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我正在读高一，年仅16岁的我自然是什么都不懂。但在暑假过后刚一开学的全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让我大吃一惊的场面。
在每个学期开学后都要做的例行报到注册后，我就感觉到这个学期没有了往年开学后的那种新学期新气象、师生见面热情问候笑逐颜开的氛围。我发现老师们的神情个个都那么的凝重，就连校长教导主任等校领导也不例外，当你主动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时，他们都是带答不理地应付一下，然后低头锁眉神情紧张若有所思地匆匆而过。同学们都很诧异，不知道在暑假里学校发生了什么变故。
果然，在开学典礼的会场上，气氛与往年很不一样，校领导以及老师们的讲话如何强调阶级斗争的严峻性，我噎全然不记得了，因为那时的我朦朦胧胧，根本不懂得什么阶级斗争。我只觉得会场气氛紧张，使人有一种压抑窒息的感觉。就在散会退场时，坐在会场前边讲台下边的老师们中间突然出现一阵骚乱，很多同学马上返回围了过去，我个子小什么也没看见，便从人群的下三路钻进去一看，吓了我一大跳。
原来是教过我初中语文课的秦文尧老师被打倒在地，全身哆嗦半闭半睁着眼睛，面无血色仰面躺在地上，不敢起来。我离开他一步远，我瞪大眼睛张着嘴都傻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把秦老师打倒在地？他为什么躺在那么脏的砖土地上不敢起来？他身材魁梧穿着一身很雅致的兰呢子质地的中山装（他比一般男老师注重衣着）直挺挺躺在地上。围着看的同学没有一个人敢主动上前扶他起来，这使我意识到他现在变成敌人了！我纳闷上个学期他还好好的，怎么就过了一个暑假，突然就变成人民的敌人了呢？
不久全校同学都知道了秦老师和惠老师等都变成右派了（可能还有别的我不认识的老师）。什么叫右派？我心里并不明白，只知道是坏人，可是我不明白一位很好的老师，平日对同学和蔼可亲，讲课绘声绘色，转眼之间怎么就变成坏人了呢？他在语文课上的那种与众不同的神情姿态，在这次事件之后便不由自主地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清楚地记得初中语文课中有一篇陆定一回忆长征的文章，课文名字好像就叫“老山界”，我之所以能记住这三个字就是因为秦老师在课上那独特的拉得很长的语调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老——山——界——啊！……”，而陆定一在这篇课文里说了些什么，我现在连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在我的记忆中，秦老师身材魁梧为人师表，他比其他老师似乎更注重衣着外表，从头到脚总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课上课下对待同学总是和蔼可亲温文尔雅，我从未看见过他对同学发过脾气。讲课时声音并不洪亮却表情丰富，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但他的板书字体实事求是地说并不舒展大方，这与他的外形很不匹配。总之，他是一个容易让人记住的好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好老师，在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就被打倒在地，就差“再踏上一只脚！（文革中的常用语）”了。
秦老师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个右派。
实际上我所在的这个小城市噎全面开展反右运动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有一个星期天我路过一个院落，后来知道这是一个民主党派所在地，记不得是民盟还是民革。只见院子当中散落着几张桌子和椅子，一个50多岁的瘦高个男人半躺半坐在一张椅子上，半睁半合着眼，一付精疲力尽的样子，衣服裤子上被贴满了字条。好像是刚开完批斗会，院子里虽有人走来走去，却没人理会他。我和几个孩子好奇地走近他，端详他那疲惫无力的神态。此人细皮嫩肉，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有身份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衣服裤子上贴着的那些字条中有一张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说他污蔑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得有些山区农村出现了“前露杆子，后露眼子”的现象，就是没裤子穿的意思。我当时就想这个右派可能够反动的！
然而，后来当我知道了一些山区农民的真实情况之后，这种“前露杆子，后露眼子”的现象一点也不为过。那是8年多后的 1966年6月文革爆发之后，我妹妹从一个落后的山沟沟里搞“四清”回来，她说她亲眼目睹过十三四的女孩子没裤子穿，冬天的中午光屁股晒太阳取暖。那时作为高中生的我在寒暑假里经常下乡劳动，所以了解一些农村的情况，知道了农民普遍对合作化不满，由于都是在平原富庶地区劳动，倒是没见过没裤子穿的现象。
这个民主党派右派是我见到的第二个右派。
由于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批斗打人、侮辱人格的现象，感到很震惊，一次回到家里我就随意问了父亲一句：“这次整风运动是不是又和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一样了？”父亲立刻瞪大眼睛呵斥我：“不许你在外面胡说这种话！记住了！”
其实我对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一知半解也是他告诉我的。在文革前父亲从来不曾对我说起过他的经历，记不得什么原因有一次他偶然兴致来了，说起了他1942年从榆林去延安的一小段经历。他当时在榆林地方实业银行当会计，以便隐藏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这个银行是一个公认的“灰色”单位，表面上“红”不“白”，国共两党都不介入）。1942年的一天，他受银行委派到延安去讨账，刚到延安就被延安的保安部队扣住了，禁闭在一间窑洞里审问了一天，让他老实交代入党以来的经历并要他写成书面材料。他说由于自己心里没鬼，一点也不害怕被关在这里，倒是隔壁的几间窑洞里彻夜传来拷打的惨叫声使他有些紧张不寒而栗，有哭爹叫娘的求饶声，也有疼痛难忍的哀嚎声不绝于耳，使他根本不可能睡得着觉。于是一夜没睡写了三大张“麻纸”（当时边区土产的一种纸张，比一般的纸厚一些，约40厘米见方）的交待材料。
第二天“组织”审查了了父亲的交待材料后可能认为没什么问题，就派一个叫袁任远的人给父亲谈话，让父亲返回榆林后密写汇报邓宝珊驻守榆林的城防兵力部署情况（“密写”其实就是在米汤中加入一定量的白矾后用毛笔蘸着米汤水在白纸上写，晾干了后便什么也看不见了，但在火上一烤，原来书写的东西就显现了出来）。返回榆林后父亲一共给袁任远密写汇报过三次。解放后邓宝珊起义投诚有功当了甘肃省主席，袁任远任全国政协常委。
当我再次遇到右派分子的时候已是在1959年入学北大后的课堂上了，主讲解析几何大课的老师程庆民先生是右派。我一边入神地听着他那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的讲课，一边暗暗寻思他怎么会是右派呢？这么好的一位老师怎么会是坏人呢？
程先生很年轻，也就二十八九岁，浓眉大眼，一头乌黑浓重的头发，上嘴唇蓄着短而密集的胡子，中等身材，十分健壮魁梧，胳膊很粗。讲课时神采奕奕，态度和蔼而自信，声音适中。我记得他在讲到二次曲线的标准型时说过一句话，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我每次讲到这里，在备课的时候，我都要重新推导一遍。”我心想：你这么高水平的骨干教师给我们一年级的学生讲，还用得着这么认真嘛！后来随着年纪的长大，我懂得了程先生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应该是我的榜样，事实上后来我当了老师后，謹記先生的教诲，我也是这么做的。
大概是为了增强一年级新生阶级斗争的观念吧，一次课后紧接着就开了一场批斗程先生的大会。刚一宣布大会开始就出现了让我终身难忘、至今想起来都心有余悸的一幕，几个激进分子立刻跑到讲台前程先生低头挨批站立的地方，朝着程先生的脸和头部就是一阵猛烈的扇打，发出很大的响动，程先生立刻变得脸色煞白，本能地用胳膊护住自己的头部，一阵躁动之后，这几个激进分子被拉开。同学们被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惊呆了！
多年后我与程先生成了来往较多的朋友，我问过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他说当时他不仅是党员，而且是负责学生工作的党组织领导之一。在一次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学生右派的情况时，为一个很有才气的学生张景中（现为中科院院士）被划为右派做了一些辩护，说到动情处时还落下眼泪，导致自己在1958年也被划为右派，当然还找了其它一两个理由。
程先生年轻时不仅数学功力深厚，而且在文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写的一篇小说《祭红》后改编为电影剧本拍成同名电影，我在大学阶段就看过这部电影。程先生不仅才华横溢，而且也是一个待人诚恳心地善良的人，总是惦记关怀那些目前依旧落魄的右派。有时在雨后的马路上看到一条蠕动着的蚯蚓也要弯腰把它捡起来放到树丛下或草丛里，免得被人踩死。
在文革中程先生一度差一点被枪毙掉，当时他和遇罗克被关在同一间死囚监号里，遇罗克被枪毙了是因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先生则虽“罪大恶极早该枪毙”，但“反革命集团”的深层机密还需要继续从他身上挖掘，枪毙了他担心断了线索，使他暂时躲过一劫。后“9.13”事件发生了，再后来毛死了和“四人帮”被抓了，1978年后程先生才彻底平反了。
在三年困难时期（可能是1961年），曾给一些右派摘了“帽子”，在宣布“摘帽”的大会上，那些摘了帽子的右派大多感激涕零，以为从此获得了新生，大家也都以为摘了帽子的右派这下可以彻底解脱了。谁知文革一爆发，“摘帽右派”还是右派，那个定语“摘帽”毫无作用， “地、富、反、坏、右”五位一体并列被解读为人民的敌人。
文革中为了贯彻毛主席“学工、学农、学军”的号召，我经常带着学生在工厂“学工”。在县农机厂就碰到一个从清华毕业的“摘帽右派”，在他骑车上班的途中或在工厂里相遇时，由于他从来都是目不斜视，鸭舌帽的帽檐压得很低直到眼镜框上边，看见我也当没看见，几次我想主动与他打招呼都没能成功，我猜想他肯定是认清了我的“臭老九”身份，以免除“臭味相投”的嫌疑。但他和工人师傅的关系极为融洽，没有一个师傅不夸奖他的（在这里为年轻人稍許解释一下“臭老九”的来历：文革中把坏人分为九大类，知识分子位列最后第九类简称“臭老九”，前面的八类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
这个厂有一个电工师傅，平日口无遮拦什么话都敢讲，上班吊儿郎当东走走西逛逛，随着他那两条大长腿迈出的悠闲的四方步，系在腰间的、插满电工工具的工具皮带吊在屁股后面也随着迈步的节奏一摆一摆的。时不时地边走边唱几句当时盛行的革命样板戏，一次他唱“红灯记”中李玉和被捕后李奶奶劝慰李铁梅的一段唱词：“……（我说）铁梅呀！你莫悲伤，你要坚强！……”其中“我说”这两个字原本在唱词中是没有的，纯粹是他按照自己的习惯信口加进去的。
一次工间休息时，他走到我和我的学生们的面前，大发感慨，冲着我们和很多工人师傅大声说：“什么你的领导干部下放到班组生产第一线与工人同甘苦，什么你的知识分子劳动化不怕脏不怕累和工人师傅打成一片，我看全他妈都是瞎掰！真正不怕苦不怕累和我们工人阶级打成一片的我就只看见过一个人，就是这个右派！！”他用手指着坐在一边的那个从清华毕业的右派。这种话在那个年代也只有他这样出身好的工人阶级才敢说，若换成一个“臭老九”肯定会被揪出来开大会批斗。
后来随着我的工作调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接触到的右派也就越来越多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命运悲惨经历坎坷，但一般都不愿意谈及过去划为右派的往事，即使是1978年全面平反后也是如此，大概是昔日“翻案嫌疑”的教训刻骨铭心，噎习惯成自然了。
按说平反之后就应该与其他人没有区别了，不再是过去那种连小孩子都可以随便欺辱的“人下人”的地位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众所周知，打成右派的人往往都是些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又往往都是极具才华不同凡响的人，但在平反之后处于压抑状态者居多。
和我一个教研室的平反右派来向荣先生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毕业于北大数学力学系，在专业方面发表了70多篇论文。他还在文学方面十分见长，在文学史、诗词格律、红学研究等方面不断有自己独特的著述发表，然而直到退休也只给了一个副教授的职称。我想这决不是个例，恐怕是普遍现象。究其原因道理其实十分浅显，也是由“中国特色”决定的。
就以我的这位学长来先生为例来说。掌了权的现任领导班子是在权利角逐的明争暗斗中，依靠了上级校领导中的某个“靠山”和下边一些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基本群众”才战胜了作为对立面的原领导班子取而代之的。来先生作为经历了几十年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自然非常明白自己既不能反对这一边也不能拥护那一边，哪一边都惹不起，因为在中国“世事难料”，上午还阳光明媚，到了下午备不住就电闪雷鸣。到了论功行赏的阶段，那些“基本群众”的职称还摆不平呢，谁还会去顾及来先生这种人！但来先生视名利如烟云，我敢肯定地说他从内心深处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他只在乎如何战胜脑血栓带给自己半身行动不便的困难，使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出版更多的研究著述。
如果以为1957年反右运动中落难的右派们的经历都是如我上述这般情形，那可就大错特错了！道理很简单，我上面的描述根本不是他们苦沫历的全部或大部，仅仅是我这个“局外人”极其狭窄视野中的一瞥而已。更主要的是我能看见的都是存活下来的，要知道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右派熬不过那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残酷无情的迫害，早早就毙命了。
1978年以后，胡耀邦排除来自上下各方面的阻挠，力挺给所有右派平反，才使几乎所有的右派们真正重见天日。右派“黑匣子”打开之后，暴露出来的真相足以使人们惊出一身冷汗。
我自然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那些噎广为人知的触目惊心的资料，我只想说一件最让我震撼使我大彻大悟的事件。
在甘肃酒泉地区有一片广袤的荒无人烟的沙滩地，在其深处有个地方叫夹边沟，1958年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右派劳改农场，发配到这里劳改的右派主要都是甘肃省各地区的。初到夹边沟的右派有三千多，到1961年底搬迁时，只有三百多不到四百名奄奄一息的右派算是活着离开夹边沟的，近90%的右派饿死在那里了。当时甘肃的第一把手张忠良与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以及四川的李井泉等是最为毛泽东赏识的几员干将，所以这几个省当年的大饥荒到来得比其他省要早而且最为严重。
在夹边沟劳改的右派们为了抵挡难耐的饥饿，什么都敢吃，结果有中毒死的，有吃下去不能消化也拉不出来而憋死的。起初死了人，活着的人还挣扎着把死者埋得深一些免得大风一吹暴尸野外。后来埋死人的力气也没有了，把死人拉到低洼一些的地方了事，再后来还出现把内脏挖出来煮着吃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情况。
当我看到来自夹边沟的照片上有人头骷髅和大腿骨一半埋在沙土里一半裸露在外边、旁边还挂有随风摇曳着的烂衣服布条时，再联想到上述人相食的情况，我被震撼了！我想了很多很多……
首先想到的是这些冤死了的右派们的白骨肯定是永远地留在这儿了，他们的亲属想来认领也无法认领了。那么当年的这些右派当他们从一个活人变成一堆白骨的时候，我在干什么着呢？我在想什么着呢？
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58－1959年，那时我可能正在语文课上学杜甫的名篇“兵车行”，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老师说封建帝王为了扩展疆土穷兵黩武，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连年征战，在边陲“青海头”一带留下无数征战将士们的尸骨。老师还说那些尸骨的鬼魂怨声载道，想家又回不了家，只有在阴雨连绵的时候才能哭诉自己的怨气发出“啾啾！啾啾！”的哭声，他还强调鬼与人的哭泣声是完全不一样的！至今我还记得老师在讲到这里时，向前伸着头撅着嘴模仿鬼哭泣“啾啾！啾啾！”的样子
我那时所能想到的只会是封建帝王独裁专制的可恶，他们自己在高墙围着的皇宫里整日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从来不拿老百姓的命当命，当然“青海头”的白骨无人收就是很正常的事了！这都是一千多年以前的事了！一千多年以后的现在，应该说没有了封建帝王的独裁专制骄奢淫逸了吧！谁都听说过“人民当家作主了”吧！都说摆在年轻人面前的道路如花似锦，正如那个时候的一首歌所唱的那样：“嗨哎……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哎！幸福又愉快哎！嗨哎……一切前进的门和路都为我们开哎哎，一切前进的门和路都为我们开哎！”年轻人无不为自己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阳光雨露的幸福年代而倍感自豪。
由于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在学到“兵车行”这篇课文时，怎么也不可能想象的到此时此刻就在离开“青海头”不远的甘肃夹边沟那里的劳改右派的白骨，犹如一千多年前的“青海头”那里一样依然还是无人收啊！我也想不到在夹边沟那些无人收的白骨中，其中就有傅作义的弟弟，在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后，为了报效祖国，学成归国后落户大西北甘肃，他耿直的性格使他在1957年获罪于领导被划为右派送去夹边沟劳改，很快就死在了那里。在这位年轻的莘莘学子面前，连一条“前进的门和路”都没有为他张开啊！
据噎公开的资料显示1957年反右运动划了三百多万右派，与当时六亿人口的总数相比，比例自然很小，但是受到株连的人数则是右派人数的十几倍乃至几十倍。
我记得在中学历史课上，当讲到红军从长征前的三十来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万把人时，老师说这万把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华”。我倒是觉得那三百万右派中的绝大多数更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华，比如他们之中的林昭和顾准等人都可称之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可惜他们过世太早，再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使得他们的思想还不可能为多数人所了解。
至于“反右运动”对此后中国社会急剧膨胀的个人崇拜和朝着“极左”疯狂演变所起的恶劣作用，那是你怎么估计也不会为过的！
我们还是把时针重新再拨回到现在吧！看看那些多如牛毛的贪官污吏以及“官二代”、“红二代”中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吧，他们把成千上万亿非法占有的资产秘密转移到国外，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怀中还揣着一本他们整天谩骂着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护照或者绿卡。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明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国家噎不抱有任何希望了，这真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一种绝好的讽刺！
没有人统计过目前尚存活着的右派还有多少，我猜测90%以上的右派噎不在人世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活着的都早已年过古稀，多数已到耄耋之年。他们悲惨的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宋美龄、张学良那样长寿，也不会像钱学森、季羡林那样进入老年后可以长年住在医院里享受着特殊的医疗照顾。毫无疑问，再过二十多年右派将要从中华大地上绝迹了！
不是听人说“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嘛！还不赶快抢救这些右派老人还在等什么呢？反之，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作为，若干年后等到右派绝迹之后，到那时当年轻人读到关于反右运动的记述时，可能就像我读“兵车行”时的感觉一样，那不过是一个与现实毫无关联的遥远的故事罢了！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一个“局外人”眼中的“反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