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呼喊你们大家的名字

一九八八年，苏联还是乍暖还寒的时候，苏联人发起了一场勇敢的“纪念碑”运动，点名批判斯大林，其中有一块高举的标语，要求给斯大林时代的死者寻求公道，标语借用了一个异议诗人的诗句：“我想呼喊你们大家的名字。”数天后，戈尔巴乔夫竟然在苏共大会结束前说：“斯大林时代受难者的纪念碑必须建造。” 最后，苏联终于解体。我不知道纪念碑最终有没有兴建，但是，苏联就是一座历史纪念碑，纪念着恐怖统治下痛苦的灵魂。同样地，中共建国，我们也发生了一场历史的大悲剧，即使在文革的杀戮后，还有着八九民运青年学生的牺牲和鲜血。

像黑色纪念碑一样沉重

噎是第十年的清明节了(按：此文写于1999年），让我像苏联的异议者一样，举起心中的一条挥之不去的标语：我想呼喊你们大家的名字。在丁子霖所搜寻的“六四受难者名册”中，这些名字仍然像黑色纪念碑一样沉重：

吕鹏，9岁，小学生。被戒严部队射中胸部，当场死亡。

蒋捷连，17岁，中学生。独子。在木樨地中弹穿胸而死。

叶伟航，19岁，中学生。海军总医院第一号无名尸，右肩右胸及后脑中弹身亡。

萧杰，19岁，大学生。独子。逾红色警戒线，戒严部队喝令未从，子弹穿胸而死。

董晓军，19岁，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中，排尾被坦克压死，尸体碾碎。

王培文，21岁，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中，排头被坦克轧死，尸体轧碎。

钟庆，21岁，大学生。头部中弹，打掉半个脸，从衣袋钥匙才能辨明身分。

钱辉，21岁，大学生。被坦克击破膀胱及大腿动脉，还说“当心！”血流一百米而死。

吴国锋，22岁，大学生。独子。四川某偏远县唯一的大学生。死后火化，父母领回骨灰。

田道民，22岁，大学生。家境贫寒。刚做完毕业论文，被坦克碾死。同学每年各捐十元给其父母。

何洁，22岁，研究生。公认为神童，十五岁入清华大学，头部中弹亡。

刘弘，24岁，大学生。腹部中弹，肠子流出，被同学塞回，死于同学怀中。

刘景华，30岁，工人。夫妇均中弹，孩子送老家抚养。

宋晓明，32岁，工人。军车子弹穿透大腿动脉，持枪军人命令不准抢救及输血而亡。

周永齐，32岁，工人。子弹从左侧胸射入右肺穿出而亡，遇难时妻刚分娩１５天。

还有数不清的无名青年

这十五个青年人，都是在六四的晚上，为中国的民主运动而牺牲的。在丁子霖的名册里，这样的死者便有九十六人，还不包括那些横死街头的无名青年。六四至今噎十年，他们的名字，没有花环，没有纪念碑。在这被人淡忘的历史里，我仍然想大声地呼喊你们大家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