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赤祸洪潮吞噬了中国
第十六章
战争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问题从开始便有许多误说及争论。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共产党是有计划这样做的。
蒋委员长的真正的目的是全国统一。这是他一向的目的，到了自由中国台湾，他的目的仍是如此。但是在我从中共区逃出的两年间，我曾旅行于东南亚，欧洲和美国，共产党宣传的成就，使我颇觉惊骇，他们攻击蒋委员长是反对国家统一的。甚至到了一九五一年八月四日罗斯福夫人还在她的专栏里写称：
“因为蒋介石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政府，共产党才能够扩展强大而完全攫取过中国。其他在政府中噎有共产党参加的国家都生存得很好…”
这自然是和当代历史事实不合的，但我愿就我自己的经验和见闻直接加以叙述。一九四○年我曾看到太行山共产党大规模施用的军事阴谋。他们有计划地消灭了六万众的三军国军，但却不去袭击五十哩外的两万名日本军主力。
每当我读到蒋介石“未能”建立一个“统一政府”而使共产党攫取到中国一语时，或当我听到其他的邪恶谎言攻击蒋委员长一意对抗中国共产党而不抗日的时候．我便希望所有那些不明真像或遭受朦骗的人们，应该到中共占领的中国乡村里住一下，亲眼看看他们的行为；或者应该同我一起作那一次穿过三省，历程一千二百哩，登山涉水，骑脚踏车或徒步的六周旅行，沿途并须躲避日本和共产党的战线。那时他们也许会看出，二十五年来中国之未能统一，全由于共产党少数党坚持着要在国内自己单独组织政府及拥有私人军队。坚持这个问题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政府。世界上任何一个自尊的政府，都不会允许一个少数党团体对自家权势作如此的轻侮。林肯曾经勇敢地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并使美国从事内战以维持联邦在宪法下的统一。
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的纷争，到一九四○年及一九四一年间爆发，其间背景可以加以简单叙述。前此我曾经谈到在那些环境和压力下蒋委员长接受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战线，及共产党之如何发布秘密命令不守誓言，此间我愿再叙述一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初期的几件重大事件。
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与共产党从事调解以谋全国统一。并特别规定如下的调解的条件：（一）取消共军编成国军；（二）解散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他类似的分裂组织；（三）共产党停止宣传，并接受三民主义；（四）停止阶级斗争。
这些条件都经共产党“欣然”接受，政府也认为共产党有此诚意。
七个月后，一九三八年四月，军事改组开始。朱德与彭德怀所统率的八路军，改编成中国国军第十八集团军派驻第二战区，在山西北部对日作战。
一九四○年共军又增编一个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在南京及武汉地区对日军作游击战。总计当时十八集团军兵力为四万五千，新四军兵力为一万。
最有趣的事是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吕正操曾约我作一位共军将领。他向我提出这项请求已非一次。他常这样说：“我们会获到胜利，你最好加入我们这一方面。”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蒋委员长坦白地告诉周恩来说，他希望共产党的两个军都听从政府命令。他声称政府必能坚定保持对所有军队的公正态度，如果共产党接受并执行政府命令，他们的军队便会接受到与其他部队的同样待遇。但他又指明，他对共产党之坚持要求自主，不能容忍。
当安徽的新四军违背了誓言，侵入政府军队的战区内时，首次的纷争便发生了。这次事件发生在一九四○年一月，刚好在新四军改组完成之后。后来据新四军的官员们说，新四军根本不想服从委员长的命令，而只打算扩充共产党的控制区。共军和政府军的冲突造成了一项危机。政府为了维持军纪计，只有采取唯一措施──解散抗命的军队并逮捕叶挺。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试观察新四军在这一年里的行动，可以看出他们完全藐视誓言，并利用与政府的合作来扩张势力。新四军在一年前整编时仅有五千人。后来以偷袭国军及强迫国军兵士加入共军的方法，半年后人数扩充三倍。它便利用这些残暴不法的军队来扩充新控制区。强征人力以协助新控制区的扩展，一向是共产党的主要目的。
但是蒋委员长不愿意把中国的叛逆事件传到国外。他认为这是一项纯粹的国内问题，如果在国外广泛讨论或刊载起来的时候，便有失全中自的体面。因此这项消息就未予发布。
共产党晓得所有外国特派员一定噎获晓这项消息，便先声夺人发表出他们自己的新闻。以后政府再做解释时，自然要受到怀疑心理的判断了。共产党在宣传上很有技巧，他们老早便计划好他们的策略，若干年来一直在发动宣传，赢取到外国特派员的友谊，邀请外人到延安参观，并且周密地布置好参观路线。他们优渥地接待着这些作家和观察家，安排起极有利的环境，等报道刊载出以后，自然是对他们有利的。
特派员们参观的路线都经过审慎地检查，一切都经过极小心的安排。尘土扫在地毯下面，院子收拾得很整齐，访问人员所看到听到的东西，都是共产党希望他们所看到听到的东西。
一九三八年当哈都翰逊在吕正橾的导游人陪同到安国参观的时候，我曾告诉他说：在被保护下旅行中共区，你所听到的“是”便是“非”，“黑”就是“红”；中共区内的外国人，还很少有机会能对参观的外国人讲这样话。
共产党早已预想到新四军的叛逆行为会要摊牌，并确信外国的舆论会相信共产党的军队乃是恶劣待遇与不公平歧视下的牺牲者。更不幸地是若干思想左倾的特派员竟从表面上判断共产党的报道，而予以扩大发布──特别是在美国如此。
但是国民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的对付措施，它所发布的新闻太少也太晚。如果关于新四军阴谋叛逆的证明文件在未发动前便为政府获到的话，那样便可以使世界舆论相信是共产党不服指挥了。在实际上从新四军被俘领袖身上所获到的阴谋证据，也未曾公布。
国民政府的新闻发布政策，此后一直没有什么重大改变，遇事保持沉默的态度使共产党占了多少便宜。他们不停地撒谎，侮辱，他们认为只要谎撒得大，继续的时间长，人们便会相信那是事实。
任何人如果不晓得共产党毒恶的叛国叛民阴谋，便不必多谈中国统一，也不必不负责任地归咎政府。这不是什么神圣“革命”，而是无政府主义。
我亲眼看到共产党的阴谋，处处在打击政府的忍耐。共产党的各种威胁，迫使得蒋委员长解散新四军并俘虏叶挺。
这里再让我转过笔来叙述另一件事。
一九四○年二月我涉险到中国自由地区去会晤雷鸣远神父。那时他正在军队里服务，领导圣约翰耶稣兄弟会作救护伤兵工作。我只晓得雷神父和部队驻防的大概地区，中间必须通过共军所控制的地带。那时候日本军队控制着铁路线，我无法搭乘火车，因为日本人把我看成是亲中国份子，禁止我坐火车到任何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不会发给我通行证或护照。
我只好和我的同伴安逊尼拟好一条纡回前往的路线，躲开日本军队所占领的村庄，向着西南方以顺德县波兰教会为第一个目的地。我相信我可以骑脚踏车直到顺德。后来由事实证明，我这项计划是完全对了。
第一天出发我仅走了一百华里。因为沿途我必须停下来受几次逮捕和盘问，所以只走了这一些路程。那时共产党所控制的乡村地区都实行戒严，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旅行。纵使持有共产党特别通行证的村民，也无法超过他所住的村庄辖区。
共产党的旅行限制很严，他们建起一层层的竹幕，限制人民往来各区。一个共产党员可以随意行动，非共产党员则寸步难行。非共产党员旅行时须向当地共产党当局请领通行证，活动地区，最多不过包括十几个村庄。到邻近村庄旅行可以由当地共产党当局准许。但到另一区旅行中间经过十几个村庄时，便须由这两区的负责委员签发通行证。如果旅行地区达到几个区所辖的六十个村庄时，便须由更高的负责当局签发通行证。
一般的农民，自然找不到这六十个乡村中共产党官员的所在地，即使较富有的农民也无法做到这一点。领取通行证全靠一个人的机警和幸运，因为这制度的本身不仅要限制区内各村间的旅行，并且要取消到区界外的旅行。共产党冷面无情地审核通行证。通行证的类别很多，“村庄通行证”，“区通行证”，“县通行证”，“省通行证”，“政府通行证”等，必须找到区，县，省或政府的共产党官员签发。
我在当晚抵达赵家庄之前，曾经被捕两次。我身上带着一张普通通行证，虽不是特别通行证但总比村庄通行证好一些，结果都能获准通行。
还有一次我的脚踏车几乎被击坏。如果脚踏车坏了，那才真正苦事。事情发生在一个村庄的进口处，共产党在那里派几个儿童作哨兵。这些是在儿童队里服务的“小鬼”，供乡村地区下级共产党员的差遗。这些孩子带着短棍把在村口，骑车的过路人如果在命令“站住”之后未能迅速停车时，他们便会用棍子向车轮打去。幸亏我从车子上跳下得很快，车子没被弄毁。
这些小孩子们向我问口令，并且叫我高声读出附近庙墙上的三个大字。共产党这项新政策有几点目的，村口上贴的三个大字每天更换一次。这些“小鬼”们有很大的权力，执行命令时很粗野，他们比那些每天通行此地的目不识丁的农民，总多有些知识，在这一点上，他们有权力命令比他们年岁大的人。他们对那些不识字的男女加以嘲笑，把他们留在那里，强迫他们反覆诵读那几个字，直到认清记熟为止。这种强迫“教育”是共产党训练中的一部，以期使农人至少能认识共产党的标语。并且也可以使儿童们染上狂妄目无长上的心情。
每一次我被这些共产党小鬼捉住的时候，他们便由一个人陪我到村庄里的共产党总部。每一次我都须反覆解释我的身份，说明我旅行的使命和目的地。走出村口的时候，我还须拿出通行证，答出口令。由于沿途的耽搁，无怪从清晨动身到夜晚十一时才走出一百华里。（约合三十英里）
第二天，我走到了刘家庄，这是我教区内的天主教村庄。我们曾在这里设立一间中学，一个孤儿院，一所教堂和教士住宅。
几天以前，日军曾侵入这带地区，共产党在学校里架起机关枪抵抗，使日本军炮火集中到这一带建筑物，死伤许多村民。这又是共产党假借“抗战”为名而残害老百姓的狂暴手段。
日本人采取报复手段焚毁教堂，若干村民又在救火中丧失性命。我尽量协助村民处理了些紧急工作，在次日天未破晓前动身。
第三天我抵达唐村，停留两天再向卞村出发。唐村和卞村之间是一带无人地区。日军驻防在靠近铁路的一旁，共产党据守铁路另一旁，中间条地带最为危险，土匪出没无常，目无法纪，时有劫掠发生。
唐村的人警告我小心，告诉我不会安全地通过这块匪区，他们会劫去我的脚踏车，甚至把我杀掉，但是我必须走，最后，一位村民承认他认识那位土匪头，他会请他保护我。他自言自语地走了出去，随后带进一个青年小夥子，推着一部脚踏车。
那位村民告诉我说，这年轻人作我的向导，我必须听他的指示。我们一起出发了，骑着车走向村外的大道，许多农夫都荷着枪在田里做工。
约摸走到离卞村还有一半的路程，也正是匪区的中间，我们走近一个极小的村庄。一位面貌和善的老人，两只手各提着一个鸟笼子缓缓地向我们走来。看样子他是走出来溜百灵鸟。当他走近我们面前，我那位向导赶忙从车上跳下，我也随着下车。那位青年小夥子向老人叩头，讲话极为恭谨。我也鞠躬表示敬意。
那位老人打着招呼欢迎我们，和霭地对我讲话，请我到他家里休息一下喝杯茶再赶路，我向他致谢并表示歉意，说明我必须赶路要紧。他笑了笑点首告别，悠然地溜着百灵鸟，真像一位中国的老哲学家一样。我们踏上脚踏车，穿过村庄再向大道驰去。走出村庄后，我那位向导转过头来对我说：
“刚才那位就是土匪头”。
“那个溜百灵鸟的老人？”我惊异地问他。
“正是他”。他回答着说。
我惊愕得讲不出话来，没法把那位态度和霭如此喜欢百灵鸟的老人，和一般态度凶暴满面髭髯的土匪头相对比，这样的老人竟受着日本人，中国人甚至共产党的敬畏。我一路上想着这件怪事，直到和那位向导分子告别的时候还在百思不得其解。
以后我又继续走了几天，沿途没遇到事故。我走近顺德城了。顺德是一个大县城，城里面有一个大波兰教会，附设一所医院，院长是森尼维兹神父。他是一位医学博士，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军医。战后返国时，夫人噎逝世了。他把女儿交给修女照顾，自己专心从事于眼科工作。不久他对宗教发生兴趣，把家眷安排好以后，做了教士加入芬逊特教会。以教士身分，他不能在波兰行医，但芬逊特教会于一九三○年在中国开办了一个教会，于是他便来到中国开设一所眼科医院。
我到中国不久便认识了森尼维兹神父，并由他那里得到许多技术的援助。河北省人口总计有三千二百万，在经济上无法自给。若干人都移到东北或蒙古，否则便须在家乡渡着极贫苦的生活。因此，改进中国经济及提高生活程度便成为主教和我所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国人民晓得我们的诚心和用意，教会不仅完全从事于宣扬福音，并同样关切人民的物质幸福。我们开设学校，并训练中国人改进他们的农业方法。但是健康问题乃是一项极追切的问题，于是我开始集中力量，做些改进卫生情况的工作。
一九三二年，我在安国县开设第一所小施药所。我送许多教堂里的青年男女到顺德森尼维兹神父处受训。他每年收六名男教友和六名女修士。一批受训回来从事服务后，我便再送一批去受训。森神父的条件是他们必须为穷人服务。他们不仅学习眼科，并学习小儿科，及中国所最流行的其他疾病。我们对老百姓解释我们施诊的原则，穷人免费，富人付钱。
我们这十几个人竟完成了许多大小的奇迹。一九三七年他们曾医治过五万病人。这是一段非常期间，因为战火噎燃到安国，我们曾经救治了许多伤兵。
这时候我不再追想以往了。眼前就摆着一个现实问题，我怎样走进城门。我把脚踏车和衣服书籍的小包藏在城外，在一个小教堂里洗了洗脸，一点行李不带步行走向城门。一位中国人和我同行，向守城门的日本兵证明我是当地教士。守门兵上误认为我是一位城里的波兰教会神父，这倒正合我的希望。他放我进入城门，我迳直跑到森神父那里。我现在噎走出三百多英里，噎接近太行山。雷鸣远神父就在山里某地，我必须在顺德打听好他的确切行踪。但是共产党军队也都布满太行山里。当穿行他们所认为是自己领域的太行山时，我必须找出些使他们满意的理由。自然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去找雷鸣远神父和他的野战病院和国军。
但是我并不是毫无准备的。在我离开安国之前，我便传出消息说是要到顺德的一个著名眼科医院去医眼病。事实也是对的，我希望森神父能替我检验一下目光，并给我磨一副新镜片。但是我必须有一个极显着的就医理由，以通过共产党的盘问。
森神父正好能替我造出这样一个理由。他从我的臂上静脉里抽出一点血，注射在脸皮上，我的眼睛立刻变得通红，真好像是一个害眼病就要双目失明的人一样。
这次的注射效果，一直延长到我完成了目的──会到雷鸣远神父──再返回安国以后。这次的注射，甚至把眼球虹彩的蓝色都弄得血红，朋友看见吃惊，敌人看见也吓一跳。我们随便走到那里，安逊尼“作得更像煞有介事”。他搀着我，领着我，真好像我瞎了一半，他并且告诉人们远远躲开，以免传染上那样可怕的眼病。
有许多次，共产党哨兵检查我通行证的时候，都把我远远推到不致传染上的距离，并且骂道，“老暴发火眼，快滚开。”我听到后不觉心中暗笑。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雷震远神父回忆录：内在的敌人(16) 战争的序幕