出去挨打者，上海中学生大都出去串联。大学更是几乎倾巢而出，据统计，至9月7日，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全部去了北京，交通大学5千多名学生走了4千多。至11日，上海机械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第二医学院、外贸学院、同济大学等院校的学生也分批走完。10月以后，随着对“血统论”的批判，即使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大都出去了。到1966年10月底，外地来沪串联者总数40多万，上海有组织的外出串联者12万人，连同自行外出串联者共41万人。

　　上海学生外出，外地学生来沪；各大学校园内挤满外地学生，而本校学生则没有几个。这是1966年9月至11月底上海乃至全国各大城市学校的风景线。许多外出串联学生既不带多少钱，也不带足当时就餐所必需的粮票，走到哪里借到那里。大串联结束后，据上海市财政局革命委员会报告：由各省市转来上海方面外出串联所借粮款单据，粮票500万斤，现金400余万元。截至1971年底，除“查无此人”疑难单据计粮票90余万斤和现金70余万元外，共收回粮票300余万斤，现金240余万元，各种物品2万余件，占应清理数的80%。

　　首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

　　由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北京的各大中学的校长老师被打倒，党团组织全部瘫痪，学校处于无人管的无政府状态，很多学生在学校没多少事情可干。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全国学生涌向北京，铁路客运对火车票无法管理，乘火车成为“蹭”火车。加上来北京见毛主席的全国各地学生不断将外地消息传入北京，于是许多学生也想去外地串联。从1966年8月15日开始。开始有少量的北京红卫兵陆续来上海。到8月20日以后，来上海的学生渐渐多了。

　　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他们自己称为“南下”。北京红卫兵南下上海，有三次较大规模，后来被研究者称为“北京红卫兵三下江南”。

　　8月24日，20多个北京红卫兵乘火车来到上海，这是自8月中旬以来人数比较多的一次。都是北京各大学和中学的学生。没有人派他们来上海，他们是想来上海看看，其中有些人本来就是上海人，去北京念大学的，也有人小时候曾经在上海生活过。这些红卫兵主要来自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学院，还有一些北京的中学生。他们在火车上认识，商量后，起了个共同的组织名字：“北京红卫兵南下造反队”。同车的有一个上海船舶专科学校的老师，说你们去上海后，可以住在复兴中路上的上海机器制造学校，那是一个中等专科学校，学校里有学生因为反对校党组织被压制，你们去了可以支持他们。这批北京红卫兵到了上海，住进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其中，中国科大的几个学生，仍沿用他们在科大时就用的“齐卫东”战斗小组名称。“齐卫东”后来参加了上海文革初期的大多数事件，在上海当时的文革运动中有一定影响，核心人物是中科大的学生许小昆和欣鼎亮。

　　8月26日，又一批北京红卫兵170多人坐着一列火车往上海进发。上海市委得知后，派出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张浩波、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主席郭醒民，前往车站欢迎。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报道欢迎会情景：北京红卫兵一下火车，前往迎接的数百名上海红卫兵便敲起锣打起鼓，上前同他们热烈握手，高呼“热烈欢迎首都红卫兵”，“向首都革命师生致敬”等口号。在车站候车室，李干成副市长代表上海市委向“来自毛主席身边的革命小将”表示热烈欢迎，希望他们“将文革的好经验传给上海师生”；北京红卫兵代表也讲了话，表示要“同上海革命师生一起夺取文革胜利”。北京红卫兵向上海赠送毛主席石膏像，最后共同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但是，北京红卫兵方面，对于市委组织的这个欢迎会却一点也不领情。据北京红卫兵以后散发的传单说，当时是镇江车站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说一批北京市委派出的红卫兵正在去往上海，市委于是“匆匆组织”了欢迎会，“根本不是真心”。

　　而上海市委对这些来自北京的天兵天将也心怀防卫。就在欢迎会第二天，8月28日一早，市委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全市负责干部会议，参加者共100多人，都是市委各部委、局负责人以及“四清”工作团团长和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曹荻秋在会上说：北京红卫兵“绝大部分是革命的，好的，少数人有偏激情绪，也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说上海从市委到基层组织都烂掉了，要罢我曹荻秋的官。市委有缺点错误应该揭发，但就这样下结论不正确”，“还有人片面强调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要武斗，不要文斗”。曹荻秋要求各级领导“对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展开辩论”，要“大胆领导，敢于辩论”。

　　曹荻秋的这些话是他对大串联的真实想法。他在以后讲话中承认，自己始终想早点结束大串联，认为革命靠自己，这样下去文革搞不好，交通运输搞不好，要影响生产。曹荻秋对中央放纵北京红卫兵的暴戾行为也有看法，曾私下对人埋怨说：“北京红卫兵打死那么多人，中央也不管管！”

　　8月30日，又一批北京红卫兵抵沪。他们一到上海，就要求上海市委领导接见。市委负责人当即分几次接见他们。因要求接见的人多，曹荻秋经与陈丕显商量，8月30日下午3时，在当时上海最大室内会场“文化广场”开大会欢迎来沪串连的北京红卫兵。8月24日来上海的那批学生也参加了这个见面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除不在上海的张春桥外，所有书记：曹荻秋、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杨西光、王少庸，全部出席欢迎会。110名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担任大会纠察。参加大会的北京红卫兵约3000多人。曹荻秋代表上海市委，表示热烈欢迎北京红卫兵到上海革命串连，曹荻秋向他们介绍上海文革情况，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提问多，曹荻秋建议将意见集中，推派代表与市委座谈，一次不行，可以多次。

　　从曹荻秋的讲话以及6个市委书记全部出席大会的规格，可以看出上海市委对这批小将的重视。但这些在北京受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繁接见的红卫兵，要求的不是接见而是对话，甚至是批评、批判上海市委。许多红卫兵要求上台发言，马天水将他们的条子递给曹荻秋，曹即宣布同学发言。红卫兵上台发言诉说在上海串连遭到阻力：一些大中学校门房间传达室说他们拿不出介绍信不让他们进，乘公共汽车售票员要他们买票，到处被上海人围住要和他们辩论，他们想见市委领导十分困难，等等。他们质问：“中央撤销工作队的决定，上海为什么不像北京那样贴到街上去？”他们指责上海市委“为什么把上海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上海在此之前的文化革命不算数，重新开始”，说《十六条》在上海“只剩下要文斗不要武斗”；说曹荻秋8月22日江湾体育场讲话是大毒草，他们要将其送交党中央和毛主席。等等。

　　北京红卫兵对上海文革运动的指责是以北京的运动为参照的。此时在北京的各个学校，各级党委权威不再，文革运动基本由学生掌控。而在上海，各大中学校的文革运动仍为党委或党支部控制，由党委抛出运动对象，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批判，这使他们觉得上海运动“冷冷清清”，觉得是偏离了《十六条》所提出的“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第二个发言起，红卫兵们蜂拥而上，挤满主席台，上百人手挽手；上海的工作人员一个个被赶下台，台上台下一片混乱。一些人围住曹荻秋等市委负责人，有人要曹荻秋对常溪萍问题表态；有人要上海市委立即收回“臭十条”，即市委8月24日连夜制定的“不要随便抄家”等10个“不要”；有人要在场6个市委书记依次报名字和家庭出身；还有人拿着纸要曹荻秋写出两个“上海最大的资本家”的名字，说“让我们北京红卫兵斗几个资本家给你们上海人看看！”

　　最后，红卫兵们宣布五项决议：

　　一・上海市委要在明天的《解放日报》上宣布取消修正主义的“臭十条”；

　　二・命令北京来的非“红五类”子弟滚蛋；

　　三・命令上海市委要允许上海“红五类”同学去外地串连；

　　四・组成大会临时筹委会和北京红卫兵上海联络总部；

　　五・在《解放日报》上刊登“毛泽东主义万岁”等文章。

　　晚上8点半大会结束。“他们高唱着‘造反歌’、‘鬼见愁’等歌曲，乱哄哄地将6位书记拥出了会场。”

　　北京红卫兵初试锋芒，将上海市委对他们的欢迎会，开成了他们对上海市委的批判会。曹荻秋说：“这是没有预料到的，也无这种思想准备”。曹荻秋马上于当晚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市委遭到冲击时如何开展工作，会议直开到次日凌晨。最后决定，为了防止因红卫兵冲击而无法工作的局面，将办公地点转移到别处，共三项措施：1・今后接待红卫兵只接待少数代表；2・将市委书记处搬到江南造船厂去办公；3・市委的书记们都搬到市委的一个招待所去住。曹荻秋还布置调查一些北京红卫兵们的背景，“查出是坏人，要告诉北京市委，以便整他们”。

　　但是，市委这次转移工作地点的措施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打电话来联系工作的周恩来发觉。经周批评，市委书记处只好又在一个半夜搬回康平路。这些措施以后也遭批判，说是市委为逃避红卫兵而转入地下，是抗拒文革。

　　北京红卫兵“炮轰、火烧”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没有料到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第二天，8月31日上午10时，北京101中学、北京师大一附中、北京八一学校、北京师大女附中30多个学生来到延安西路200号大声呼喊，要见上海市委领导。

　　延安西路200号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大楼，但门口没有牌子。中共大多数机关都不对外挂牌，老百姓从来不被知道共产党的机关在哪里。大多数上海市民过去只知道这里可能是大机关，但不知是何机关；直到北京红卫兵在这里引发事件后，才知道原来这里就是上海的中心枢纽中共上海市委。

　　北京红卫兵说，昨天红卫兵在文化广场宣布的五条决议市委没有执行：“10分钟之内把曹荻秋找出来，否则要动武了！”在一旁围观的上海市民上千。中午12时左右，北京红卫兵冲进机关大院。由于受到市委机关工作人员的阻拦，双方发生冲突。这后来被称为“8・31事件”。从市委一些工作人员撰写的一份传单中可以生动地感受当时的情景：

　　曹荻秋正在接见另一批北京来的学生，于是就让两名自报“我们是代表”的学生进去，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和市委常委、监委副书记秦昆立即接见他们，问有什么要求，两人不回答，只是要求门外的同学一起进来，还用拳头打宋季文。一会儿，他们退了出去，向门外喊叫：“市委不肯接见你们！”于是一部分学生向大门里面冲。在旁围观的一些上海人拦住他们不让进去，让他们有话到一边的接待室去说。争执了半个多小时，中午11时左右，天上下起了雨，市委同志十分关心他们的健康，要他们进大楼避雨。没等玻璃大门全部打开，几十个红卫兵一拥而上，一个佩戴“北京机械学院”校徽的女同学冲在最前面，用拳头击碎大门玻璃。他们冲进大楼，遇到阻拦他们的工作人员，便拳打脚踢，或者用皮带抽打。那个打碎大门玻璃的女红卫兵还举着被玻璃划破的手高喊：“上海市委干部打人！”

　　北京红卫兵也撰写了传单，现场描绘稍有不同：

　　我们先派了一人进市委大楼联系，一去不返。我们见中央领导同志，见毛主席都没这么难。8・18的大会上，我们红卫兵齐喊“我们想见毛主席”，毛主席就出来见我们了。上海架子为什么这么大，门槛这么高？我们要求派两个代表，不行！最后还是上海的革命群众使了好大劲，硬给推了进去。见到宋季文，要求接见全体代表，他只说了一句话：“没有那么大房子，不能接见”。难道这么大一个市委大楼装不下我们30多人？两个代表哭着出来把这一情况告诉我们。正下着大雨，我们下决心不见市委不回去，淋着雨齐喊：“我们要见市委！我们要见市委！”许多市委的人从窗口探出头来往下看，但没人出来。门口守卫的上海红卫兵挽着胳膊，使劲推我们，想把我们挤走。

　　30多个冲击市委办公大楼的北京学生中，绝大多数只是刚上初一、初二的14至15岁少年。他们与上海市民辩论的话题是：“真理是否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以及“怀疑一切”口号是否革命，“红色恐怖”和“血统论”是否正确。他们对上海运动最大的不满就是“上海运动冷冷清清”。就在几天前，8月23日，毛泽东还在中央会议上主张再乱他几个月。毛对各省市委无法招架红卫兵的情况不以为然，说“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8月以后的北京，一片抄家打人之风，一派“炮打”、“火烧”之势，各大中学校领导层基本瘫痪，新改组的北京市委也运行艰难，但毛在这个讲话中说：“我看北京还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

　　尽管都对上海的文革运动有看法，但相比中学生，北京一些南下大学生的观点和批判方向有所不同。来上海的中学生，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目标。他们不满意的是上海对“牛鬼蛇神”太客气，“文斗”变成“温斗”。但是，一些北京的大学红卫兵的观点有所不同。他们对血统论并不热衷，他们不满的是上海运动“没有真正开展”。前面提到的中国科技大学的“齐卫东”，他们住进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后，曾去附近学校和工厂串联。上海机器制造学校、上海海关学校、上海第二女子中学，都曾有他们活跃的身影。他们去这些学校支持和鼓励因造党委反受到压制的学生或派别。他们还去一些文艺单位串联，例如上海青年话剧团、黄浦京剧团、上海舞蹈学校等。这些单位都有因提意见而受领导压制的情况。他们支持受领导压制者，向社会呼吁。他们人数少，能量大，活动能力强，早期上海文革中的一些事件，就是他们放大至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例如青年话剧团的“刘贵琴事件”，黄浦京剧团的“孟庆钊事件”，上海舞蹈学校对芭蕾舞剧《白毛女》评价的“毒草”、“香花”之争，上海海关学校、上海机器制造学校的两派之争；被单位压制的青年报社记者游雪涛的平反，都与他们的奔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